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 见 师 姐

东陆园银杏大道的绿色还在阳光中舞蹈时，我背着行李坐了三天两夜的客车从昭通到达这座被称为“春城”的城市读大学。这是我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开始，心情欣喜中带着忐忑。一进校门，刚分配到这间高年级学生宿舍住宿时，我内心的热望从峰顶跌落到山腰。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校园，我更愿意和像我一样正在经历陌生体验的同级同学住在一起。这间住8个人的高年级学生宿舍里，有7个人都是大四的学生，正在完成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她们是我的师姐，穿衣打扮率性，言谈举止洒脱，高我3个年级，对大学生活了然于心。我就像一只敏感而沮丧的丑小鸭，混杂在鹤群里。宿管大妈说，与我同年级的同学宿舍已经安排住满了人，让我先与高年级的女生住，她们年龄大些，会照顾你这个小妹妹的，住不习惯以后再调整。我对自己说，随遇而安好了，那就先住下吧！

师姐中除了一个是昆明本地人，其他都来自不同的省市和地州。20世纪80年代，物质生活正在日益丰富。每到吃饭时间，宿舍便成了各地美食的聚集地。大家拿出自己带来的家乡美食，彼此共享，在美食的融合中消除陌生距离。同居一室，南腔北调的卧床夜谈，成为宿舍生活的日常。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我与师姐们逐渐熟络起来。来自红河开远的易师姐是个嘴不饶人的快语人，说话时口急伤了人红了脸，但要不了多久又和人喜笑颜开；生在东北吉林长在云南腾冲的马师姐，一口东北话混合一口腾冲话，迷恋着金庸和古龙，摩拳擦掌中一派女侠气质；身材高挑的骆师姐留着飘飘长发经常在盥洗室吟唱着流行的校园歌曲；常抹着口红的计师姐喜欢涂完粉后对镜顾盼，眨巴着眼睛问周围的人美不美；时常比划着时装舞步的杨师姐在宿舍熄灯前爱哼一段云南花灯小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熄灯后10分钟成为易师姐与我联袂背诵古诗词的固定时间。我背上句，她背下句，从唐诗三百首到宋词名句，一首接一首。有一段时间我坚持不住了，打出停止背诵的白旗，但易师姐坚决不肯，在易师姐的高压下，睡前背诵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要期末考了，马师姐在和我闲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后，时不时把《尔雅》《训诂》等拿来让我与她巩固复习，多次让我脊背冒汗。

易师姐是第一个因为我偷懒不愿去教室上课，而掀我被窝撵我去教室的人，也是第一个极认真和我讨论如果只有一碗饭必须先让父母吃的人，还是第一个告诉我在暗淡的阴影里要努力向光明靠近成为一束光的人。马师姐则是第一个告诉我心里要有人格坐标，对自己选择的道路要誓死去捍卫的人。

一年时间匆匆流逝，师姐们毕业了，大家依依惜别。易师姐被分配到昆明一所大学工作，并分到了一间两人住的青年教师宿舍。易师姐的宿舍成为我在昆明落脚的一个家，但没过多久，易师姐接受安排去了大理讲师团。她第一时间把宿舍和书桌抽屉钥匙给了我一把，书桌抽屉里放着的是她的工资和食堂饭票，告诉我，她不在宿舍时，我可以拿她的饭票去食堂吃饭，要用钱时告诉她用途从她的工资里取。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工作。我不时会收到易师姐从外地寄来的物品，有时是奶粉，有时是茶叶，更多是当年图书排行榜里的书籍，像蔡志忠漫画系列《菜根谭》《新世说新语》之类。分享书籍和彼此的工作状态成为多年后我们之间的联系方式，简单而平凡。得知我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时，易师姐仍然像过去在宿舍一样对我毫不留情地批评，火辣辣的话语有时会让我冷汗直流，而后又畅然释怀，依然是过去红了脸然后又握手言和的样子。

工作几年后，父亲患了癌症，在昆明住院做最后的治疗。医院的医疗费像一只饿狼，向已经年逾而立之年开始承担家庭责任的我步步紧逼。在无奈中给马师姐打了电话，两个小时后，马师姐骑着单车，头上冒汗地从昆明市委党校出现在昆华医院门前，掏出8000元钱让我赶快去住院窗口缴费，这是当年她工作后攒下的全部积蓄。

生活一直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时间的轨迹，师姐们在不同的地方演绎着各自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身份和称谓，按职业成就，她们有一个统一称谓：成功人士。她们的身份由女儿变成人妻、人母，在谢幕职场后，现在的她们又成为拥有奶奶和外婆身份的人。

岁月带走了不该留在记忆里的人和事。我与师姐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但与她们短暂共同生活的印迹却越来越清晰。我已经明白，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都是独行者，遇到谁，与谁同行，可以行走多远，不由自己决定。人生第一站与师姐们相遇，是我的幸运。在过往的旅途中，经历了世间冷暖与无常，也见识了心机与算计。每当生活遭遇难以跨越的障碍时，我总会想起师姐和那些与她们一样内心敞亮的人，她们就像我走过的路上那一盏盏灯，带给我这个世界温暖的信息。

昭通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范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