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他要求我们，要把“扎西会议”故事等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和长征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以及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

一、“扎西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侵占了东北三省，中日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国际反法西斯和国内抗日救亡的高潮到来，但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年9月，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这时，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决定北上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打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遭受重创，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下，由于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采取单纯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10日起，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根据当时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长征开始后，敌军摸清了我们的战略计划和行军路线，分别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设置4道封锁线围追堵截红军。红军艰难地通过了前3道封锁线，特别是在通过第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后，红军伤亡惨重，中央红军的人数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博古作为临时党中央总的负责人，深感自责，而李德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反思，把责任归咎于红军高层指挥者。实际上，博古和李德已经不能指挥红军了。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了紧急的“通道会议”，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应该转移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2月18日，在贵州省黎平县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毛泽东在“通道会议”的建议得到多数参加会议同志的赞成，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后，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原来的计划，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 31 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建议渡过乌江，到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同时限制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明确要求：凡红军的重大的军事行动，必须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了最高“三人团”，仍由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最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红军改变黎平会议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回合，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只召开了3天，红军就继续前进，准备北渡长江。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转折性的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由于国民党各路大军全力围追堵截红军，特别是土城战役失败后，北渡长江无望，中革军委决定一渡赤水，向云南威信扎西集结。

二、“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

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层，但是具体分工没有明确。博古仍然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只要他还在党中央负总责，那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没有彻底结束。因此，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改组就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重要问题就是在“扎西会议”上解决的，主要由威信水田寨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大河滩庄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扎西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次会议共同组成。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到达云南威信的水田寨，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洛甫（张闻天）成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实际上是确保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权，在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为全党全军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革命和长征胜利作出了组织上的有力保障。二是讨论研究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要求中央苏区马上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坚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还研究了其他苏区的战略问题。

1935年2月6日至8日，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几项决定：一是总结了土城战役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针。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改向以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是讨论通过了洛甫（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错误主张，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决议通过后，为了便于传达实施，洛甫（张闻天）简明扼要地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在2月8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并发电告知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等。三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战争主动。

1935年2月9日至10日，中央红军到达威信县城扎西，总部驻江西会馆。在江西会馆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军委和军团负责人。会议讨论作出的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的战略决策。二是精简缩编中央红军，扩大红军以及开创云贵川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三是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问题。

三、“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

（一）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扎西会议”的水田寨花房子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1935年 1月27日的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任弼时同志宣读了“扎西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严肃而又兴奋地告诉大家：“那个指手划脚的外国人终于下来了，毛泽东又在指挥红军了！”邓小平同志也强调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在“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后形成的。

（二）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大河滩庄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总结决议》是党和红军对反对敌人五次“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在党内开展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批判了以往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错误等军事思想的总结，其实是肯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战术相结合的军事思想的正确性的纲领性文件，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和行动上提供了思想武器。毛新宇将军在纪念“扎西会议”胜利召开80周年大会上曾说过：“《遵义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实事求是军事思想形成的原始起点，闪耀着伟大的光辉。”因此，是“扎西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引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新胜利。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它与遵义会议一起共同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邓小平多次论述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当前，我们必须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我们要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保护好红色文化资源，以史为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奋力推动滇东北崛起、昭通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奋勇向前。

（中共昭通市委党校 辛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