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太阳鸟 生态开新篇 ——序《云南生态儿童文学作家口述史》

云南作家协会原主席 晓雪

整整十年前，本书作者李秀儿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随风行走》时，我为她写过一篇题为《自在风 散淡人》的序。作序时我与她未曾谋面，但是读了朋友转送来的书稿，我由衷地为文坛“随风行走”般走进一个自然天成、文风率性的散文写作者而感到高兴。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那篇序文，我曾对书里记录她“随风行走”的某些散文篇章大加赞赏，比如说到她写的《怒江》，我就特别喜欢，并认为“这是我读过的所有写怒江的散文中印象最深、写得最好的一篇。”在那篇序里，我还顺手摘抄了《怒江》一段文字，用以证明我的评价“此言不虚”。后来这篇序文发表在当年的《文艺报》上，没想到引出一段故事——

认识李秀儿，纯属偶然。

2010年春，我在《文艺报》上，读到诗人晓雪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文章里转述了被评论对象的一段文字，写怒江的：“站立起来的大江，你见过吗？……车进怒江峡谷，大家就被迎面撞来的怒江给镇住了。这哪里是一条江啊，我们分明撞到一头迎面而立的水狮子！它一晃脑袋，就水珠乱溅，一呲牙咆哮，就有阵阵惊雷滚过……”怒江，我去过，写过，也见别人写过。却第一回见到这样写怒江的文字。而且，作者李秀儿——应该是个女性吧？我这样猜想着，顺手把这段文字抄写在当天日记里。

也在这一年，秋天，一个电视摄制组来我家采访。互相介绍时，一个年轻的节目主持人说，她叫李秀儿。我一下子想起半年前抄写那段文字的作者，翻出日记，两相对照，我们就这样戏剧性地认识了。旧事重提，是想说，由此，云南儿童文学阵营多了一名生力军——随后不久，李秀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书名就叫：《站立起来的大江》。

以上引述，来自云南作家吴然与李秀儿通信的一段文字，正好收入本书中。原来，我的序文引来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中国入选课本最多的作家之一的吴然的关注。后来，李秀儿进入儿童文学阵营并取得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此期间，李秀儿陆续创作出版过《花山村的红五星》《两个少年的长征》《平娃的墓园》《站立起来的大江》《大马帮》《秋天的心事》等八部儿童文学作品，她的一部长篇获得过《中华读书报》评选的2016年“全国十佳童书”荣誉，她的一个短篇曾获2017年度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她创作势头正好的2017年，她放下所有，离开云南，去到上海这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祥之地，来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又在三年后的今天，有了这部依然与云南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著作：《云南生态儿童文学作家口述史》（以下简称“口述史”）。

这是一连串的让我没想到。李秀儿，当年文风率性的散文写作者，后来成为量多质优的儿童文学作家，如今又以文学博士的身份，拿出这部“口述史”并再次请我作序，让我既高兴，更感慨。

细读这部“口述史”，我以为有以下突出特点：

她拓展了新视域，提供了新借镜。

熟悉当代云南文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儿童文学创作一直是云南文学的一个强项。最早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刘御、柯仲平，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马瑞麟、柏鸿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云南都有成绩和影响较大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比如乔传藻、吴然、沈石溪为代表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以及云南各个时期、星散各个地方的普飞、朱德普、刘绮、辛勤、张焰铎、钟宽洪、张祖渠、凝溪、马赛、杨美清、康复昆、吴天、杨保中、汪叶菊、湘女、汤萍、余雷、蒋蓓、刘珈辰、沈涛、冉隆中、吕翼、和晓梅、马瑞翎、任继敏、李艳丽、段永祥以及本书作者李秀儿……“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之所以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是因为这个群体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取向，其作品大多以书写云南边地美丽丰富神奇的生活画卷为己任，确实产生了具有异质化审美特征的一批新作，被批评界认为是中国儿童文学“崛起的新山脉”。但当时的研究，大多从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过于宏大的方向入手，肯定成绩比较抽象，指出问题往往“开大处方”。这种理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对于具体的文学样本的分析评判和整体的文学思潮的辨析引导，难以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多少有些让人遗憾。

“口述史”以生态为红线，将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地串连起来，以前比较散乱的珠子变成了一条紧凑精致的项链，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口述史”拓展了观察、评价和研究云南儿童文学的一片新视域。从“口述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对于生态主题的理解，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对于生态题材的处理，经历了从着眼于猎奇到着眼于警世的升华。在“口述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沈石溪、吴然这样的作家，为何数十年成就斐然，宝刀不老？因为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正是经历过“以非人类中心的创作视角，创造动物与人、自然与人平行平等的发展轨迹和生存位置，塑造以动物视角反观并审视人类，超越人类自审的惯性思维，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样的巨变。吴然的散文，“总能找到他那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十分隐秘的内心感觉’，听见他所揭示出的大自然的‘潜台词’”。难能可贵的是“口述史”“打捞”出远离文坛沉寂已久的乔传藻，将他当年擅长描写森林动物的生态散文成就和经验放在“口述史”的放大镜下，让其闪耀出熠熠光辉。“口述史”引用了我当年为乔传藻《星星寨》作序的一段评价文字，“乔传藻惯于用诗一般的语言和情丝，表现和抒写着我们时代的美，生活的美和自然的美。读着这样的作品，我想不论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会像饮甘泉、喝蜜酒一样，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吧?”总之，关于生态的云南儿童文学，正如“口述史”总论所指出的：经历过一番艰难曲折，云南儿童文学作家终于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属于大自然”取代“大自然属于人类”，进而生成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平等相处和谐发展，甚至自然优先发展的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以及生态文学（包括生态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这样的儿童文学创作或批评，才堪称“生态儿童文学”。“口述史”以批评方法论的转变，又以具体作家作品入手进行对话研判，由此带来的新视域，提供的新借镜，给人以耳目一新，就在情理之中了。

她阐释了新高度，预示了新方向。

中国古代先贤在阐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其中老庄一派，主张天人相通，万物同根，生命同源，尤为强调顺应自然，顺应与生俱来的“天人合一”，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今天的“人类属于大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观点，与之基本暗合。

生态文学的本质内核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正在全面推进的“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借用习主席讲话理念，也可以说，生态文明兴，则生态文学兴。

生态儿童文学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她既是时代社会的需要，也是现实环境的产物。在“口述史”中，李秀儿显然注意到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题材领域与审美空间这一事实。她借助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文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将生态文学“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并预测人类的未来”的四大特征移植于儿童文学，从生态的角度，提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儿童文学新高度，从生态文明的高度梳理云南儿童文学的来路和走向，为云南儿童文学重新命名并以此开启自然之门，生态之门，由此催生出富有新质的云南生态儿童文学。这样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口述史”既是对儿童文学确立了一种新高度，也是对儿童文学表现领域的一种有效拓展。由此，儿童文学的审美外延在广阔的生态领域得以自由延伸，赞美自然，敬畏生命，保护生物多样性，使大自然的动植物、大地和生态系统，由原来文学作品中人类改造的对象物，变为生态儿童文学的主角或主体，形成和丰富诸如动物小说、童年生态散文、森林动物散文、都市或乡村生态文学、边地或民族生态文学、生态环境幻想和探险文学等多种生态儿童文学样式，进而，更多更好的生态儿童文学，或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在云南更大面积的崛起——从上述意义来说，“口述史”预示着云南生态儿童文学发展充满光明的一个崭新方向，也未可知。

毋庸讳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云南“太阳鸟”儿童文学群取得过令当时全国瞩目的成就，其后的本土儿童文学出现过较长时间的沉寂和落寞也是事实。亟待寻求突围与重铸的云南儿童文学，从严格意义的生态文学方向入手，建立起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和创作伦理，将儿童文学的创作边界从人的生活、人的社会、人的世界，向花鸟虫鱼、山川万物、宇宙生灵无限拓展，开阔其更加辽远的创作视野，丰富其更加无垠的哲理情思，就一定会得其所愿：高原太阳鸟，生态开新篇。

（作者 晓雪 系云南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