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陈永明：故乡记（组章）

我的衣胞之地

村庄，是我血脉流淌的衣胞之地。我的童年和记忆，是从那个小地名叫花楸坪的村子开始的。顾名思义，那里曾经是一个山水环抱、树木葱茏的地方。

村庄是恬静的，故乡是恬美的。在村庄的炊烟里，和伙伴们一同游玩和嬉戏。在故乡的风景里，我们一天天长大，带着记忆中的春花秋月离开故土，带着梦幻中的夏雨冬雪告别家园……

我渴望，回到儿时的记忆，回到如今我回不去的故土和家园。

从乡村走进县城，所处的环境更大了，我的空间却很小。早些年，曾经蜗居在机关办公室一间只能放一张床的杂物间里，读书写作打发时光。在那个空间里，我读到了许多过去没有读过的“闲书”。有一篇题为《劝种树说》的史料曾记载：“历史上的永善，旧为夷疆，处万山崎岖之中，人稀地广，荒僻特甚。自雍正之初改土归流，始沾王化。越数十年，地渐辟，人渐聚。然而山溪之树木屋之、薪之、炭之，用莫能尽，翳翳焉，丛丛焉，有行数程而不见天日者矣。由是虎豹依之为室家，盗劫缘之为巢穴，昏黄而野兽入城者有之，冲途而颠越行旅者有之。”

原始、生僻的文字，是苦涩的记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至今朦朦胧胧，对那段岁月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追忆，毕竟是不谙世事的童年，所有的往事仍旧是美好的。水边的村庄，树上的村庄，田园美景的村庄，是我最初的记忆。当年伐木烧炭、大炼钢铁，砍了很多的树；当年开荒种地、“放卫星”，村里的老梨树也没逃脱厄运。记忆中的老梨树被几个比我父亲还精壮的人放倒在地，村里的几个木匠则三下五除二，把老梨树做成了几辆手推车，拉土运石。那年月，开荒种地成为一种时尚，刀耕火种成为一种速度。种田，远没有种地那样清闲。后来，村里说话管用的领导说了一句“革命”的口号，村里的那一大片水田，就无偿变成了隔壁村的地盘了，本村的几百号人便“靠山吃山”、上山“开荒”种地。时至今日，老家房前屋后的水田，都是外村人继续耕种着。老家那个院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岛”，进出家门的路还得每年花钱租用。曾经“靠水而居、在水一方”的老家，仍旧深居在田的中央。

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体山林的树木渐渐稀少了。做饭、烤火要烧柴都成问题，特别是每年十冬腊月，家家户户都得备过冬的烤火柴，我还跟随父亲上山砍过柴、刨过树蔸，为过年烤火作准备。老家的山水，村庄的容颜，犹如我一辈子牵挂的故乡的山风和明月，一天天地在改变着。天长日久，我们无需更多地去拷问：谁的过失，谁的责任？

在远逝的岁月里，父亲也带着我们在房前屋后种了一些树，一些可以遮荫添绿的大青树。虽然，父亲不知道绿色与青春有关，不知道绿色就是生命律动的另一种形态，但他知道，绿色与家园有关。让自己的家园充满绿意，那是一道不错的风景。

如今，老家的山水，满目青山，过眼白云，溪流淙淙，依旧是我的生命所在！

父亲的“龙抬头”

在乡下，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接下来，便是城里人和乡下人都很在乎的日子，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

俗话说“龙不抬头，天不下雨”。龙，是民间祥瑞之物，又是“和风化雨”的主宰和象征，人们祈望“龙抬头”兴云作雨、滋润万物。据说，这一天，天上主管云雨、冬眠的龙王，被隆隆的春雷惊醒，便抬头而起，降甘露于人间。其实，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是廿四节气中的惊蛰，之后，雨水也会渐渐增多起来。春季来临，万物复苏，一年的农事活动如火如荼，农村正式进入繁忙的春耕播种时节。在民间，有“二月初二剃龙头”的说法，认为这一天剃头，可以给人带来“红运当头、福星高照”的好运。

记事时，每到二月初二这天，父亲都要请住在隔壁院子、曾经在部队里当过吹号兵的二伯到我们院子，帮着父亲为我们三兄弟“剃龙头”，然后再给父亲剃头。那时家里穷，没条件拖家带口进城去理发，多数人家都是自己买了剃头刀，在家里请人剃头，或者到隔壁人家一起剃。直到我上初中，每次鬓角头发盖耳了，才去县城老四街口的“金江”理发店，花二角五分钱，剪一个小平头。

父亲常说：“二月初二‘龙抬头’，剃了‘龙头’好跳‘龙门’。”每到那天，父亲总记得烧上热水，亲自主持为我们三兄弟剃头，三个姐妹则用剪刀象征性地剪去一点头发或者修修剪剪，意思不外乎希望我们六个兄弟姊妹都能健康成长，好好读书，学点真本事，将来有个好出息。

记得，我在上初中的第一年，二月初二正好是周五，学校下午不上课，我早早地去排队、理发、回了家。那天天气正好，暖洋洋的，父亲心情好，他说他也想剃个“龙抬头”。热水烧好了，同院子的大伯正好有事出去了，隔壁二伯也不在家，父亲洗好头，便摸索着自己剃头。

父亲身体不太好，都是那些年喝酒喝出的毛病。那些年，没粮食煮酒，父亲多半喝的是甘蔗皮为主制作的“榨皮”酒，除了喝出了胃病外，还喝出了干咳的毛病。没钱医治，就喝土法偏方汤，还常年离不开止咳的西药片“麻黄素”。头剃到一半时，父亲忍不住一阵干咳，不小心耳朵旁的鬓角便划出一道血痕，瞬间，一串血珠珠像蚯蚓似地爬上了父亲的脸。为了继续剃去另一半湿漉漉的头发，父亲便叫我为他剃头。

我从小就怕剃头。小时候要剃头时，父母多半要给上一两分钱，或者煮个鸡蛋哄着，我才能在哭哭啼啼中剃完头。看见父亲叉着八字形的腿，在自己粗糙的劳动布裤腿上“唰唰唰”地荡刀子，拿着光亮闪耀的剃刀，心里便一阵阵发紧。特别是当剃刀在自己头上“嚓嚓嚓”地游走，头发在火辣辣的疼痛中被刮完时，后背就一阵阵发凉，好不容易才熬过剃头的时光。

虽然心有余悸，但碍于父命不可违，也不能看着父亲带着一个“阴阳头”下地干活，我便抖手抖脚拿起剃刀，要往父亲头上下刀。父亲说：“别忙。”他叫我从灶房里找来一条吃饭用的矮板凳，父亲则坐在草凳上，要我跪在矮板凳上为他剃头。父亲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腰，何况老辈人的头，晚辈是不可以随便碰的。发肤受之父母，得有尊长之分，不可坏了规矩。”

本来就很胆怯、心虚，被父亲这么一说，自己心里就更紧张了，还得跪在板凳上，接着父亲摸索着剃了半边的头发，继续为他剃个“龙抬头”。

左手抚着父亲的后脑勺，拇指和食指交替着绷紧他头上松松垮垮的头皮，试着把稀稀疏疏的黑发和白发从头皮上刮下来。只听父亲嘴里“咝”的一声，头微微扭了一下，糟糕，头皮上一块表皮翻了起来，随即浸出了红红的血。父亲说：“别怕！”随即拿过剃刀，在他大腿裤子上一上一下、一反一正荡了几下，又在腿上示范着教我如何下刀剃发。父亲说：“心要静，刀背平靠头皮，微微抬起，把握好刀口和皮肤的角度，上下平着刮就行，切忌不能左右拉锯子似地移动刀口……”父亲越说，我自己心里越慌。父亲鼓励我大胆地下刀，“不就是剃个脑壳，未必还有‘背一背、挑一担’累人？”听了父亲的话，我大起胆子，几乎是闭着眼睛，跪着在父亲松弛的头皮上刮下了一绺头发。父亲说：“就是这样的，慢慢地就会了。”父亲半边头上的头发快要被我剃完时，跪在膝下的小板凳偏了一下，我酸软的腿也不由自主地晃了一下，顿时，父亲右边太阳穴旁一小块皮肤又翻了起来……我吓得不知所措。父亲却嘿嘿一笑，安慰着我，风趣地说：“没啥大问题，收音机里不是在说，不流血流汗哪来的革命成功？”末了，父亲还说，我们在农业上种庄稼、你们在学校里读书，都是这样的道理！我暗自庆幸，幸亏真的没啥大问题！这时，同院子的大伯赤着脚、背着牛草回家来了。他既为我解了“围”，也为父亲清理干净了头上没剃完的发，圆了父亲剃“龙头”的愿望。

是啊，不流汗哪来的成功，不付出哪来的收获？怀揣着父亲的教诲，直到今天已是四十多年了，那剃头刀虽已锈迹斑斑，淡出了视野，但生活的剃刀依旧锋利，“龙抬头”的美好祈愿仍在心底继续，那段抹不去的记忆仍在继续，父亲剃“龙头”的美好向往和家风良训仍在传承中继续。

四十多年，每年我都会在心里为父亲剃一个“龙抬头”。

母亲的“社保卡”

       新年刚过，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我照例在周末回乡下老家，看望80多岁的母亲。

那天，刚进家门，母亲便神神秘秘地翻出一样东西：社会保障卡。母亲说，我也有这种“卡”了，可以看病、领养老金、领老年补贴……应该是和以前的“存折”一样。母亲叫我把它带回城里，在银行自助取款机上帮她看看，原来那“存折”里的钱还在不在、转存上去没有，现在这“卡”上有多少钱了。

言谈间，母亲那爬满皱纹的脸上，是满满的自豪感。

是啊，在如今“卡”行天下的年代，“卡”似乎都成了身份的象征。诸如储蓄卡、信用卡、购物卡等。虽然我不赶时髦，除了一张必须的身份证外，也有几张必须的公务卡、工资卡和社保卡。刷卡消费，也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时尚，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来，母亲在几天前感冒了，去村上的卫生室请医生看病，打了针，开了感冒药。母亲是带着“卡”去的，“新农合”报了账，自己交了20多元钱。母亲接着又补充说，那是她自己平时的零用钱，都没问子女再要钱了。是啊，母亲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了，这是在计划经济年代，想都不敢想的。

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生于1935年，也就是毛主席写《七律·长征》那年的4月出生的。母亲的老家在金沙江边的永善县务基镇锦屏村海口村民小组，老地名乌木寨。外婆刘李氏养育了母亲4姊妹，母亲为老四。母亲7岁多时便随外婆逃难到了现在居住的新拉村柏杨村民小组，被她早年迁居在此的大叔、大婶收留，并挤出一间“牛圈”供外婆和母亲临时居住，母亲则帮忙放牛、割草，做些临时家务。1950年4月永善县城解放后，当时16岁的母亲便被“抢亲”到了同村的胡家桥，做了给我生命的母亲。

母亲说，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公婆。当年，我的父亲和伯父兄弟两人，住在一个四壁透风的茅草棚里，靠给大户人家放牛、帮工为生，缺吃少穿是常事，一条好一点的长裤子，父亲和伯父出门轮着穿，日子十分艰难。父亲成家后，伯父另立了门户，不久又张罗着，把在邻社周家当丫鬟、做“厨娘”的伯娘“抢”了过来。那以后，父母和伯父有了他们各自的归宿。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便开始改造破烂的茅草屋。我出世那年的10月底，正好是老家那排土坯房快要竣工的日子，早上都在为帮忙修房的乡亲做饭的母亲，下午便在家里坐起了“月子”。母亲常说，我来得正是时候，新房子修好了，续“香火的”我也降生了，让父母感受了“双喜临门”的喜悦。第二年，伯父、伯母也在相邻的地方，门对门,并排修起了3间土坯房。上下空着的两排，伯父为大，选了上排，修了自己的厨房、畜厩，父亲则在下排修了两层的畜厩，一个自然的小院就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衣食问题解决了，加上父母的精打细算、辛勤劳作，家里生活条件慢慢好了起来，父亲和伯父商量着，在城郊干河村的巫家瓦窑买了小青瓦，两家人都把茅草屋顶换成了瓦房。然后，在临昭永公路一侧选好“向山”的方向，修了一道共用的“朝门”。从此，一院两家、情同手足、和谐相处，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如今，这个院子经历了将近60年的风风雨雨，依旧温馨如故。父亲36年前最先“走”了，之后伯父伯母也相继“走”了，伯父家里的堂姐早年远嫁他乡。如今，84岁的母亲，依旧同最小的兄弟住在这个四世同堂的老院子里。

年迈的母亲常说，岁数大了不管事了，有兄弟一家操持家务，自己也轻松多了。在母亲的眼里，兄弟是头脑灵活、孝敬老人、能吃苦耐劳的。他从铁匠干到石匠，从种包谷、洋芋、稻谷，到种核桃、花椒，从养鸡养鹅养猪，到就近打零工……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我们6个弟兄姊妹中率先致富，将父亲修的两层畜厩改建成水泥砖房。3年前，又将父亲留下的那排曾经很风光的大瓦房改建成了水泥楼房，还做了屋脊装饰。兄弟自己买了农用三轮车，宽敞的户间道把院子和昭永油路连在了一起，出工下地，不再肩挑背扛，作物收成装在车里方便快捷地开进院子。长大成人的侄子、侄女们，有的在浙江省固定务工，有的在昆明市安家落户，办起了洗车场，有的开起了公司，都买了小汽车。

母亲常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啊，城里有的乡下也有了，乡下有的城里还不一定有。何况，乡下比城里还清静。也难怪，母亲以往进城总待不了几天就急着要回“住惯的山坡不嫌陡”的乡下。母亲嘴上虽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死了都值得了。但是，每每想起早逝的父亲，母亲心里也是满怀惆怅地感叹：要是你爸爸在就好了！

曾经，母亲最大的心病，总是担心自己过不了80岁那个坎，当初是我借“算命先生”善意的谎言，说母亲有九十六岁的寿命，才慢慢说服了半信半疑的母亲。如今，岁数越大，母亲反而看开了，心态也不再为“身后事”纠结。

坐在老家门前的屋檐下，母亲像把玩宝贝似的，抚弄着手里的“社保卡”，隔着几坵金黄的稻田，静静地细数着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奔波的行人。母亲对眼下的好日子格外珍惜，也很满足、很惬意。按母亲的说法是：过去“吃不像吃、穿不像穿的”都过来了，何况现在每月有“老年保”“高龄补贴”，还用上了手机、饮水机、电视机，重孙绕膝、衣食无忧，只管细数着光阴，享受天伦之乐。

是啊，母亲这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何尝不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见证了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老家那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从无到有，从茅草屋到小洋房，何尝不是一段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呢？

地里的“落花生”

白露一过，高山上的核桃可以大量地吃了。和核桃一样，老家的花生也开始采挖了。

进入农历七月，天气渐渐凉了起来，有点秋风秋雨的味道，头脑里也会常常梦见去世的亲人，梦见八十多岁的母亲模模糊糊交代一些事情，梦见年轻的母亲风风火火背一个抱一个、带着我们兄弟姊妹捡花生的过程……

那时的乡村，没有幼儿园或者学前班，只要我们的右手能够摸着左耳朵便可上一年级读书了。小时候，我只能偏着头才摸得到耳朵时，父母便让我背着花书包、装上自制的算数教具——许多的包谷秆“小棒”，接过母亲从灶台上炕好的干花生，一路哭着去了学校。星期六不读书时，就跟着母亲下地，母亲会刨开泥土，看看土里白胖胖的花生长大没有，顺便摘下一两颗给我们解馋。我还记得，在假期里，坐在父亲的人力“花轮车”上，让他拉着花生藤和我，一起去白沙田家坡水磨房打“猪草”的日子……

母亲没文化，讲不出啥道理，她只知道盘田弄地不流汗不行，不辛苦付出就没有收成。那时年幼，不懂事，也没读过作家许地山写的《落花生》。后来，读完小学保送进了初中，知道了《落花生》阐述的意义和内涵，懂得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于母亲而言是高深的。母亲虽然知道“根根胡须钻泥巴，自造房子自安家，地上开花不结果，地下结果不开花”的谜语，但她不知道花生为啥花开枝头却钻进土里结果，不知道花生为啥还叫“落花生”……在母亲眼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孙绕膝时的快乐时光；全家团圆时，就着香喷喷的炒花生，说一大堆理不完的家长里短或回味意犹未尽的往事。

老家离城不远，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在城里住不惯，常年和弟弟一家住在乡下。每逢周末，我都要尽可能地回去看看。

农历七月十三，是周末，也是老家习惯过的“七月半”，与清明时节扫墓祭祖一样，我是必须回去的。

刚到家里，母亲正和弟弟一家围在一起摘花生。沿着院子边已经堆积了一大圈打成捆的花生藤，还有一大背连藤带果的花生没摘完。

弟弟催促弟媳做饭，他作帮手。我坐在母亲身边摘花生，像往常一样听母亲说话，尽管她那城里的儿媳、孙子、重孙没能一道回去，但母亲心里还是很畅快的，看得出她是高兴的。

母亲说，今年闰六月，干旱久了，收成比不上往年。今年种的花生不多，大约有三分地左右。除收到几大捆偶尔还带着些小黄花的花生藤外，没收到多少籽粒饱满的花生。

临走时，弟弟装了满满一大袋先前摘下的洗得干干净净的鲜花生，母亲非叫带上不可。母亲知道，城里可吃的很多，但没有老家的那种浓浓的“家”味。我知道，这“地下结果不开花”的“落花生”，装满的是一份牵挂，是理不完的家长里短，是“送出家门回头望”的乡愁。

唐诗宋词里的故乡

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聆听他们对故乡的吟唱。

李白有《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白居易有《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孟浩然有《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有《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实，像这类描写故乡、描写村庄，讴歌山川河流、人文风情、田园风光以及花草鱼虫等的诗篇，比比皆是。我们可以踏着古人的脚步，探寻“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美景，领略那“晨光映照岸边的红花，比熊熊的火焰还要红,清风吹拂满江绿水，就像青青蓝草一样绿”的乡村画卷；可以体验乡村做客的“赴宴图”；描一幅“青山，绿树，村舍，场圃，桑麻，菊花”点染的画面；绘一幅“明月青松、山泉清流、浣女戏水、渔舟晚归”的村姑“洗衣图”。

古人眼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也是我魂牵梦萦、叶落归根的处所。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描绘了农家房前屋后的小路上，鲜花盛开，花团锦簇，惹得彩蝶飞舞，娇莺吟唱，路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杜牧《山行》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展现了秋冬时节红叶开得正艳，忍不住停车驻足观赏这一独特的风景。

这些意境，把自然景色与友人热情融为一体，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正在倾力打造的“秀水、青山、白云、蓝天”，也正是我们当代人梦寐以求的乡村典范和“世外桃源”……

来源：昭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