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

在扎西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使遵义会议要解决而又未来得及解决的组织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研究部署全国革命斗争的首次会议。长征以来，由于博古的错误领导，实行逃跑主义，中央对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亦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扎西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对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研究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扎西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根据敌情变化，及时改变了原定红军在宜宾上游或下游北渡长江的计划,并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正如朱德指出的，遵义战役“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3000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扎西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领导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贯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清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高红军战斗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扎西会议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中革军委在扎西发出《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后，各军团通过缩编，改变了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适应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作战方式，提高了红军战斗力。

扎西会议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广大区域的工作。中革军委从红军中抽调100多名干部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3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扎西会议是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后，以洛甫为主的新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常委重新分工的工作也还未进行，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这两件对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都是在扎西会议期间圆满完成的。红军从此由被动变为主动，按党中央确立的新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苏区的红军依照中央的指示，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在川西的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会剿”计划。新的战略方针的确定和实施，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扎西会议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洛甫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取得长征的胜利和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