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铜之城
清顺治年间，古老的朱提山银矿又逐步恢复了它千年前的风采，在以鲁甸县乐马厂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巧家县棉花地、金牛箐，永善县金沙，彝良县小发路等地，又相继发现丰富的银矿资源。鄂尔泰在东川、乌蒙等地以武力强势推进改土归流，牢固树立起清朝中央在滇东北的统治，为此后实行“放本收铜”制度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云南铜矿开采开始兴旺起来。
雍正八年（1730年），张允随担任云南巡抚和总督后，在发展矿业方面，提出了听民开采和放本收铜、收银的方针。张允随上奏清政府的奏稿中说：“银业攸关兵饷，铜觔以供鼓铸，均属滇省要图”，主张“因地制宜，听民开采”。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饬令各银厂管厂官员悉心调剂，发展银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则徐担任云贵总督后，也锐意振兴云南矿业，在银矿开发上着重于开源。林则徐指出：“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得而利，富乃使之藏于民，果能经营得宜，自可推行无弊。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数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针对道光时期银矿萧条之弊，他进一步提出整顿、鼓励民间开发的措施。其重要内容，就是改革经营方式，“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 “成则加奖，歇亦不追”。
张允随、林则徐采取的政策，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昭通府境内以朱提山银矿和铜矿为重点的有色金属工业，便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硐老山空”的认定，从而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对此，《滇南闻见录》载：乾嘉时，鲁甸乐马和东川汤丹、落雪等银铜矿山，“号召众人，或数人，或数十人。至于旺盛，而以千百计者为砂丁。”乐马厂很快发展为“大银厂”。它当时在云南的经济地位，和东川铜厂、滇南锡厂并重。乐马厂银矿开办几年后，在乾隆七年（1742年），课银即达9352两，在当时的全省八大银矿中，就已经名列第二位。
乾隆二年（1737年），云南铜矿的产量达到750万斤，除了解送京城铸钱，各省采买以及本省铸钱以外，尚余300万斤。为此，经云贵总督尹继善上疏建议并经九卿议定，除江浙两省因地理便利而仍从海外采购洋铜用于本地铸钱之外，所有解京铜额一概改为滇铜。第二年，云南巡抚张允随就滇铜京运事宜作了奏报，清政府在其奏报基础上制定云南运铜条例，对滇铜京运的数量、期限、损赔等事项都作了规定，确定以400余万斤的定额作为“正运铜斤”，另给云南加派170.4万斤作为“加运铜斤”，这两种铜斤又都另外加上数额不等的“耗铜”。正、耗、余三项总计每年高达633.144万斤。每年经由云南转运四川，再经长江、运河分送工部宝源局与户部宝泉局，作铜钱铸造之用。乾隆四年（1739年）起，这个数额成为定例。在京运之外，各省也纷纷到云南采购滇铜，使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材供应地。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滇铜在全国市场所占比例大致在77％～90％上下浮动，完全压倒洋铜的份额。
《 志略· 注释》中，记录了昭通市场的兴旺景象：“乾嘉间，乐马厂、长发硐、金沙厂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昭通车马盈途，秦楚赣粤各省商贾，来昭者络绎不绝。其时，山货下川，杂货入昭，上会理，至省城者贩运不少，字号尤多。”
所谓“厂饼”， 就是银的初制品。乾隆、嘉庆年间，在乐马厂、金沙厂等银厂贸易的商人，“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厂饼运回”的盈利情况，怎能不使昭通市场招徕各省客商，形成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兴旺景象呢？根据咸丰元年（1851年）的一块碑文记载，嘉庆到咸丰时，昭通城内公认的大商号，就有饶余庆号、奕万政号、万铨号、饶万镒号、方泰正号、新兴当、庆远当、丰盛号、源利当等56 家。这些商号的经营范围，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行号，经营运销各种货物的批发；当铺，即具有金融性质的商号，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高利抵押贷款的作用；堆栈，即对外地商人提供食宿，存放货物，进行商业活动的商号；山货行，以经营山货药材为专业；客马店，提供食宿服务。由此可见，随着银铜冶金工业的发展，当时昭通市场的经营单位，已经有了初步的分工经营，它标志着昭通市场已经进人一个全面的兴旺时期。
各省商民还在昭通府城及各县城建立同乡会馆，如四川的川主庙、江西的万寿宫、广东的南华宫，其中不少房屋成为当时昭通的“地标性”建筑。如贵州的黑神庙，位于南城凤池书院侧旁，又名忠烈宫，富丽堂皇，建成后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据《昭通志稿》中记载说：“其戏台之工巧鲜有伦比。”《昭通县乡土志略》中记述当时盛况说：“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厂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骈。秦楚赣粤，工贾群进。苏松梭布，填塞路径。百货云集，任人贩运”，昭通呈现一幅空前繁荣的景象。
乾隆至嘉庆年间，除江浙两省外，全中国铸钱所需铜料都由云南提供，滇东北地区成了大清王朝的“钱袋子”。随着滇铜外运量的急速增长，在地处边疆且山高谷深的昭通解决交通问题，开凿和修缮为运输铜料服务的“铜路”，就成了当时清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件大事。滇铜采炼及京运，卷入几十万铜矿工人，穿越中国大地8个省共万余里，绵延两百余年，实为一场感天动地的壮举。从大处说，它支撑了清政府的江山社稷；从小处讲，它对促进滇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道光年间之后，随着矿产资源的逐步枯竭，滇铜产量逐步走向衰落。咸丰年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而不可收拾，社会陷于动荡，盗贼蜂起，起义不断，因道路阻断而无法长距离运输，滇铜的辉煌逐步落入幕后，成为历史上一段精彩传奇。
一块土地要发展，关键是不能固步自封。清朝末年，昭通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一批人开始出国留学，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活动于海内外，声势浩大。革命风气影响昭通，其中李耀廷就是一个代表。太平天国起义后，云南爆发了战乱，李耀廷加入了迤东平乱，作战勇猛，任过游击、都司，后以战功获得即补县正台的功名；之后弃戎从商，1880年由滇入渝，经营天瑞祥票号，多谋善贾，成为“西南首富”；重庆商务总会成立，被推为首任总理；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揭露列强侵略，抨击清政府腐败。李耀廷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沧白，张培爵、朱之洪等人常有来往，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革命亦多有赞助。
清朝末期，昭通这个特殊的地方，西方文化开始涌入。1887年，22岁的柏格理从英国来到了云南昭通，在昭通城17年后长期扎根在昭通附近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1905年前后，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在昭通的活动，推动了昭通医学、教育的空前发展，西方油画、音乐等开始在昭通产生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3年（民国二年），废除府治，原厅、州，一律称县。撤销昭通府治，改恩安县（昭阳区）为昭通县。民国时期的昭通县城，仍然不失为迤东重镇，是滇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定的地理位置，使昭通城成为云、贵、川三省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市场经济仍处于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据《民国昭通县志稿》载，民国10 年（1921年），昭通县约有住户3.821万户，人口18.067万人。到民国21年（1932年），有住户4.6646万户，人口21.1801万人，有耕地22.381万亩，其中水田9.4094万亩。据《昭通市工商税收志稿》记载，到1949年，全县人口约为2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万人左右，城镇工商业者5356户。
抗日战争时期，昭通成了大后方，很多外省客商云集昭通城，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这依然得益于昭通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是地处川滇要冲，人口密度大，商品消费量增加；二是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较多，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山货药材，都往四川方向运输；三是当时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未通，昆明方向的物资运到四川，大都沿着昆明——昭通——叙府的这条川滇交通线。物资运输，虽有部分汽车，但主要靠马帮驮运，这里形成众多堆栈进行转运。昭通许多经营百货的商号都在叙府、泸州、重庆等地“坐庄”（设立分号）。
在这样繁荣的商业背景下，城市也自然有所发展。安恩溥镇守昭通时，在修建迎丰桥、虹桥、元宝山体育场，修葺清官亭、葡萄井和大龙洞等风景点的同时，大力扩修街道。西大街、陡街为昭通主要商业街道。“整顿市政，首将市集最繁之陡街着手退让街房，改观门面，兴筑马路。”陡街拓宽街道，拆除土木结构铺面，改建砖木结构二层洋房，使陡街面貌焕然一新，市民交相称赞。陡街改造后，“次第兴修西大街、环城马路及城内十字马路。”完成以后，昭通城市建设呈现出“铺面尽改西式，街道宽平”的景象，故时有“小昆明”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