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梦里花落知多少（三篇）

多年来，我主要写小说，同时也写了一些散文。散文，似乎是对小说的补充，断断续续地写，写的总是心里话，情感真实，难以割舍。这些散文，有的在省内外发表过，有的却没有发表，一直保存在电脑里。现在翻出来，感到有些时过境迁，但读来倍感亲切，难免让人感到流年逝水、岁月蹉跎。这情境，很容易让人想起民国时期卢前的诗《梦里花落知多少》。这句诗，多次被三毛、郭敬明等作家引用，我也以此为题，选择几篇旧作，赖以表达我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之情。

——题记 

梦一样的松坪

（松坪是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的一个少数民族乡）5月21日，我又去松坪。无数次去松坪，无数次的感觉都像是在梦里一样。那里的山水、泥墙、木楞房和茅草屋，还有放牧的大人或小孩，都让我产生许多联想，甚至于那里的天、空气，都好像成了另外一个天地里的事物。所以，每次从松坪回来，我都想写下点文字。

然而，今天我却写不出来了。今天，我过多地想起了小时候在松坪时住过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也是松坪管辖的，名字叫芭蕉箐，我的外婆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芭蕉箐这个村子在松坪一座大山的半山腰上，四面环山，差不多每次出门都要和山打一次交道，即使不出门，透过窗口向外面看一看，也是满目的青山绿水。在山里生活的人，注定要每时每刻和山在一起，想分也难分开。小山村里的人家不多，房子也砌得比较分散，东一家，西一家。村子里的人，都沾亲带故。我有两家亲戚，为了把平缓的地方用来种庄稼，就把自家的房子搬到一个陡坡上去了。关于这一点，我当时很是想不通。

我到芭蕉箐外婆家去，一般都是在七八月间。这个季节虽然雨多，但突然放晴的时候，天十分蓝。天晴了，我从村子里走过，红色泥土的路上滚动着蚯蚓，散发着热气。这时候，我常常看见村子里的人拄着拐杖走出家门，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去。我看到这些拄着拐杖的人并不老，出门拿一根棍子好像成了这里人的习惯。我还注意到他们脚上穿的都是草鞋。草鞋都是自己编的，男人女人都要自己编草鞋。他们编草鞋从来不在家里编，而是走在出门的路上编。他们在路边上，一边扯山草，一边就把草鞋编好穿在自己的脚上了。

记得第一次去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还很小，那天我随母亲走到村口时，曾被一位头顶着黑布套头、身穿着花花绿绿麻布衣服的老太太吓了一大跳。老太太的脖子上挂着好多串五颜六色的彩色珠子，手里拿着一个扭麻线的手摇车，她站在一棵结满了“佛手瓜”的老松树下，面目慈祥，带着微笑。我当时就觉得，她就像人们传说中的神仙或者妖怪。我家老屋里曾有过一幅神像，上面就有一个老人手里拄着拐杖，举着一个硕大的桃子，站在一棵古老的蜡梅树下。我觉得村子里的这位老人，很像神像中的老人，就像是神像中的老人站到了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我不能不感到神秘，以至使我对整个芭蕉箐都感到神秘起来，这种神秘感笼罩着我的整个童年，甚至影响着我一辈子对这个山寨都有着神秘的感觉。

这位老太太面目慈祥可亲。听母亲说，她小时候还吃过这位老太太的奶水。外婆去世得早，母亲小时候多数时间是在这老人家里生活的，直到长大成人。我记得，那天我和母亲就在老太太家里休息，吃中午饭。老人家的房子是木楞房，房子的板壁被烟火熏得漆黑，显得低矮而昏暗。房子中间，烧着一个大火塘，使整间屋子变得很温暖，让人一进屋就有了一种“家”的味道。我好奇地坐在火塘旁边的毛毡上，看着老太太和母亲在小磨上磨新鲜的玉米粒。她们共同握住一根光滑的磨把，小磨随着她们的手在慢慢地转动，玉米浆顺着磨盘流了下来，屋子里就飘起了一种鲜嫩的玉米味道。不久，我就吃上了她们用玉米浆煎出的煎饼，这种煎饼没有放糖，但吃后有一种淡淡的甜味，有浓浓的奶香味。我忽然想起了母亲的话，她说她是吃老人家的奶水长大的。老太太哺育过母亲，我是母亲的儿子，我也是老人家哺育的后代。这当然是我现在想起来的词语，我对她感激不尽。后来，我就在火塘边的毛毡上睡着了，醒来后，发觉自己躺在老太太的怀里。我睁开眼睛，又望见了老太太慈祥的笑容，感受到了她的眼睛里流出来的和煦的风。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老人家脸上的皱纹很深，脖颈上的肉皮很自然地往下坠。那种面目，那种神情，不经过很多的沧桑，是永远也不会表现出来的。

一般来说，母亲把我送到芭蕉箐以后，她住几天后就回坝子里去了，让我一个人留在舅舅家里。舅舅家没有儿女（后来才知道，舅舅家想收养我）。白天，我一般都是跟着一位名叫路生的孩子去放牲口、捡菌子和核桃。路生是他的母亲把他在路上生下来的，他的母亲在路上生他的时候，一天没有碰到一个人，只好自己接生，自己把孩子抱回家。路生是个豁唇，我们上山的时候，他习惯披上一件棕衣。这种棕衣是山里人自己在家里缝的，可以穿在身上，也可以拿到山上去垫坐、睡觉。路生和我上山很少讲话，他领着我一天要走许多的山路，进密密麻麻的松树林子，过一道道小河，蹚一条条山沟。林子很深，进去了就难见天日，只听见“哗哗”的流水声，一股阴森森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山林里很少遇到人，我们在里面能听到的最熟悉的声音就是牲口脖子上的响铃声，那声音随着牲口摇晃的脑袋而缓缓传来，既亲切，又能让人得到安慰……

今天，我又走到松坪，是出公差，我走的公路就从芭蕉箐下经过。车到了松坪，发现还有手机信号，我就给远方的朋友发了很多的短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心里非常感慨，但没有对朋友说起这事。直到回到了家里，又想起童年的这些事来，觉得松坪已入住在命运中，环绕着我的一生。当然，这种环绕是精神上的，属于灵魂内部的事物。所以，不管我什么时候到松坪，看到那座山或山上的树木，一种从来没有的感觉就会升腾上来。还有松坪的河流，我听到里面的水声，看到上面的雾气，便会心旌荡漾。

两棵树

小镇上一家兄弟俩住在街上，各有一所古老的房子。弟兄俩的房子，都是一样的建筑风格，古色古香，想必是祖上留下来的。而且，兄弟俩的门前，都有一棵红椿树，长得枝叶茂盛，矫健挺拔。从表面上看，兄弟俩的家境一样，不分高低，两家人也很和谐的样子，这让小镇的人羡慕不已。

人们羡慕的，还有弟兄俩门前的红椿树。小镇上的人，称红椿树为“树王”，不论哪家建房，都要在房梁上用点红椿木，否则，“晚上房屋上的木头就会发出‘吱呀’的声音，意思是没有‘树王’坐镇，其他木头便有造反的意思。”红椿树成活率极低，成长速度很慢，这就成为了稀缺的树种，如果变卖，价格十分昂贵。时间长了，便有人提出要和弟兄俩买树。两兄弟都说，树是祖上留下来的，不卖。

其实，哥哥早就想卖掉门前的红椿树，他开始说不卖，是父母都还在世，卖了怕引起他们的不满。不久，父母相继去世了，哥哥动心了，就和弟弟商量，想把门前的树卖了。弟弟说：“红椿树是我们家的一种象征，卖了不好。”哥哥说：“我们卖了可以再种。”弟弟拗不过，便说：“你如果想卖，就卖你自己门前的，我的不卖。”哥哥真的就把门前的红椿树卖了。

哥哥的树卖了不久，小镇上旅游开始升温，来往的游客越来越多。一些商家便瞄准了小镇的旅游市场，来小镇上租房子做生意。也有商人看上了弟兄俩的房子，但在谈房租的时候，哥哥的房租只是弟弟的一半。哥哥不解，他说：“一样宽的房子，为什么是两个价格？”商家说：“因为房前无树，房子的品位就会相差太远。”

哥哥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弟弟的房租高，是因为门前的那棵树。

哥哥终于明白了，房租的价格，还与房子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有关，真正值钱的东西，在房子之外。是啊，人们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小镇来旅游？看上的不是单一的哪栋房子，而是看上了小镇上整体的人文环境。哪怕是在小镇上走着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天空中飞翔着的小鸟，地上的一株株小草……都可能与这个环境有关。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我们家乡有一个老人，一年四季扛着鱼竿到小河边去钓鱼，天晴戴一顶草帽，下雨披一件蓑衣。但让我不解的是，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老人很少吃鱼。他钓回来的鱼，大多数拿去喂猫或送了邻居。现在我也明白了，老人成天聚精会神地到河边等待的东西，是在“鱼”以外的。

故事到了这里，可以看出一点眉目。说的是，一棵树虽在房子以外，但它增添了房子的价值。一个地方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可以改变人们对它的观念。

这可能是老生常谈。

但接下来还有故事。小镇上的那个哥哥，为了改变门口没有红椿树的状况，下决心要在门前重新种上红椿树，他想，要不了几年，他的房租也会和弟弟的一样。他找来了很好的树苗，栽下去以后又给足了肥料和水分，成天盼着红椿树长高长大。但时间一年年过去了，红椿树就是长不起来。问其原因，原来是弟弟的大树遮住了阳光，小树得不到阳光照耀，怎么也长不大。这样，矛盾来了。哥哥要弟弟把树砍去，因为它影响了小树的生长。弟弟不砍，哥哥就说：“那你的树荫就不能落到我的门前来挡住我门前的阳光，这是我的地盘。”

这可以说是“莫须有”的道理！哪里去说，都觉得哥哥没有道理，但哪个也没有真正的理由来说服哥哥。他门前的土地，当然是他的，他好像有权不让弟弟的树荫遮着那里。

弟弟为了避免纠纷，就把那棵祖传的红椿树砍了，但有言在先：“以后哥哥门前如果栽树，树荫也不许遮到我的门前来。”从此，弟兄俩家门前都没有了红椿树，两家人的房租都跌了价。再后来，商人们因为怕弟兄俩成天争吵，没有经营的氛围，也就搬走了。

兄弟俩只好守在光秃秃的大门前，唉声叹气。

怀念一次日出

一个驾驶员的想法，未免十分简单。比如我，开车出差，喜欢走的是山路。云南山多，十分险要，我在狭窄的道路上从容地打着方向盘，鸣着喇叭。在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为了感觉自己的存在，还会把走山路想象成现实的生活或人生。多年的社会经历让我知道，在生活中，不经过曲折，不经过磨难，便不是真正的生活和人生，起伏和坎坷才是最真实的世界。我记得当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落选后曾经说过：“胜利和失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驾驶着汽车走在山路上，我会在蜿蜒的山路上，感受到一种昂扬的旋律，产生意气风发的意境，感觉到生活的美好。

那些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开几年大卡车。每次开着小汽车拉着领导或同志去下乡，在路上看到开大卡车的师傅从容地驾驶着货车，货厢里码着高高的货物的时候，我心里满怀敬意。我一直认为，一个职业汽车驾驶员，不开几年大卡车，算不得真正的驾驶员。这个理想直到后来才得以实现。那年，我从单位“下海”出去，自己买了一辆解放牌的大卡车，拉木料、农药、化肥和粮食。许多人都说我是自讨苦吃，替我想不通。我也知道，开大卡车比在单位开小汽车不知要辛苦多少倍，早出晚归，流汗流血，但我却乐此不疲。因为，开大卡车让我在艰苦的近似流浪的驾驶生活中寻找到了快乐。

开车出门在外，“抛锚”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我一个人被“抛”在了荒野，默默地坐在公路边，等待着修理工的到来。所以，如果是几个人一起出差，我喜欢走在前面，这样，如果汽车坏了，后面的师傅会照应。开车的人都知道，开车拉货，如果后面还有自己的司机朋友，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我曾经相处过一位姓白的师傅，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人也十分诚实，和他在一起，我有言在先，让他无论如何不要超过我，让我“走路”踏实一些。白师傅总是照顾着我，他的车比我的动力好许多，但他从不超我的车。中途休息的时候，他常对我说，他是“忍”着的。

后来，一次抛锚还是如期而至。车是自己的伙伴，坏了，心情会十分不好。白师傅赶上了我，他听了听声音，知道我的车是变速器的主轴坏了，说一时修不好。两人商量，决定我在野外等待，他到前面去为我找修理工。临走时，他看着我忧郁的神情，说他在前面不远的小旅馆里等我。白师傅的话里有一种真诚的温暖。

修理工很快就到了，经过一个夜晚的努力，到黎明时分，车便修好了。我发动汽车，开车往山上爬去。一路山回路转，我脚踩着油门，马达声在山野里轰鸣……汽车快到山顶时，我看到太阳露出了“脸”来，像是从树林里、草丛中“飘”起来的一个“大红灯笼”。我记得十分清楚，这个早晨的太阳像血一样鲜红，光线浅浅的十分柔软。迎着朝阳，我的车继续往坡上爬，光线照到了驾驶室里，照到了我的身上，我感觉到太阳就在我的面前，伸手便可触摸到……这时候，汽车也好像是受到了“鼓舞”，“昂首”向上攀登。我热血沸腾，情绪高涨到了极点，情不自禁地鸣起了喇叭，喇叭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

多年来，我都很感动这个特别的早晨，感动这个早晨的日出。一次意外的“抛锚”，让我遭受了黑暗；一个黎明，让我享受到了日出，从黑暗到黎明的过程中，我像是看到了千年的希望。所以。后来的日子里，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我只要想到开大卡车所经历的那些困苦，想到那个汽车“抛锚”的夜晚，那个感受日出的早晨，我就会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

这样想下来，关于苦难的记忆，真是个好东西啊！

木 祥，原名成如明，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丽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在《民族文学》《大家》《青年文学》《散文》《美文》《边疆文学》等全国各种期刊上发表了小说、散文200多万字，出版了《丽江马帮》《束河啊束河》《女土司和她的后人们》《青春棚》《假如上帝还我一双手》《红灯记外传》《在云南和西藏的边缘》等小说集和散文集10部。他的小说《怒江故事》获“大家”文学奖，《假如上帝还我一双手》获云南省文艺精品工程奖，散文《两棵树》获云南省副刊好作品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