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华诞，唱响百年”征文作品选⑱｜我的邻居严伯伯（范波）

我的邻居严伯伯

 □范 波

那位老人是黄昏时候搬到我家隔壁来的。他默默地站在楼道里，除了手里提着的一只旧皮箱，再无别样家什。我见父亲和母亲不断从隔壁进进出出，把我们家的锅碗瓢盆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拿给那位老人。父亲告诉我们姐弟，那位叫严亚平的伯伯在家时，我们不要高声喧哗，不要打扰严伯伯休息，严伯伯身体不好。看得出来，父亲和母亲很敬重这位老人。除了身材瘦小、脸色苍白、不太爱说话，我没发现严伯伯的身体有什么不好。在楼道上相遇，严伯伯总是很谦和地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先走。我很不习惯一位长者这样很君子地礼让，觉得严伯伯这位老人与其他老人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具体也说不上来。

在我家隔壁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和严伯伯逐渐熟悉起来。严伯伯有好吃的东西时会喊我们到他的房间去，分一些糖果糕点给嘴馋的我们吃。他的房间整洁，家具陈设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一张床和一张写字台而已。写字台挨着的墙上挂着一幅毛笔字，写着“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我好奇地问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只说，你长大后多读书就知道了。

父亲和严伯伯一样，平时很沉默，不太爱和我们小孩子说话，但他和严伯伯在一起，却似乎有摆不完的话，经常聊到深夜。有一天，父亲从严伯伯房里回来后，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老严的问题解决了，他要回贵州老家了。严伯伯有什么问题，又怎么解决了？这位严伯伯身上有很多谜团，我很好奇，但父亲不对我说，他觉得我年纪小，不懂事。

小孩子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我的中学生活就结束了。严伯伯从贵州老家又回到昭通，又住到我家隔壁那间房里，他的身体似乎好了很多，脸上有了红润的血色。他还是一个人，但他比从前忙碌得多，常常早出晚归。晚上回来后，父亲会让母亲给严伯伯送一壶开水，说严伯伯义务为商业系统的财务人员上辅导课很辛苦，送壶水给他润润嗓。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严伯伯把我叫到他的房里，郑重地从他那口磨白了边角的旧皮箱里拿出一本蓝皮线装的《芥子园画谱》递给我说：“我的书剩下的不多了，抄家抄没了，只余下这本，送给你，或许你用得上。时代好了，你赶上了好时候。好好读书，报效国家。” 这位平时寡言少语的老人竟然说了许多话，让我十分诧异。在父亲的目许中，我接过了老人手里的书。 

17岁时，我在昆明上了大学。父亲会在出差的时候顺便来看我。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也或许是觉得我长大了的缘故，父亲和我讲话比过去多了许多。有一次，父亲又来昆明出差，在学校看过我后父亲让我和他一起去干休所看望严伯伯。严伯伯怎么会来昆明呢？父亲这才告诉我，严伯伯少年时是贵州一个著名的酒厂业主家的独生少爷，家里十分富有，有酒厂还有两条街的商铺。20世纪40年代，严伯伯在贵阳上学时认识了进步人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地下党。为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筹集工作经费，严伯伯把家产全卖了，全部捐献给了党组织。严伯伯先在贵阳从事地下党工作。受党组织安排，为了掩护共产党员身份，严伯伯以会计的身份来到昭通继续从事地下党工作。在残酷而特殊的对敌斗争中，严伯伯与上级组织和知晓自己身份的人失散了，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多年来，严伯伯因与昔日的战友失去联系，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在精神饱经折磨的同时，身体也受到了摧残。但严伯伯从没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信念，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持跟党走，一直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党中央拨乱反正后，严伯伯从遭受不白之冤的监狱出来，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后，严伯伯和父亲成为公安干线的同事。在闲暇之余，严伯伯以早年练就的双手打算盘的绝活为需要的单位服务，不收一分钱的报酬。他还把财务工作的技能传给了许多年轻人。现在严伯伯年纪大了，已经离休。离休后，他在昭通又为单位承担了一些义务工作。原本他是打算回贵州老家安度晚年的，但因老家的房产已经全部变卖资助党组织活动，他回去没有住处。经党组织安排，他到昆明休养安度晚年。这时，我才知道，严伯伯原来是这样一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共产党人，他传奇而曲折的一生正是“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的写照。

严伯伯已经离世了。离世前，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严伯伯，“我一生走过的路，做过的事，都是为了国家，没有一桩值得后悔的！”严伯伯这样对父亲说。在严伯伯的心里，国家始终摆在第一的位置，自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个重要人物。每逢国家盛典，每当看见飘扬的国旗，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严伯伯，想起他变卖万贯家产救国救民而自己却甘于两袖清风的故事。

 （作者系昭通日报社高级记者）

（范波/文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