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践初心，担使命”栏目稿件｜昭通党组织的革命实践和经验（下）

 （三）昭通党组织把统一战线作为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

昭通地处川、滇、黔、康（西康省，今四川辖区）四省的“腹心”地带，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枢纽，同时，昭通也是多民族地区，彝、苗、回是三大主体少数民族，国民党云南统治集团首脑人物龙云、卢汉等云南上层和滇军将领中昭通人居多。因此，昭通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通过统战工作，掩护党的活动，开展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1938年底，在昭通党组织的影响下，昭通中学进步教师吕耘艺领导了因国民党高等法院昭通第二分院检察官王德元、推事官杨藻无理逮捕学生王成才，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的“打法官”运动，获得胜利。1944年，曾先后在昭通中学、昭通国立西南师范学校任教的教师陈家珪（女），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服毒自杀，引起义愤。在中共昭通县工委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联合各校师生2000余人举行追悼会，抬棺游行，揭露国民党不关心教职员工死活的面目。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上层民主人士安恩溥，将泸西中共党员张穆天（张瑶阶）转移介绍到威信县政府任职隐蔽。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一二·一”学生运动，昭通各中学罢课声援，集会、游行、募捐持续一个多月，昭通中学校长张孝机，昭通县中校长包鸣泉和各校的老师、校外的名医王肇勋等都给予支持。1947年至1949年，中共镇（雄）彝（良）威（信）支部、巧家县包谷垴的中共组织、中共永善支部，通过统战关系，派党员打入国民党乡政府和西革，争取和掌握了地方武装。1949年10月，中共滇东北地委派党员陆宗棠到贵州威宁县做彝族上层人士卢嵩岚、王士荣、安正昌、姬兴周等的工作，组织发展了少数民族占47.34%游击团革命武装790余人，其中排级以上干部少数民族占91.39%。1949年12月，中共盐大县工委将大关柿子坝反蒋武装张丽美部100多人改编为盐大游击队。

2.通过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各阶层人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并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昭通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英勇斗争。为抗击侵华日军，昭通、巧家、彝良、盐津、绥江等县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各县积极筹款、筹粮、筹集兵员、购买国债，踊跃出工出力修建昭通机场、入川驿道及运送军用物资；仅参加滇军60军、58军和新三军的昭通劳苦大众子弟就有31365人，他们在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中条山战役及滇南、滇西等抗战中屡立战功，血洒疆场。据不完全统计，昭通县为支援抗战，捐献国币2142620元，捐旧币14000元；1943年，昭通全区合计制作劳军鞋袜14398双支援前线，捐赠马匹380匹。

李德仁

3.通过统战工作，分化敌垒，争取进步，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1945年，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李德仁、李长猛、孙志能、吕茂林等昭通籍党员，通过统战人士张守玉（女）、昭通旅昆同乡会以及滇军独立旅（后改编为24师）军需主任胡载之等各条渠道，做滇军独立旅旅长龙绳祖和副旅长陇生文的思想工作。通过讲形势、晓大义、明利害、指前途，揭露蒋介石阴谋，受到感召的龙绳祖不接受蒋介石要该部开赴前线打内战的命令，解散了这支队伍。中共会（泽）巧（家）中心县委通过统战关系，批准打入国民党巧家县肇勋镇担任镇长、副镇长的中共党员许先觉、李曾林带领的地方武装改番号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第3支队，增派中共党员费跃等加强控制和领导。中共滇东北地委和6支队党委、中共巧家县委、西昌专区的中共组织，先后派出党员杨世清、徐昭苍、黄炎、邹若孟等，通过统战关系对西革司令龙绳曾及其下属做争取、策反工作。西革部分人员识破龙绳曾假革命的实质，在民盟的具体组织下，政工人员及二、四团千余人，于1949年11月举行起义，经过整训，精简到500余人，改编为边纵第6支队突击大队。1949年11月底，边纵第6支队党委派26团政工队长李湘和国民党昭通专员兼东昭警备司令安纯三谈判，做争取工作在全国革命形势推动下，安纯三被迫于12月4日宣布起义，脱离蒋介石政权。

4.通过统战，占领舆论阵地，表达人民呼声。1943年底，省工委通过有统战关系的云南日报社社长张克诚推荐中共党员马若璞（马仲明）到云南日报社昭通分社，主办《云南日报·昭通版》，并安排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报社工作。报纸办了近两年时间，经常发布新华社消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人民的罪行，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5月，中共滇东特支通过统战关系，派党员陆宗棠打入国民党第一区（昭通）保安司令部任政工处主任，一面做安纯三的争取工作，一面接任滇东日报社社长，聘请中共滇东特支委员吕茂林担任总编辑，安纯三为发行人。报纸的内容是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社论、短评等，利用国民党的物力、财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报纸只办了一个多月就被迫停刊。1949年12月，中共昭通县工委决定趁国民党昭通专员安纯三宣布起义的有利时机，重新恢复《滇东日报》的出版工作，派人同安纯三谈判，取得同意，将《滇东日报》改为《滇东民报》，以昭通中学名义主办，由昭通中学进步教师吕耘艺、伍正之分别担任社长、总编辑，中共党员张凤吉、李元炳、刘顺良、曹铎光任编辑，经费由安纯三负责拨给。报纸办了近三个月，主要报道解放军进军的胜利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社论，出迎军专刊。

（四）昭通党组织加强人民政权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组织在威信、镇雄、彝良、巧家四县和鲁甸县桃源建立了人民政权，主要苏维埃人民政府和解放委员会等形式。

1.威信、镇雄、彝良三县人民政权的兴起

威信、镇雄、彝良三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1935年2月10日，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威信扎西成立。“特委”在威信水田寨、镇雄栏马坎召开的会议认为：滇东北较之川南及黔西北更便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应首先在威信、镇雄、彝良建立根据地，逐步赤化农村，建立工农政权。

“特委”“纵队”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派出党员、干部在威信创建了苏维埃人民政权，包括铧咀、长官司、罗布、水田、麟凤、安尾坝、半河、石坎、院子、郭家坟10个乡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滇东北特区，由红军云南游击支队政委陈华久担任特区书记，支队长殷禄才担任特区区长，负责威信、镇雄、彝良及川滇黔边区的政权建设；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改造国民党基层政权，将威信县政府、部分乡和镇雄县辖的23个区乡镇改造成“白皮红心”政权或“两面政府”。

苏维埃人民政权建立后，数千名劳苦大众纷纷起来参加农会、赤卫队等群众组织，抗租抗税，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霸浮财；不仅为红军游击队提供长期坚持斗争所需的数百万斤粮食、数千头牲畜，以及大量布匹、食盐、鞋袜、电池等日用品；还为红军游击队提供情报，保护伤病员、带路渡船，将“纵队”干部邝善云、陈兴才等安排送到延安。为保证人民政权行使工作职责，支持人民的革命斗争，红军游击队经常出动武装，坚决打击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基层政权。1937年1月，“纵队”最后几名领导人牺牲、主体活动停止后，“纵队”播下的革命火种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威信、镇雄、彝良等川滇黔边区坚持革命斗争直到1947年3月。

2.巧家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发展

巧家县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人民政权建设是随着滇东北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到解放战争后期，巧家的人民政权建设得到较快发展，一般以“两面政府”或“白皮红心”政权的形式出现；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则采取解放委员会公开建立人民政权的形式。

1948年8月后，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中共党员李开国、许先觉、雷光清分别打入国民党巧家南星镇、肇勋镇、营兴镇担任镇长，在南星、肇勋、营兴镇建立了“两面政府”，在崇阶镇建立“白皮红心”政权。1949年6月，会巧边区解放委员会成立，隶属中共会泽县委，由汪洋任主席、赵仁甫任副主席。巧家县的义侠、自强等均建立了乡解放委员会。蒙姑、包谷垴分别成立临时乡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都是中共党员。同时，在巧家县城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杨霖和党员梁智、郑家煃等与隐蔽在巧家的西康省会理县党员胥印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推荐党的统战对象、开明人士袁昌华任巧家县“解放委员会”主席，梁智任县治安中队中队长，中共组织实际掌握了“巧家县解放委员会”。中共巧家地方组织在全县10多个乡镇公开或半公开建立了人民政权。

（五）昭通党组织十分重视群众运动工作

1927年春，在昆明云南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中共党员王启瑞和在东陆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浦光宗，组织昭通旅省学会（后改为新昭通努力团）学习马列主义，出版《新昭通》刊物寄发昭通。在其影响下，昭通中学的进步学生查宗藩、费炳等组织进步学生秘密学习革命知识，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27年冬，经中共党员马逸飞介绍，中共云南省特委委员、省妇运负责人吴澄，省妇运委员、中共昆明市委委员、共青团昆明市委书记赵琴仙与盐津小学教师、马逸飞之妹马冰清建立书信联系。马冰清根据吴澄、赵琴仙指示，按照邮寄来的《妇女协会章程》，于1928年4月在盐津成立云南省妇女解放协会盐津分会，发展会员达60多人。在城里，妇协组织群众集会，声讨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害；在农村，发动组织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盐津成了昭通的又一个学生运动的中心。革命形势已适合团组织的发展，省临委及时派党员赵思孝回家乡盐津县开展工作，首先介绍马冰清加入共青团，马冰清又介绍妇协会员马华英、王作霖、赵仁寿加入团组织。1928年10月，昭通历史上第一个共青团组织——盐津县团支部宣告成立，马冰清任团支部书记，马华英、王作霖任委员。因身份暴露，中共川南特委把参加2月南溪春荒暴动失败的党员李汉儒从四川宜宾转移到盐津县，以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组织学生演出《五卅惨案》《孔雀东南飞》等，开展革命活动。马冰清与李汉儒发起组织的革命活动相呼应。李汉儒通过对农民群众宣传教育、串连发动运动。1930年春，在盐津县大河坝召开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国民党的烟亩捐及其他苛捐杂税。在会上，国民党县长万景增不接受群众提出的要求，被群众用石块砸跑。

在学生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共昭通支部加强了对农民运动和城市贫民的组织领导。1929年2月，查宗藩、费炳分别在昭通县城西郊石头塘、南郊望海楼召开农民联合会成立大会和“农联”骨干会议，由浦光宗传达省临委用密信传来的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临委《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他们经常深入村寨串联贫苦农民，举行“团结起来废除地主剥削制度，使农民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好日子”的宣传活动，建立了农村工作据点，发展会员300余人。中共昭通支部还组织领导了昭通县城数百挑水夫的加薪斗争。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抗日形势推动下，中共党员李子坚、进步知识分子吕耘艺来到昭通，中共党员任灿光到巧家蒙姑。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其宣传教育影响下，昭通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爱国师生走出课堂，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将抗战进行到底”“全面抗战，举国同仇”“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口号，排演抗日剧目、高唱抗日歌曲，利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汪大会”、庆祝柏林解放大会等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一面和谈，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其间，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昭通中学学生自治会在中共昭通地方组织领导下，联合各校召开声援大会，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1946年初，中共昭通地方组织为了团结教育和组织群众，广泛团结学生以及社会青年，在昭通中学和昭通女子中学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如“星云社”“悠幽社”“培青园”“讷言社”“星尾社”“新星社”“大家唱歌咏队”等，阅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革命进步书刊，和国民党、“三青团”进行斗争。

1950年初，昭通中学的进步团体和顽固势力又开展了一场争夺学生代表会、学生自治会领导权的激烈斗争。《滇东民报》在新闻栏和海报栏揭露昭通中学少数顽固势力的阴谋，并选出学生代表和顽固势力进行辩论，顽固势力代表在昭通中学会场内外布置凶徒30余人，用铁钎、铁锤、木棒等凶器，殴打进步学生代表、《滇东民报》报社工作人员、中共党员刘顺良和民青会员刘智祥等5人，造成一·一七事件。在中共昭通县工委领导下，要求法院“公开审判凶手，保障人身安全”，得到昭通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法院被迫开庭对凶手进行公审。昭通的每次群众运动，都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部分党员、民青会员

（六）昭通党组织坚持走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昭通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生活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而边远山区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极有利于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并紧紧抓住这一特点，坚持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通过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把城市民主运动和农村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知识分子，自觉投身革命，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许多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丰富领导经验的革命者或党的领导干部。在昭通各级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成员中，90%以上是经过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马列主义在昭通的传播者和宣传者，起到了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革命知识分子只要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能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昭通城市民主运动是党培养锻炼革命知识分子的熔炉，为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经过城市民主运动锻炼的昭通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陆续分散到昭通及周边农村，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工作据点，为昭通武装斗争的发动做准备。同时，昭通农村的武装斗争也成为昭通城市民主运动的坚强后盾。农村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昭通人民，特别是城市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心和信心。昭通各地农村武装斗争发展后建立的游击根据地，也使昭通城市民主运动有了可靠的坚强依托，不少在外地城市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通过党的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昭通农村进行隐蔽，开展革命工作。

四、昭通革命斗争是昭通历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

198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在远离中央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艰苦奋斗，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为解放云南作了贡献。”这是对中共昭通地方组织22年的工作作出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地下党支部活动地

历史表明，22年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历史。在这22年中，中共昭通地方组织在艰巨复杂、血雨腥风的背景下，带领昭通各族人民，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的挫折；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威胁；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城市民主运动中反动派的骚扰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严酷考验，最终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谱写了百年来昭通各族人民无数次革命斗争中最辉煌的诗篇。

历史还表明，中共昭通地方组织22年的斗争历史，是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不忘初心、不忘来时的路、坚持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梁元斌、白宗华、刘平楷、李国柱、杨伟贤、王兴书等一大批英烈，和红军长征过昭通组建的红军游击武装指战员曹德钦、徐策、龙厚生、曾春鉴、陈华久等，他们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不怕牺牲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深入到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武装斗争中，罗炳辉、罗占云、孙承光、殷禄才、蒋永尊、傅发焜、马金碧、苟悦彬等一大批昭通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英勇牺牲。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革命分子和南下野战军干部李锋刚、郝世贵、曹瑜瑛、陆宗棠等数百名指战员血洒昭通，镌刻下永不磨灭的英雄群雕。

历史还表明，中共昭通地方组织22年的斗争历史，是各族人民广泛参与、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革命斗争史。在这22年里，中共昭通地方组织无论是在党员人数极少的党组织成立初期，还是党员发展到几百人的解放战争末期；无论是在遭受挫折或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还是在不断取得胜利的革命高潮时期，党组织和各族人民总是患难与共、唇齿相依。在党领导的昭通城市民主运动中，正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才汇聚成了冲破反动派阻拦的波澜壮阔的洪流。在党领导的昭通人民武装斗争中，正因为有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参与，才组成了有多个民族参加的人民武装队伍，才使反动派最终陷入使之覆灭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才有昭通各族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属于过去，然而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却属于现在和未来，中共昭通地方组织22年的革命斗争留给我们的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值得我们研究，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

（昭通日报社通讯员 翟昭明/文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