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华诞，唱响百年”征文作品选（43）丨怀念老县长

1982年2月，刚从大学校门走出的我，首次来到离家近50公里的邻县大关县城，被分配到组建不久的县司法科工作。当时的司法科，设在政府院内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因为我是回族，要单独生火做饭，政府办将我安排在临街坎下的耳房内。

我刚住进不久，隔壁那间耳房内又搬进一户人家。这家人男的五十开外，中等个子，脸色黑瘦，穿一身黄旧中山装，脚踏一双解放鞋，操一口盐津腔；女的一身蓝布疙瘩衣裳，系一块长围腰，俨然一个农村妇女；小姑娘八九岁，成天蹦蹦跳跳，喊我马叔叔。这位邻居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大关的一县之长——何贤柱同志！每天清晨一起床，胡乱洗洗脸，何县长便披着衣服到政府办公室，先看看报纸，批批文件，八点后听听汇报，重点交代几句，他又踅回住处。过一会儿，便见他头戴草帽，背上那个脱了漆的军用水壶和洗得泛白的帆布包包，匆匆走到小车房，坐上那辆北京牌吉普车，向着县城北部急急驶去。

一到木杆公社，他就叫司机老顾把车子开回县上，独自一人走路到漂坝、黄荆坝、沿河、天星、双河等社队了解社情民意，现场帮助基层干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此走访、调研、指导，一晃就是半把月，绕了一圈才返回县城。一趟下来，随身挎去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各乡（公社）各村（大队）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若有急需办理且又带共性的问题，立即召集会议研究，该哪些领导成员督促、哪些部门直接负责的，立刻布置下去，在最短时间内便把工作任务完成。据他家人透露，当年下乡调研的日日夜夜，老县长写得满满的笔记本摞成几大堆，装了几麻布口袋。这些一手材料，如果今天还在，定是一笔珍贵的地方历史资料。

何贤柱自参加工作那天起，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在其任职的每个岗位上，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和热情。1983年底，县级机构改革，他退居二线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深入寿山水泥厂，带病坐镇帮助乡镇企业建设，继续无怨无悔地在发展大关经济中作贡献，以致积劳成疾，肝癌将他击倒在工地……

这样一位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生活朴朴素素、粗茶淡饭的县领导，在他任职期间，从不利用手中权力谋私利。在他手上，安置的待业人员不少，但直到他辞世时也未曾安置一个自己的子女。据他儿子讲，那些年，他爹只顾工作，哪管家里事！为了工作的事，儿子曾跟他闹过，请求父亲帮助安排到纸厂当临时工，但父亲不干。后来儿子想学开车，老县长也不支持。1978年，22岁的儿子在家闲得慌，便跑到昭通北正街帮人卖布。有一天，到昭开会的何县长突然在北正街遇着儿子，便劝其还是回家（大关）算了。儿子赌气回敬父亲：“我出来还能找碗饭吃，在家能干啥？叫你把我‘照顾’进纸厂当个临时工你都不干。”一通抢白，把个县长父亲弄得羞愧难当、老泪纵横。

1978年以前，何县长的家人均在盐津。1978年后，夫人肖忠秀才跟随到了大关，全家人也才团聚。那时，老伴没有工作，他的工资也低，而且成天忙得不归家。一个五口之家，当时连国家平价供应的那点有限的商品粮都买不起。为了养孩子，肖忠秀只好在一小间破屋子里用石磨推豆浆，肩挑木桶在县城大街小巷卖豆花，成为境内惟一一名卖豆花的“县长夫人”。

1987年2月22日，何贤柱因肝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市民成百上千从四面八方自觉赶来悼念，把县政府简陋的篮球场围得水泄不通。一个个花圈上，挽联竟不约而同地写上八个大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这八个大字，便是20余万大关人民对已故县长发自内心的诚恳评价。

 （马仲全/文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