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 年

那些年，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

“二十三，祭灶神。”爸爸妈妈在外工作，这类事做得有些敷衍。我妈早早起床，点上三炷香，对着回风炉作三个揖，再找个洋芋，切掉一半，把香插在洋芋上，供在回风炉上就行。

爸妈上班，我们几兄妹在家为过年作准备。我家的房子是爸爸他们单位分配的，据说最早是碎纸房。我爸找来包装板，把房子隔成两层，我和姐姐住楼上。包装板太薄，楼顶太矮，我和姐姐得弯着腰、踩着楼枕才能走到床边，如果不小心，包装板会被我们一脚踩断，脚也会被卡在包装板里。

腊月二十四，我们从印刷车间要来很多印废的纸，抹上糨糊，墙上、顶上一贴，整个屋子就亮了起来。我们叫这为“裱房子”。“裱房子”这种事只有哥哥能做，尤其裱屋顶的时候，一把椅子上面放个方凳，我扶着方凳，姐姐刷上糨糊，递给哥哥。哥哥踮着脚尖，把白纸往屋顶上贴，再用新扫把一刷，便大功告成。

裱好房子后，姐姐会带着我到街上买年画。那时的年画种类已经很多，毛主席像、十大元帅像、门神、财神、年画娃娃，还有明星画、风景画、国画等，我们家常贴的是国画、风景画，当然门神、财神也不能少，橱柜上边一定得贴一张毛主席像。这是爸爸的规定，没有人敢提出异议。

腊月二十六七，开始买肉买油买面买豆腐。那些年，这些东西靠供应，肉要肉票，米面要粮票，清油、豆腐当然也要票。攒了好久的各种票，就是为了让我们开开心心过个年。大清早，就到食品公司排队，有时候，排一天都买不到，只好第二天再去。这些票跟钱一样，非常珍贵，我妈根本不放心交给我们，一般都是她亲自去排队购买；偶尔会派遣姐姐先去排队，待时间差不多后，我妈再匆匆忙忙赶过去。

小妹嘴馋，又“撵脚”，一听我妈要去买肉，又哭又闹，说：“我要跟妈妈去食品公司买肉去。”我妈嫌她走路慢，让她待在家里。她不干，跳脚抹手，非要去。我妈顺手抽出根棍子，请她吃了顿“跳脚米线”，她这才老实了，边哭边求饶：“妈妈，我不‘胆’了，我不去了。”（她还小，话都说不清楚，把‘敢’说成‘胆’）那些年，每年她都要上演一场被打的“游戏”。我们在一旁做事，洗被子、擦地、褪锑锅上的黑烟，边干活边偷偷笑，幸灾乐祸！

腊月二十七八，就该炸“酥肉”、黄豆腐了。那时的“酥肉”，哪里舍得用整块肉，一般都是把肉、姜、葱等一起剁碎，搅在面粉里，加上水、盐和几个鸡蛋。一边用手捏，一边往油锅里放。头一碗“酥肉”，肯定被我们“偷偷”吃光。一年到头，也就是这几天可以吃上香酥可口的“酥肉”。我妈下班回来，还得检查一下，“酥肉”要炸得干一点，可以多放些日子，还省油。黄豆腐，是把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正方形，同样用油炸干。吃的时候，可以煮上豌豆尖或者白菜，也可以红烧。水一煮，豆腐里包满了水，一咬，喷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叫它“喷水豆腐”。

过年，扣菜也是需要做的。宣威人善做扣菜，百合、蛋卷、白菜、韭菜根、南瓜、酸菜扣肉等，似乎所有的菜都可以夹上肉，垫上一层“树花”，做成扣菜。宣威人有个规矩：“过年三天不下生”，意思是过年那三天，不可以做生菜。所以扣菜也好，“酥肉”、豆腐也罢，至少得做够三天的用量。宣威人还有个讲究，要请“春客”。春节后的第三天，你来我家，我到你家，总得相互走动、聊天、吃饭，所以，我家里面那间屋子里都用松毛垫着，一碗一碗扣好的菜按品种用大碗盖着，放在青松毛上，等待取用。

青松毛当然舍不得花钱买，我爸会选个星期天，带上我和哥哥到山上“撕”。我爸借了一辆手推车，拉着往名叫花椒、靖外的地方走去。那时候雪真大啊，路两旁不知名的大树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条。太阳一出，冰凌条“噼里啪啦”往下掉，路过的时候得往路中间走。松毛上也全是冰，才一小会儿，就手冷脚僵，冷得不行，不过还是阻止不了我们去“撕”青松毛的热情，这可是为过年“撕”的青松毛。遇到天晴，雪融冰化了，就直接把青松毛从树上“撕”下；若是雪还没有融化，就得用镰刀砍，一枝一枝拖到手推车上，拉回家后，再慢慢将青松毛“撕”下来。

年三十事多，忙得中午饭都顾不上吃，随便吃点馒头面条便可。早上起来，我爸就得骑着自行车到几里外的电厂水库去买鱼。当时，鱼的品种不多，有一次，我爸买回一条大草鱼，有弟弟那么高，放进洗澡的大盆，尾巴都伸不直。买鱼回来，就该杀鱼宰鸡了。杀鱼宰鸡这类事，由爸爸亲自动手。我妈要再烧好两个炉子的火，一个煮鸡，一个煮火腿，回风炉则蒸各种扣菜。

扣菜不难做，难的是垫碗用的“树花”，我们叫“树胡子”。这种野菜跟人的胡子一样，长在深山老林，沾满了干松毛、杂草、泥巴，得一根一根地拣干净。这个活简单、累人，需要一百二十万分的耐心。哥哥姐姐没有耐心，只好由我上阵。我每天坐在家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拣。我把大簸箕放在腿上，从桶里抓上一把“脏”的放在里面，拣干净的就放进右边的小簸箕里。那时候年纪小，常常赢得几句过路人的夸赞。有一次，风大，把小簸箕吹翻，我拣好的“树花”全被吹到地上，等我追着把簸箕捡回来，地上的“树花”再次沾满了泥土、煤灰，再也吃不成了。还好，那东西长在山上，农民“扯”来就卖，一点都不贵。

姐姐爱吃扣百合，哥哥爱吃扣蛋卷，而我爱吃鱼。我可以把一条小鱼从背上开始吃，鱼肉剔得干干净净，留下头尾和整条鱼的骨头。吃鱼对我来说，哪怕是过年，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时的鱼大多是野生鱼，还没有人工喂养的鱼，买到的鱼都是水库边的村民打捞上来的。我总是小心翼翼地吃，舍不得丁点的浪费。

屋里撒上青松毛，一盘一盘的菜就放在松毛上，我们各自找自己爱吃的菜，席地而坐。

年夜饭开始了，第一就是吃鱼，“吃点鱼，年年有余。吃点长菜，常吃常在。吃点酒，常吃常有。”我爸总是一边说一边用筷子给我们夹鱼夹菜。我不会喝酒，连菠萝汽酒都喝不了，我爸专门为我买了一瓶杨梅露。酒喝过，鱼尝过，再吃一片长长的白菜，就可以自由地吃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吃饭前还有三件事，一件是点香、供饭、给老祖人请安。另一件是喂狗。传说稻谷是狗系在尾巴上从海那边带过来的，做人必须懂得感恩，年饭得让狗先吃。还有一件事当然是放炮仗，“炮仗一响，黄金万两”。不过，炮仗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宣布我们家要吃年夜饭喽！

菜的品种没有过多的要求，除了长（白）菜、鱼、煮火腿、扣菜家家都要有，其他的随意。但有一条，宣威人最爱吃的“菜豆花”是不能上桌的，“菜豆花”是白事上的菜，过年和红喜事都不可以上桌，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很多老规矩照着执行就行，哪有那么多为什么。长菜其实就是白菜。过年吃的白菜不能撕碎，要一整片地煮。最好是刚起花苞的菜薹，用清水煮上一大锅，最受欢迎。

吃过晚饭，要守岁，守到几点？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说是越晚越好，十二点以前是绝对不能睡的。饭菜撤下去，瓜子、水果就端了上来。没有电视，全家人围着火炉聊天、嗑瓜子、吃水果。弟弟还小，眼睛皮开始打架，头一点一点的，开始打盹。我扯扯他的袖子，说：“爸爸说了，不守岁就不给‘压岁钱’。”弟弟赶紧直起头，揉揉眼睛，说：“我不困，我没有睡哦。”过年我爸特别宽容，虽然同样指指点点，说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但绝对不会打我们。

“压岁钱”也从五分涨到了五角，一年到头，这是我们唯一的零用钱。我妈见我爸开始发“压岁钱”，忙起身进屋，把准备好的零钱拿来，给我们一人两角。就这样，我们有七角钱，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这个钱爸妈不管，由我们自由支配。姐姐的钱收得仔细，我从来不知道放在哪里。我的钱呢，常常压在枕头下面的草席底下。弟弟的钱则交给妈妈帮他保管，不然一定被哥哥“哄”来用掉。

年初一有很多禁忌，不让叫人起床，我们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不过，很奇怪，年初一早上我们从来不会睡懒觉，接天连地的炮仗把我们“吵醒”，穿新衣裳、出门逛街的心把我们“跳醒”。吃过饭，哥哥姐姐就带着我们逛街去了。我把草席底下的钱拿出来，左看右看，拿了一角，放进毛线织的小钱包里，用别针别好，其余的钱收着，任由它“躺”在草席下面。

街上的人真多，挤都挤不过去，到处是维持秩序的警察。过年三天都要“耍龙舞狮”，还有骑驴、踩高跷的。我们跟着“耍龙”的人从上堡街走到下堡街，再到建设路、振兴街，怎么也看不够。龙头前有人拿着绣球，朝龙头左右摇晃，逗引那条长龙，一条龙要有十多个人才能“耍”起来。

拿绣球的是领队，抬龙头的人跟着绣球，后面抬龙身龙尾的人则跟着龙头“耍”了起来，从左到右，弯曲起伏，就像真的一样。狮子爬上另一只狮子身上，翻滚、跳跃，做着难度较高的动作。舞狮的人有很多是武术学校的，他们身手矫健，动作敏捷，叫人仰慕。龙，三四条不一，颜色各异。狮子一般就三对。踩高跷的人有各种装扮，各个朝代的人都能“聚”在一起，董永、白蛇娘娘、七仙女、穆桂英纷纷上场，凤冠高戴，水袖飘舞。

我牵着弟弟挤进人群，站在最前面，伸长脖子到处看。哥哥姐姐早就不见了，找他们的同学和小伙伴玩去了。“狮子”忽然张开大嘴，伸出个人头，对着弟弟做“鬼脸”，弟弟吓得大哭，我只好牵着他挤出来，花一分钱买了三块酸萝卜，抹上甜酱，酸甜辣都有，味道可口，弟弟吃得过瘾，早忘了那“钻出人头的狮子”。而我，损失了一分钱，才吃了一块酸萝卜，想了想，有点亏。弟弟说：“我还要。”我忙说：“不吃了，吃多了会‘拉肚子’。”

年初一要穿新衣服。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个子 “噌噌噌”往上长，用姐姐的话说：“就像施过尿素”，已经跟姐姐一样高了。那时候哪有什么羽绒服，仅有的一件棉衣，还是我妈每晚做完家务、改完作业，坐在灯下一针一针缝出来的，满满的全是针脚，摸上去就像长满了“虮子”。

我妈买了一块花布，请裁缝给我和姐姐各做了件一模一样的罩衣。我瘦、个子高，穿起来比姐姐“好看”，姐姐不服气，自己织了块围巾围着，暖和漂亮，硬生生把我“比下去”。好在，对美，我还“没有开窍”，根本就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裤子，我的裤子是姐姐原来穿的，裤脚都接过两道边了，已经掉色，呈灰白色，新接的还是黑蓝色，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不敢说，怕被妈妈骂，一年能做一件衣裳已经不错了，裤子要等到明年才做。

过年，实在是一年盼到头的希望。

哥哥的新衣裳还没有钉扣子。年初一早上，吃过饭，我妈在洗碗。我们要出门了，哥哥偏偏不走，一个人坐在墙角的“松毛堆”上掉眼泪。没有新衣服怎么出门？好不好看无所谓，只要有就行，虽然会被别的孩子比下去，有总比没有好。我妈把碗放进筲箕里控水，一回头，看见哥哥还在哭，一问，为没新衣服哭呢！妈妈忙说：“别哭别哭，我几分钟就把扣子钉好了。”

我们老家的风俗，年初一不出远门，年初二到年初四这几天，一定要去老家的坟上给老祖人们磕头拜年。到了这几天，再远再忙，都得去。年三十忙，不得回家吃“年夜饭”的，这几天都要抽时间赶回去上坟拜年。我们很早就要起床，吃过早点，我妈把做好的各种供品及好酒带上，赶到车站坐车去老家。有时候，路上耽误了，当天返回不了家，就在婶婶大伯家住上一晚，顺便拉拉家常。爸爸的嫂子死后，上坟拜年更是成了一条不能更改的纪律。早些年，我妈带着我们去，这几年，妈妈老了，开始放手让哥哥带着我们去。

出了嫁的女儿是不能回家过年的。据说，要回娘家过年，必须顶个筲箕站在门后；回娘家上坟拜年更是大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是自己家里的人了。我爸妈在外工作，思想开通，我家没有这种禁忌。但姐姐结婚后，还是严守这个传统，到了年初二才回娘家拜年。

因为姐姐，年初二也成了我们盼望的日子。姐姐来，总会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还会给我们“压岁钱”。结婚后的姐姐像个大人了，所有的礼物安排得妥妥当当，礼数也做得周周全全。我虽然跟姐姐一般高，却依然蹦蹦跳跳像个孩子。姐姐工作以后，就学会了织毛衣、做衣服，每年都要给我们织毛衣、做新衣服。我记得姐姐给我做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格子线呢的，缝上根拉链，轻轻一拉，又合身又好看，只是左边的袖子裁剪的时候没有裁好，格子是歪的。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件衣服的喜欢。

年初三早上，我妈会把屋里的青松毛扫掉。按照习俗，过年那三天不可以打扫卫生。如果年初三再不扫，就要等过了小年（正月十五）才能扫。那些青松毛，被我们跑出跑进，带得到处都是，实在等不到小年。扫完地，我妈就开始带我们走亲串戚。

城里只有一个亲戚，就是姨妈。姨妈家有六个孩子，大的三个已经工作成家，大表姐、二表姐也一起回到了姨妈家，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吃饭打牌、下棋，丢车摔炮，很好玩。这两天基本都在姨妈家吃饭、玩。有时候也会到宣威的溶剂厂逛公园、猜灯谜、玩游戏。当时是溶剂厂最红火的时候，虽然厂里排出的脏水有一股臭鸡蛋味，但“花园式的工厂”让我们特别向往。溶剂厂小花园有各种花草、假山，还有孔雀、猴子等动物。看够了花园，再玩玩游戏，拿着奖励的糖果、铅笔、作业本，心满意足地回家。

过年，充满了快乐和喜庆。

那些年，我们住在爸爸工作的印刷厂，厂里有一个球场和一块比球场还大的空地，地上长满像蚊子的草。车间背后还有一大片柳树林，树林往前有一个大水塘，水塘上边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里积满了水。

过年那几天，厂里的小孩子常常聚在一起玩“打死救活”“躲猫猫”等游戏，有时候也会在大柳树下面玩“过家家”。防空洞是我们想要探险的地方，可惜有一道铁栏，大门常年锁着。我们只好在防空洞两边的水泥斜坡上“梭”，这“滑梯”被我们“梭”得光溜溜、油亮亮的。

有了“压岁钱”，我们手里就有了玻璃弹珠、画片、水果糖、气球，我们头对头趴在地上弹玻璃球、拍画片、吹气球、“舔”水果糖，一天之后，新衣服就全是泥灰。过年不能打孩子，不然一年到头都要挨打，最多只能骂几句。这么想想，过年真的是我们的“天堂”。

年初五以后，年就算过完了，我们的“好日子”也该结束了。我妈照样叫我们起床、挑水、洗菜、写作业。趁爸妈不在家，我们几兄妹在家里数“压岁钱”，比比谁有钱。我哥手“散”，“压岁钱”已经没有了。而我，才用了两角钱。我心满意足地把钱继续收在草席底下，等到开学后课间休息时，到校门外，花一分钱买根长酸菜，一缕一缕撕着吃，还可以分给要好的同学一起吃。

“年”里“剔”得干净完整的鱼骨，山里去“撕”来的青松毛……统统分散在松散的日子里，成了对那些“年”的回味。

 崔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