田畴最后的守望者

母亲在秋天的一个早晨离开了人世，带着她失去土地的遗憾抑郁而终。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可是，母亲又不像农民。农民是要懂农业生产的，我母亲连最基本的插秧、栽菜，薅、刨、点种之类的农活，都不在行，宛然一个生在农村的大家闺秀。

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外公外婆。听母亲说，外公是个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所以家庭比较富裕。母亲在家是老大，又是闺女，长得漂亮，外公外婆视如掌上明珠，舍不得让她去干农活。长到17岁左右，母亲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同村的父亲。听说那时候的父亲人品好又能干，最重要的是父亲有文化，还是吃公家饭的。

爷爷和外公都是同村人，又是合得来的老朋友，大家都知根知底，两家孩子也是看着长大的。两个老朋友一合计，就把父亲和母亲结为一对。

父母的结合算是门当户对，父亲对外公外婆非常孝顺，结婚伊始，父母感情特别好。听母亲说，那时候，父亲每天回家都会温柔地问问母亲：“小陈，我回来了，你今天累吗？”母亲每次回忆起那段温馨甜蜜的时光，脸上就透出红霞，那也是母亲最幸福的岁月吧。

父亲说，20世纪50年代末期，自然灾害非常严重，全国都闹饥荒，饿死很多人。年幼的哥哥只能喝点稀粥，饿得黄皮寡瘦，差点就被饿死。父亲在城里上班，母亲一个人在农村既要带孩子，又要到公社去种地。从小就体单力薄的母亲哪里吃得了这样的苦。身体又弱，干不了太重的活，挣的工分仅仅相当于一个半大孩子。瘦小的母亲纵使用全部力气，也如不得那些牛高马大的妇女。每到分工分时，母亲总会难过地哭一场。母亲挑半斗箩粮食都挣得满脸通红，汗水把脸浸得像泼过水一样，很轻的东西都要停下来歇几次才能到达目的地。

母亲特别羡慕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说他们家有再多的活都不愁。看到长得高大魁梧的男孩子，母亲就特别羡慕，夸人家母亲有福气。

母亲饿了的时候，喜欢用红糖水泡饭吃，他说，糖水泡饭精神恢复得快。幸好家里随时都备有红糖，村里很多人家，连红糖也买不起，经常有人到我们家来借红糖，借盐，借茶。知道母亲喜欢吃糖，工作以后，我每次回家都会买些红糖和冰糖给母亲。母亲总会说，别买了，家里还多得很。

母亲在合作社干活受人排挤。她想，好好干也只得最少的工分，何不就真的少干点，慢慢就养成怠工的脾气。再后来母亲养成了做任何事情都“磨洋工”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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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做事特别慢。秋日阳光正好，母亲在阳台上拣豆子，一拣就是一整个下午。拣豆子无非就是把红豆里的瘪的和发霉的拣出来扔了，几斤豆子十多分钟就可以拣完的，母亲要拣一个下午。

一甑包谷饭母亲要蒸一下午。经常看母亲把土砂锅放在火上，舀上半锅水，把甑子放在锅里煨着水，准备蒸饭。那时烧的是明火，火力特别小，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才能把半锅水煨开。每次水都煨得翻滚，空甑子里直冒白气，母亲的包谷面还没有拌好。虽然拌包谷面非常简单，只要在干燥的包谷面里洒点水，搁三五分钟，水浸透包谷面就可以和均匀，把少量疙瘩弄碎装进甑子里蒸。但是，母亲每次和包谷面都要一个小时以上，每次都是空甑子蒸很久了，才把面慢吞吞地一勺一勺装进甑子里去。蒸大约半小时，又要把包谷面倒在簸箩里，弄碎，再洒一次水，等水基本浸进面里，搅拌均匀，把少量面疙瘩擂碎，再装进甑子里去蒸。等闻不到生包谷面的味道，就说明饭蒸熟了。这样的工序换做别人，一个小时就足够蒸好一甑饭，而我母亲，最少也要两个半到三个多小时。反正是中午饭后就开始蒸，一整个下午都只为蒸一甑包谷饭。

母亲是慢工出细活，蒸出来的苞包谷饭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最好吃的。嫂子医院里那些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同事，不顾一路的黄灰，一到周末就骑着她们崭新的女式凤凰单车来我家，专门来吃母亲蒸的包谷饭。她们来了会去揭开甑盖看，如果里面蒸的是米饭，就会要求母亲重新蒸包谷饭给她们吃。本来那种年代，用米饭招待客人是最高礼仪。淳朴的母亲，为了把客人招待好，只好把米饭倒出来，换蒸包谷饭。看着那些大姐姐边狼吞虎咽地吃，边夸味道好极了，母亲都会说：“喜欢吃就尽管来，别的没有，苞谷饭随你们吃”。嫂子的同事美美地饱餐后，戴上她们的护士帽，骑上她们的凤凰单车，沿着门前弯曲的小路，顺着黄灰漫天的马路，消失在黄昏里。

看到那么多城里美女来我们家玩，邻居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母亲把客人送出老远，脸上一直露出满足和自豪的微笑。

能吃上母亲蒸的包谷饭也算一大幸事。我的几个朋友去我家吃过一次母亲蒸的包谷饭，至今谈起来都还在流着口水夸那是他们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包谷饭。要是母亲还在世，可以开个“陈式包谷饭庄”也许可以成为百年老字号。不过，我还是希望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更好，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为一大家子蒸那么费力费时的包谷饭。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我家因为人多，每人一亩三分地，加上自留地和宅基地，大概有十亩左右。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母亲很高兴也很难过。高兴的是有了自己的土地，想吃啥就种啥，难过的是我们家除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其他全都是女孩，几姊妹又全都在上学，家里根本没有劳动力。母亲除了缺劳力，还是一个不怎么懂农事的人。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父亲在操持。父亲除了要上班，还要管理和操持家里的农事，真是辛苦。幸亏父亲上班是坐办公室，工作很清闲，不然怎么承受得了那么多繁重的劳动。

我们七姊妹除了大姐没有上过一天学，十四岁就进工厂上班挣钱贴补家用，其他姊妹全部都在上学。大姐虽然不识字，却心灵手巧。村里很多人都请大姐帮他们裁剪衣服，织毛衣。我们几姊妹的衣服、裤子、鞋子等穿的，都是大姐用缝纫机给我们做的。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有一台“敦煌”牌缝纫机。除了母亲和二姐，我们个个都会踩缝纫机。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趁空学踩缝纫机，刚开始不会踩，用力不均就会踩反，一踩反，机器反着转，针就会断，爸爸发现了就要骂死我们。可是大姐不会骂，总是耐心地反复教我们，几岁的我就学会了踩缝纫机。再后来我们都学会了裁剪短裤、包包、裤子之类的。我自己买花布做短裤，大人不要的外裤也被我改小了穿，有零碎布料时，我就会拿来缝沙包，做小布袋。

我个子最小，大姐经常把做大人衣服剩的短节布给我拼接衣服、鞋子等。小朋友们看我经常都穿新衣新鞋，羡慕地说我像城里人。因为只有城里人的衣服才是用机器做的，农村人的衣服都是自己手工缝制的。而且城里人很少穿有补丁的衣服，农村人穿的衣服都是打过很多补丁的。我穿的不但很少有补丁，而且还经常换新的。其他小伙伴都是要过年才有新衣服、新鞋子穿。而我，随时都在过年，这还得感谢我有个聪明能干的大姐。

我读一二年级时，学校就在家背后，老师是个漂亮的女教师，和我大姐是朋友，偶尔会来我家请大姐帮她缝纫东西，大姐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不管是邻居还是亲戚，只要人家有求，她就必应。大姐不识字，却会看裁剪衣服的图纸。我上完小学去看裁剪衣服的图纸都没有看懂。后来我才知道，大姐的裁缝手艺是城里一个当裁缝的亲戚教的。

母亲说，后悔没有让大姐去读书，如果大姐有机会上学，一定比我们都强。我也觉得要是大姐识字，一定更聪明能干。好在大姐的儿子天生读书学习就好，这也弥补了她没有读书的遗憾。

大姐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帮父母挑起家里的重担。父亲觉得愧对大姐，经常交代我们说：“大姐因为要帮助家里挣钱贴补家用，没有读过一天书，你们以后有出息了要对大姐多加照顾，别忘本。”我们都会告诉父亲，我们不会忘了大姐的好，等我们长大了也给大姐买吃的和穿的。如今，大姐已经当了外婆和奶奶，待在家带孙子。我们也没有忘记大姐对家的贡献，对大姐一家很关照。

父亲下班去地里干活总要换上专门干粗活穿的裤子。那裤子的臀部和膝盖都打了圆形的补丁，那补丁是父亲自己打的，邻居都夸父亲有本事，打得出这么圆的补丁，据说那补丁越圆缝补水平越高。

除了大姐，我们几姊妹全部都在上学，家里的土地，靠母亲一个人是没有能力耕种的。父亲每天下班回家把单车一放就到地里干活，或挖地，或栽菜，或浇水，样样都干得很出色。周末，城里的孩子是休息，而我们农村孩子却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们家的农活全都放在周末做。种洋芋呀、种包谷、插秧、收割等农活都是等周末几姊妹放假回家，爸爸也不上班，请上一些关系好的亲戚和邻居帮忙，按节气把该种的包谷、洋芋种上，该插的秧插上，剩下的零碎活就由母亲一个人打理。

从周一到周六，白天都是母亲一个人在家。放学时，我们回到家就会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挑水、洗菜、喂猪、喂鸡，等等。

有几年我们家还喂过一头大水牛，弟弟放学就拉牛出去饮水或吃草。水牛一不高兴就会用它弯成半圆的大角来顶人，我不仅怕它还恨它。弟弟天天拉水牛出去放，从田埂上过，偶尔水牛会去啃人家的秧苗，害得人家追到家里来骂弟弟，要叫父母赔他家的损失。为此，弟弟没有少挨骂挨打。最可恨的是，弟弟放牛时骑在牛背上玩，被牛使性子甩下来，把手臂都摔骨折了，父母可能是没有钱或者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没有带弟弟去看医生。后来弟弟那只手臂没有完全恢复好，长得有点变形。我心疼老实的弟弟，对水牛心生厌恶，巴不得它早死。当然，这个想法是不能告诉父母的，因为那头水牛是我们家的劳动力，也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水牛见到同伴就挣脱缰绳尥起蹶子疯跑，每当这时，我就想把它一棍打死。因为那种跑很容易踩到或者撞到路边的小孩，听说曾经有小孩被尥蹶子的水牛踩死。

我厌恨爸爸为什么买这种性情暴虐又好斗的水牛来喂，喂一头性情温顺一点的黄牛也比这个强。大人们说水牛的价格比黄牛便宜得多，力气也大，黄牛又贵力气又小。

妈妈说，怀我时梦到一头水牛闷着头冲过来顶她，本以为怀的是个儿子，结果生了我这样一个牛气冲天、有男孩子性格的姑娘。我的性情有点像家里那头水牛，爱发脾气，爱顶撞人，倔得天不怕地不怕。如果把牛脾气惹上来，什么事都敢干。妈妈拿我没有办法，叫哥哥姐姐少惹我，更把我惯成现在这种牛德行。不过，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没有他们的容忍和将就，就没有今天这个自信胆大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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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哥哥高中毕业考取卫校，卫校毕业当了医生。

几年后，三姐考取师范，读完三年师范，毕业后直接分配去当了教师。我记得三姐第一个月领到比哥哥高的工资，哥哥说：“顶着鸡蛋壳就领工资，工资还比我高。”大概是觉得三姐还是个孩子，就已经工作了。

三姐从小读书就是学霸，从农村小学考到全市重点中学市一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又轻轻松松考取地区师范，师范毕业就直接分配工作了。三姐没有降过级，也没有复读过，所以18岁不到就工作了。

农村的孩子为了早点找个工作，明明是学霸，读了高中就能考取大学。可是，读高中再读大学还得五六年，家里孩子多，经济收入又少，根本无法供他们读高中和大学，只好选择初中毕业就考中专或师范，毕业就可以领工资。这也是那代学霸最遗憾的事情。

哥哥姐姐工作后很少回家，家里的劳动力更少了。有哥哥姐姐的帮衬，家里的经济负担轻了很多。爸爸卖了水牛，门前那块大田也改种旱地，水牛对我造成的恐惧终于结束了。我们家把一些种不过来的地给了别人种，繁重的家务活稍微少了些。可是，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种出来的粮食大部分交给了国家，喂出来的肥猪也上交给了公家。自己仍然过着艰苦贫乏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末，爸爸评上了经济师中级职称，工龄满三十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妻子和没有满十八岁的孩子都可以转成城市户口（也叫居民户口）。那时的城市户口除了每月有供应粮，最重要的是初中毕业可以考技校，高中毕业可以报考工人或者干部。爸爸考虑到母亲已经老了，除了多一些供应粮，又不需要找工作，所以决定把母亲的户口仍然留在农村。可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闹着也要把户口转成城市户口。母亲说：“你们全部都转成居民，就留我一个人在农村，以后你们都不要我了怎么办？我也要转成居民，也要吃供应粮。”迫于母亲的胡搅蛮缠，爸爸只好把全家人的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从此，我们全家人都成了有供应粮的“城里人”，每个月都拿着供应的粮票去粮食局买面条、米和面粉。这些粮食在农村人眼里就是细粮，农村人很难吃得到这些细粮，能吃上细粮的只有城市居民。所以，城市居民似乎都有高人一等的傲气。

农民种的粮食、喂的猪上交国家后就所剩无几。别说吃细粮，就是吃包谷、洋芋之类的粗粮也难以果腹，一年更难得吃上几回肉。而城里人有米有面，还有肉票可以买肉，使得城里人比农村人有优越感。他们吃着农民种的粮食，吃着农民喂的猪肉，孩子长大后不管是大学毕业，还是初、高中毕业，好歹都能找到工作。而农民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舍不得吃自己喂的猪肉。农民的孩子除了当兵，考取中专或大学，几乎没有找到工作的可能。

居民不种地、不养猪，国家却给予定期定量的供应。农民种地、喂猪却享受不到自己的劳动果实。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因为物质匮乏才有的现象。

沾了父亲的光，我们全家人从种地的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每月爸爸都会用自行车到粮食局买一家人的米、面粉、面条。我们吃着城市居民的供应粮，还种着一亩三分地。这让那些农村亲戚和邻居们羡慕嫉妒恨。说我们家的粮食吃不完用不尽，说我们家不劳动也有吃有穿。当然，我们也会把供应粮分给农村亲戚们吃，对于农村亲戚来说，能吃上面条都算打牙祭，别说还能用供应的面粉做馒头、包子。那时大家的生活都非常艰苦，吃穿用度都很紧缺，再富裕的人也富裕不到哪里去，城市、农村都一样，贫富差不多。

20世纪90年代，修渔洞水库时，水库周围的几家村民被分配到我老家安置。村里户口已经转到城里，有正式工作的人的土地就要退出来。我们家留在老家的土地全部被清退出去，母亲成了没有土地的农村人。这是母亲转成居民户口以后，觉得最值不得的事情。我们安慰母亲说，虽然现在农民比居民政策好，但是，我们当居民时过的好日子，他们没有过到，这样平衡下来不就扯平了。可是，母亲还是为此事一直失落到死。

父亲去世后，失去土地，又失去顶梁柱的母亲莫名地生了重病。在哥哥嫂子的精心照料下医了近一年，仍然不见好转。我建议哥哥送母亲去昆明大医院看看，免得拖出问题来大家都遗憾。母亲却不答应去住医院，她说：“我自己的病我知道，是心病，再好的医院也医不好，除非村上把我的地还回来。”

哥哥听取了我的建议，把母亲送到昆华医院，找熟人帮忙住了进去。住了一个星期，做了各项检查后，医生说母亲病得很严重，整个肺是黑的。医生还奇怪这么严重的病从外表居然看不出来并且活得好好的？医生建议穿刺割点肺来检查看是不是恶性的。母亲听了坚决不准做任何手术，马上要求出院回家，还说医生输的液不如哥哥开的药有效。医生也说那就没有医的必要了，回去慢慢养吧。哥哥只好把母亲带回了家。其实母亲是怕自己的病会拖垮我们几姊妹，说自己老都老了，活一天算一天，不能把孩子们的钱拿去治病，孩子们还要生活。

回到家的母亲，病居然不治而愈了。听农村的三姨说她们村满六十岁的人就可以领养老补贴。母亲听到这样的消息唉声叹气地说：“我如果在农村也可以领老年补贴了，在城里工不工农不农的，按城里的政策说我的孩子有工作能养我，按农村的政策说我没有土地不合领。”我和哥哥商量，要不给母亲单独开一个账户，我每月存一百多元钱上去，就说是政府发给她的老年补贴。我和哥哥说悄悄话时，母亲看表情猜到了是什么意思。当我告诉母亲，她的老年补贴我们已经去找相关部门办理了，很快就能办下来，下个月就可以领取了。母亲说：“你别骗我了，那是你发的，政府家的哪有这么容易就办下来，我拿户口册去问过了，人家一查就说女儿有工作，女婿是烟厂的，养个老人还养不起？可是，我怎么可能去靠女儿女婿养活？我自己有点领的，不管多少，用得自在。”母亲倔强地坚持她的道理，只得按母亲的要求去试试。

经母亲这么一说，我才想起来，我的户口还在母亲的户口本上，害得母亲办不到老年补贴。于是，我就去派出所把我的户口分到自己门牌上。然后拿着母亲的老年补贴申请表找居委会的领导签字盖章。听说居委会那个领导特别死板，我怕去了办不成，专门把相关的政策和文件找来读熟，预防到时候被他蒙。

找到了居委会的领导，他问我和母亲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我大妈，我是她侄女。他说，侄女谁来管这种事。我说，你别管我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只要按文件签字给我就行。他说：“签给你也没有用，上一级部门也不会签给你的”。我说：“你只管签给我就是，上级部门签不签，那是我的事”。他拗不过我，就板着脸签字给我。拿着居委会签的字，我到了上级部门。听说是民政所管这事，我就直接去找所长，所长爱理不理地说，这事不是我管，要找某某领导签。我一听，他说的某某恰好我认识，于是我找到某某，把情况向她说明，某某领导说，你这是合乎政策的，我签给你吧。我把最难弄的字签完，剩下的就交给哥哥去办理。大概是第二个月，母亲真的领到了她的老年补贴。好像也就六十多元钱，可是母亲依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老有所依，有了安全感和归宿感，心情好了很多。

哥哥家和弟弟家相隔不到一公里，母亲多数在哥哥家生活，少数时候在弟弟家住。母亲离开老家，住在城里，没有老朋友，城里的左邻右舍一般都不来往，母亲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晚年的母亲对土地的眷念越来越重。哥哥家住的小区在二环路上，母亲看路旁有一些空地，就买了个锄头，卷起裤腿，一锄头一锄头地开垦出来，买来菜籽、豆子、包谷种上，又买些肥料撒上，春种秋收。母亲终于找到了喜欢干的事，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

母亲的地就在哥哥家小区对面，每次母亲扛着锄头出门，哥哥嫂子都很担心，怕她过马路时不注意来来往往的车辆出安全事故，总是叫母亲别去种了，那是开发商买了的，人家随时都会来推平了修房子。母亲说，种得一天算一天，闲在家里无所事事会憋死的。

母亲把她开垦的巴掌大的土地侍弄得非常好，有一小块石头都要拣了丢掉。劳作工具一应倶全。母亲住的卧室是哥哥家新装修的木地板。母亲把锄头、撮箕之类的农具放在卧室里，这样的摆设看上去很奇怪。好在哥哥和嫂子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又是有家教涵养的人，否则，漂漂亮亮的家里放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会是怎样地让人反感。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干累了回去大碗大碗地吃饭。对于母亲来说，能吃能做才叫生活。

母亲的地里白菜绿得惹人爱，豆子结的挨挨挤挤。母亲就左一遍右一遍叫我们去分享她的劳动果实，看着我们拿走菜，她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家住的小区离母亲的“地”只有半公里左右，可是，我只有一次路过那里，顺便帮母亲拔了几棵菜。虽然我们几姊妹都住在城里，可是，各忙各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去陪母亲。母亲的精力全部放在那片“地里”，整天在她的地里挖挖刨刨，看着疯长的白菜，巴不得我们去拔来吃。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她就把菜分给过路的人。只要有地种，母亲就是充实和快乐的。她在自己的地里忙着，忘记了病痛，忘记了累。也许对她来说，这样的累是一种幸福和踏实。

后来，二环路扩修绿化带，母亲的“土地”真的被挖掘机推平修房子。母亲去跟人家理论，说这是她的地，开挖机的人请她走远点，别在那里胡闹。母亲说：“整什么计划生育，只准生一个孩子，修那么多房子谁来住？把这么好的地给糟蹋了，真是作孽。”母亲边骂边去抢捡她的菜。开推土机的看她挡脚挡手怕惹麻烦，就把城管叫来，城管看母亲不是胡搅蛮缠之人，耐心细致地给她说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国家政策，不是个人所为，这些地是开发商出钱买了的，不是谁见谁开采的荒地。城管边劝说边帮着母亲把菜捡出来。母亲说：“城里有什么好？家家关门闭户，门对门都不认识，人都见不着一个，还要把城市扩大？”母亲一直守在地旁，看着推土机把她种的菜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又抛下去，心疼得连连叹气：“哎哟，作孽呀！作孽呀！你们是没有被饿过哟！好好的土地被你们糟蹋了。”

年老体弱的母亲历来都不擅长种地，只是土地对于她来说是生存之本，是精神支柱。没有了土地，就像人没有了工作，心是飘荡的，空虚的。有了土地，才有活着的依靠和资本，没了土地，人就像抽空丝的蚕壳，依附在哪里都失去了生机。

母亲曾经想找相关部门把她那点“地”留下，至少等她的庄稼收了再说。可是，这怎么可能。对于母亲的这种要求，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母亲因为此事难过得睡不着觉，气得长吁短叹，自言自语。

此后，母亲旧病复发，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在母亲临走的前几天，哥哥一家要出远门，交代我过去陪陪母亲，哥哥说母亲现在随时有可能晕倒，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才行。那几天，我放学就直接到哥哥家，买菜做饭陪母亲，母亲饭量大减，只勉强吃了一点点，再没有种地时吃得那么香。

一天早上，母亲去上厕所，哥哥去厨房给她煮鸡蛋，很久都不见母亲出来。哥哥打开卫生间的门，看见母亲已经倒在地上。哥哥赶紧打120，医生来了做了各种抢救都无力回天，母亲就这样走了。看着瘦得皮包骨的母亲静静躺在床上，我的心疼得喘不过气来。

母亲一辈子小心谨慎，任劳任怨地把我们几姊妹拉扯大，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儿女给她的零用钱全部攒着，买给她的新衣服也放在衣柜里不舍得穿。她总说：“你们小时候我没有本事照顾好你们，让你几姊妹受了太多苦，你们大了，我也不好意思享你们的福。“

其实，母亲年轻时不是不想陪伴和照顾我们，母亲要忙操持一大家人的衣食。没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我的母亲也一样。只是年少时，不懂母亲，总怪母亲和我们不亲，我们也不喜欢亲近母亲。现在想来，连子女都不亲近的母亲，是多么的孤独，尤其是父亲不在以后，母亲的心没有依靠和归宿，她该多么惶恐？我们做子女的忙自己的工作和孩子，很少和母亲好好说说话，听听母亲的孤独和愿望。母亲只能孤独地寻找自己的慰藉。种地是母亲唯一的技能，只有把时间打发在种地上，母亲才能活下去。土地没有了，母亲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母亲活在土地上，也死在土地上。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失去土地等于失去了命根子，从精神到肉体都是空虚的。没有了土地就没有希望，一个虚空的灵魂，怎耐得住城市的喧嚣，这也许就是母亲再也支撑不下去的原因。

作者：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