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现实的交融 ——读吕翼小说《逃亡的䝚貀》

作为彝族作家，吕翼在小说创作中对本民族习俗及传承的引用，早已构建出他独特的族群元素书写体系，他一直在实践现代文学表达与传统族群文化的兼容及并进。小说《逃亡的䝚貀》，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风格。在现实中植入族群习俗，由此建构出大时代背景下，民族意识里道德精神的向度和对人性的反思。

小说《逃亡的䝚貀》，发表于《民族文学》2020年12期、《作品与争鸣》2021年1期选载。小说讲述了彝族男人乌都斯，靠贩卖野生动物，从乌蒙山深处的马腹村来到繁华都市沙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其间，认识了同为动物贩子的上家贾二哥。故事的开始，从乌都斯一家三口参加砥屿社区的万家宴着笔。因之前鼓动村邻入伙贾二哥的个体融资，在融资失败后，被同村的阿博带人追债。逃跑中，恰逢沙城瘟疫暴发又与妻女失去联系，无处可逃时，只好返回故乡。

有价值的写作，作家会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提出问题、强调责任，具有当代意识和在场感。该小说的现实性为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国人的各种应急反应。作家的创作来源，选用了当时国内最先发生疫情的武汉市，及其市内某个社区仍然举办万家宴的新闻元素。现实性的导入与彝族传统民俗，在作品的开场，就已埋入了父亲给乌都斯寄草药酒治疥疮的引子。待到他回村进家门，又被身为彝村祭司的父亲要求绕火堆除孽。自古，彝族祭司就是传承族群习俗及民族文化的有识之士，且家传世袭。在族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祭司成为彝族社会生活纳福祭祀、禳解祟祸、占验吉凶，主持盟誓以及进行裁判的神灵代表和法力的象征。乌都斯的父亲吉萨老爹不但承担着家庭传下的部族重任，还自觉接受来自官方的工作安排，对于村里的脱贫攻坚，一直全力支持，日常还帮助族人医治病痛及救治牲畜。这是一位善良而有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道德观念与言行就是彝族群体的代表，也是彝族群体道德意识最本真的表达。彝族遵循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祭司通过法事与神灵交流，祈求一切能平安如愿。小说中，乌都斯与他所接触的沙城的人际圈，只有金钱和欲望的追求。而且，他们对物欲的贪婪无边无度，就如贾二哥、莎拉，虽然已被病毒感染，但仍然贪念四起，精神世界始终处于焦虑、声色、空洞之中。相比大城市的喧嚣，马腹村是平静的，这里还保留着原始的族群认知，所有不好的事物就成了传说里“奇形怪状的物种”䝚貀”。作家将族群传说中特有的怪物植入小说，正好与突然暴发的疫情符合，新冠肺炎不正是一只“䝚貀”？染病在身的乌都斯和他的同伴，因为丢失了善良的族性也成为“䝚貀”。身为祭司的吉萨老爹，为挽救全村及乌都斯、阿博等下一代族人，除了上山采药煎汤熬药，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开始作法，作法祈求的覆盖范围，从本村延伸到沙城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些族群行为间的自然元素，把吉萨老爹从对自己孩子的小爱，上升到了他肩负的祭司之责所必须呈放的大爱，这是彝族淳朴的族群追求，为作品的现实性提供了拓展的意境。小说还以此体现了彝族文化中的大爱情怀，及自然崇拜所追求的保护生态大环境与万物为善的宗旨。《逃亡的䝚貀》中族群习俗与现实交融的写作范式也告诉人们，多元化的传统民族文化，能够慰藉人心和引导人性向善。因而，近年政府大力支持和保护传统民族文化，是具有远见的举措。

自身民族的基色，是很多民族作家创作的底色。因为深知其中的重要性，生活在彝祖圣地的吕翼，作品总会携带本民族的文化字符。《逃亡的䝚貀》中，作家描述了彝族村落每户堂屋供奉祖灵玛都；父亲祭祀用具为牛皮鼓、羊角卦、锣、铙、镲等；这些民俗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结构，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小说从族群的习俗出发，作家提出了族群伦理道德受当下影响，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却直至小说结束也没有给出答案，这不像结尾的结尾，几乎剔除了作家的个体情感指向，行文处理极为冷酷。吕翼有思考，他期待读者也有思考。这一切的叙述，非常含蓄而沉稳，强烈的隔离与旁观感，突出的是零度写作的特点。与作家以往的写作颇有区别，我认为这是可喜的趋势，吕翼已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的写作有着不同的探索和尝试。

目前，在国家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进入乡村振兴的征途，作家的社会担当应该在作品里得到体现。民族作家只有强化审美意识和哲学思考，把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赋予当下境况，才可能多视角、多侧面反馈本族群在社会发展中的真实遇见，也才可能为帮助或引导族群与时俱进尽责尽力。

作者：师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