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黄萍 : 洒渔香稻

洒渔素有鱼米之乡的美名，曾经作为贡米上呈皇宫。特别是木瓜林的米最为有名，木瓜林的米，煮熟了米粒是竖立的，吃起来异常的香甜。我不想去探究洒渔米香甜可口的原因，我只想去追忆那万顷秧苗的碧绿，一望无际香稻的金黄，以及栽秧、捉鲫鱼、逮鳝鱼、抓泥鳅的快乐。

洒渔的夏天属于万顷的碧绿。万顷碧绿把我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托送到意气风发的初中时代，初中的我正是豪情万丈的年纪。有那么一段时期，我时而激情澎湃，时而忧愁郁闷，父母和哥哥们怀疑我患了精神病，因为我激情澎湃时表现的就是狂躁症的症状，而忧愁郁闷时就是典型的郁抑症。狂躁症发作的时候，我会跑到背后的山上高呼，望着万顷碧绿尽情放歌，高颂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我就躺在屋前池塘的柳树枝编织的柳床上呆呆地望着房屋北边的稻田，低吟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我在狂躁与抑郁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没有落下学业，这也是我反驳父母和哥哥们怀疑我患精神病的有力证据。在这段时期，我依然是从家门出发，然后经过碧绿的稻田，走在稻田间的田埂上，直到学校的大门。放学后，我又从学校大门出发，从熟悉的田埂回家。每天来来回回三趟，已经熟悉到可以闭上眼睛从家到学校的程度。

学校的四周都是稻田，稻田的碧绿包裹住学校。然而，当夜幕降临或乌云密布的漆黑夜晚，包裹学校的就不再是碧绿，而是使人透不过气的黑暗。在漆黑的夜晚，学校里点着煤油灯学习的学子们在孜孜不倦的苦读，从学校窗户里传出的微弱的一点点灯光，成了整个漆黑的洒渔坝子一点希望，也成了人们辨别方向的灯塔。可是，学校为了规范校园管理，要求十一点统一关灯。关灯后，不准学子们在教室里点煤油灯看书，于是，灭灯后的整个洒渔坝子完全被黑暗紧紧包裹，市九中也因此从全市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下降为极为糟糕的学校。从一所名校降为一所末流学校，这尽管不是所有毕业于市九中学子的哀伤，但却是我的哀伤，我相信有着这种哀伤的学子并非只有我一个；我也相信，凡是具有荣辱情怀的学子，看着自己母校的沦丧，无不深感切肤之痛；我还相信，学子们学习的激情像刚点燃的火焰正要熊熊燃烧，却被规范校园管理的冷水扑灭，这不止对于学子们的学习激情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对学校也是一个消沦的举措。

晚自习下课，我的心情异常的郁闷。走出学校，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一片，月光朦胧，朦胧中的碧绿望不到边。我信步走在田埂上，慢慢蹲下来，轻轻地爱抚着秧苗的叶面。秧苗还没出穗，每一株秧苗都笔直地挺立在水中，这时的秧苗和我们中学的学子及其相仿，她们也像我们一样渴望成长。相对于她们的一生，这是他们的青年时期，这是她们的授粉时期，这是她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期天阴沉沉，乌云密布，阴雨绵绵，水稻就扬不了花、授不了粉，那水稻生命的意义就此了结，尽管它一样可以生长到秋季，这有点像植物人一样。我轻轻地抚摸着水稻的叶面，希望她也有思维，这样我就可以和她述说我心中的郁闷。可是我知道她和我的本质区别就是我有思维，她没有。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棵能思维的芦苇。”也就是说，给一棵芦苇加上思维，她就和人一样了。我希望给手中的这棵水稻加上思维，这样她就能感受到我青春期的狂躁与抑郁。我拉住水稻的嫩叶，就当她有思维，低声向她述说我的苦闷与无奈。这是一个霪雨霏霏的年份，阴风湿雨已一月有余，日月的光芒被层层乌云包裹，水稻扬不了花、授不了粉，因此郁郁葱葱生长的秧苗也成了一具没有稻米的空草。我同情地握紧水稻的叶面，同情她的遭遇，我深深地感受到与她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站在六个石包山顶上，望着绿油油一片万顷水稻，但却知道这已是一片荒芜的杂草，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这是怎样的一种伤痛。

至若丰收之年，奔来眼底的碧绿蕴含着沉甸甸金黄黄的稻谷。深秋之际，站在六个石包之巅，整个洒渔坝子尽收眼底，这时最美的风景是洒渔烟柳，但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心潮澎湃的风景确是随风浮沉的一浪接一浪的万顷香稻。晴空万里，金黄黄的香稻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犹如黄金闪闪；微风中一浪接一浪的香稻与浪与浪之间隙银白的水波相连，宛若漂金荡银。漫步在田埂，我被金黄的稻穗深深地震撼，蹲下身子，把头置于与稻穗一样高，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金黄。倘若一阵风吹来，稻浪滚滚而来，会有一种排山倒海之感。站在金黄色的浪涛滚滚之间，就像指挥着千军万马向敌军勇往直前冲锋，我的思绪随着汹涌澎湃的浪涛高涨，似乎升到一望无际的、广袤的天空，眼前一碧万顷、晴空万里。正当心旷神怡、雄心勃勃、壮志凌云、长风破浪之时，天庭突然暴怒，天空顷刻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阴风怒号、日星隐耀、狂风暴雨，我的思绪从蔚蓝的碧空一下掉入臭泥塘，无髓之躯只能在臭泥塘里苟延残喘。残喘之余，望望身旁碧绿茁壮的没有稻穗的稻草，只能再次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同残喘之余，一同回忆从前的往事，也可以稍稍冲淡臭泥塘的臭味。

小时候没有栽秧的资格，只有在田埂上抛秧把的份，那时总盼着能像大人一样栽秧。这一天总算等到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鞋子，撸起裤脚和袖子，站在大人的中间，开始栽秧。结果别人栽了二十多棵秧苗，我还没栽好五棵，而且东倒西歪，还有两棵没栽稳，漂了起来。

于是，我被哥哥弄出栽秧的列队。他找了一小块田角，先教我怎么栽秧，叫练习熟了再进入列队。他教我用左手拿着秧苗，用拇指和食指把手掌中的秧苗分出来，而且一次只能分出一棵，然后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接住左手分出的那棵秧苗，拇指轻轻一按，就把秧苗按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接着拇指、无名指、小指同时卷起，秧苗顺着食指和中指插入泥里。通过哥哥的讲解，我才知道我刚才栽的是五爪秧，也就是五个手指都插如泥里，五爪秧是很难成活的。我在这块田角栽了拔，拔了又栽，反反复复练习了很多遍，直到下午才勉勉强强把秧苗插稳。看了无数次栽秧，总认为很简单、很好玩，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一天下来，手指辣乎乎的痛，整个腰像断了似的。人们对自己不熟知的领域总是心存浪漫和好奇，等尝试之后才知道事实与想象并不一样。

初中的夏季学期的一大乐事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邀约一大批同学集体去栽秧。那时基本都是在学校吃了中午饭，然后集合，骑着自行车出发。那时自行车相对匮乏，并不是每个同学都拥有一辆，所以组织者就会安排载人。这样磨磨蹭蹭到主人家的田边，差不多一点过，这个时候也正是开始栽秧的时刻。因为早上是拔秧苗和耙田，这两个活都是专业人士干的，不是我们这些毛手毛脚的学生娃娃能干的事。特别是耙田这个活，专业耙田人站在木耙上，一般是左脚站在木耙的前枋，右脚站在木耙的后枋。耙田人用鞭子驱使着两头并排拉木耙的牛，来来回回十遍左右，大的土块已弄碎。这时，耙田人用右脚往后木枋横杆一钩，后面木枋一下翻了过来，齐排排、锋利的十把尖刀瞬间翻到上面，让人毛骨悚然、惊恐万分。原来前后木枋的下面各有十把锋利的尖刀，目的就是把大土块弄碎，弄碎后就要把田土耙平，耙田人把后面的木枋翻过来，目的就是耙平田土。田土耙平一个小时后，田水下面就会沉淀一层薄薄的浆泥。秧苗插入浆泥，既稳沉，又容易成活。开始的年头，栽得快的会把栽得慢的围在田中央。后来为了每一行整齐，就让两个人在田埂的两端，用绳子一拉，栽秧的人顺着绳子栽下去，这样就非常的整齐。拉绳子的人按大行小行交替进行，大行五寸小行三寸，栽秧慢的人一般会被分配去拉绳子或者去抛秧苗。这种宽窄行稻田种植法从乐居开始，逐步推广到全市。

我们栽秧的速度和质量与专业种田人士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名义上是去栽秧，实际上玩耍的成分更多，大家在田里嘻嘻哈哈闹个不停。父母们责备我们荒废学业，我们总是用知青下乡来反驳。从1955年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持续了二十多年，那时“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积极的口号，在这二十多年中，据说上山下乡的知青大约1800万人。我因为出生晚了一点，所以没能亲身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运动。如果不是父亲1995年胃出血住院的话，我对知青下乡的体味也不会太深刻。父亲因为退行性膝关节炎被当地的乡村医生用了大量激素药物，导致胃出血，送入市一医院救治。我听说后马上从昆明赶回昭通，那时我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父亲的病非常危重，可是在病床上躺着却无人问津，医生根本就不把患者的死活当回事，正当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一个年长的护士带着两个年轻护士急匆匆闯入病房，核对父亲的身份信息，核对无误后，年长的护士突然摘下口罩，激动地看着父亲，问道：“黄叔叔！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童呀！”父亲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才轻轻点头说：“啊！你是小童呀！”她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泪流满面，无语凝噎，一个劲地点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带着两个年轻护士出了病房。接下来，我父亲得到了精心的医疗照护，因为小童是内一科的护士长。小童就是1971年下乡到乐居的知识青年，当时就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我父亲坚持不让小童和其他几个一起下乡的青年干苦活，只安排记记公分之类的事，并叮嘱他们要多看书多学习。为了他们的安全，我父亲把他们分别安排在几家可靠的人家住下，小童就住在我们家，父母对待小童就像自己的子女。在父母的关心爱护下，小童没有经受什么苦难，后来也顺利返回城市，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父亲住院期间，得到了小童的精心照护，父亲很快就康复了。知青下乡活动持续20年左右，于1980年宣布结束。知青下乡活动虽然结束了，但这种思想和行动依然延续着，时不时又来一场变种的风暴。这种下乡活动制度一直延续从未中断的典型应该是医疗行业。医疗行业的职称晋升有明确的规定，从初职晋升到中职、从中职晋升到高职必须下乡指导工作一年或者半年，也就是省市三级医院的医生要想晋升职称就得下到县区二级医院，而县区二级医院的医生要想晋升职称就得下到乡镇一级医院。事实上，省市三级医院分科很细，下派到县区级医院没有用武之地，譬如省级核医学科的医生下派到县区级医院，除了一天找不到事干之外他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很多科室的医生都面临没事可干的尴尬，回去是不行的，呆在下乡单位又没事可干，在这一年中成了丧家的无所事事的孤魂野鬼。而县区级的医生下到乡镇就更不知道能干什么了，县区级的医生基本都是专科医生，而乡镇级基本是全科，专科医生也只能无奈地装神弄鬼一番，尽快把下乡证明弄到手。我不知道这种下乡活动在其他地方的效果如何，就我所知道的医疗机构，除了劳民伤财、浪费资源、消耗人力之外，再没其他任何效果。医疗卫生机构如此，其他行业也好不在哪里。父母指责我们去栽秧是荒废学业，其实我们自己非常明白所用的反驳材料是多么的荒唐，只不过那时具有极强的反叛意识，其实也就是一种青春期的躁狂罢了。不过不管所举的实例如何荒谬、如何荒诞、如何荒唐，父辈们也没法驳斥，因为他们就是这些荒诞离奇事件的践行者和见证者。

水稻即将成熟时，也是鲫鱼、鳝鱼、泥鳅肥美之时。从水稻挂穗时，哥哥就随时带我们去捉鱼。哥哥先把鱼笼安置在水沟的下端，用铁环耙在水里上下搅动弄出声响，慢慢移向鱼笼，一到鱼笼口边，就立即提起鱼笼头，然后提起整个鱼笼，再把鱼笼尾对着鱼盆，拔开塞子，鱼笼里的鱼就淌入鱼盆，我主要负责把鱼盆里的鱼一条一条捡进鱼桶。用鱼笼捉到的主要是鲫鱼，偶尔也有泥鳅。用鱼笼是不能逮到鳝鱼的，鳝鱼基本是隐藏在相对比较柔软的田埂里，哥哥逮鳝鱼比较有经验，他首先找到比较松软的田埂，再寻找非常光滑的小洞。找到洞后，他就先用手把洞口弄大，然后把手轻轻伸入洞穴探寻洞的走向，如果洞的走向与田埂的夹角大于四十五度的话，那么洞的出口基本是在田埂的对面，如果小于四十五度的话，洞的出口基本在同侧。他弄好洞口之后，就把一只脚放进洞口，慢慢地用脚在洞口抽动，然后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出口，等鳝鱼的头钻出洞口，他就用中指环一下掐住鳝鱼的七寸，接着用铁线串起来，递给我提着。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鱼类是改善伙食的一种有效补充。因为要读书，所以每周只有一次逮鱼的机会，那时总是盼望周末的到来。周末一到，就迫不及待央求哥哥带我去逮鱼，一是因为好玩，主要还是想吃到美味可口的鱼肉。鳝鱼和泥鳅基本是红烧，而鲫鱼则是红烧、清蒸、清汤、糖醋换着吃。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二哥从咸阳回来，他那时在咸阳工作，一年回来一次。我记得我和四哥逮了好多的鲫鱼，二哥说他做糖醋鲫鱼给我们吃。只见他拿起一条鲫鱼,用刀轻轻拍拍鱼头，快速把鱼鳞剔除，然后破开鱼腹，去除内脏，从他一系列的动作来看，他宰鱼的动作非常的娴熟。等到吃晚饭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桌子上那一大盆糖醋鲫鱼，我迫不及待地夹了一条放进嘴里，味道之鲜美，至今还记忆犹新。后来也吃过很多次糖醋鲤鱼，可是再没有那次的鲜美之味。再后来呀，稻田里的鲤鱼越来越少。现在呢，稻田里再也找不到一条鲤鱼，当然泥鳅、鳝鱼也随之消声觅迹。这一切的功劳全归于农药的使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以前，人们很少使用农药杀虫剂，那时的农作物可以称之为天然无公害农产品。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人们普遍使用农药杀虫剂，用量越来越大，农药所过之处，害虫尸骨无存，益虫也片甲不留，鲫鱼、泥鳅、鳝鱼随之灰飞烟灭。现在农药的使用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农药喷洒之处，不要说是所有昆虫鱼类瞬间冰消瓦解，就连秧苗周围的杂草也一下烟消云散。譬如百草枯就是一种让昆虫鱼类和杂草瞬间消失的农药，有了百草枯，农民种植稻田方便之极，用了百草枯，农民就可以逍遥自在的去玩耍，不用去稻田驱赶害虫，更不用下田去拔杂草。可是用百草枯杀除杂草种出来的稻米他们是不会自己留着吃的，他们把稻米运到市场卖掉，再去买外地的大米自己吃，殊不知外地的大米也是用百草枯农药种植出来的。现在的饮食业有一个潜规则：自己不吃自己种植的粮食、自己不吃自己种植的蔬菜、自己不吃自己种植的水果；自己不吃自己喂养的牲畜家禽；自己不吃自己加工的食品，因为自己种植的粮食、蔬菜、水果的农药超标得让自己害怕，自己喂养的牲畜家禽所用的抗生素、激素、饲料让自己不敢吃，自己加工食品所用的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食品添加剂怕毒死自己。现在去农村转转，农民喂猪都分为两种喂法，喂了自己吃的，就用粮食和蔬菜喂养，生长周期一般是一至两年，这样喂养出来的猪肉，就是货真价实的猪肉；喂了去卖的，就添加大量的饲料和激素，生长周期一般是半年，这样喂养出来的猪肉，吃起来没有一点猪肉的味道，至于猪肉里会不会残留激素，或者说猪肉里残留的激素会不会影响人的健康，我想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当然具体的影响要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才能确定。可是，这些事关人民健康的事，在某些权势看来是多么的无足轻重，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前程，人们的健康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值一提。有一次，一个朋友说，他可以从鱼肉的味道分辨出鱼是在池塘喂养还是在江水生长的，大家对他的味觉赞叹不已，他说：“江水生长的鱼有一种甘甜之味，而池塘喂养的鱼有一股泥巴味。”事实上他并不知道事情的本源。我们小时候吃的鱼也是生长在小沟和池塘里的，那时的鲫鱼非常的甜美。同样都是池塘里喂养的鱼，为什么以前味道鲜美，而现在有股泥巴味呢？原因主要是给鱼喂了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不知道我们吃了这些喂了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对身体有什么危害，也不知道我们吃了用百草枯种出来的稻米会不会像喝了百草枯一样。在基层医院的急诊科随时能遇见喝农药的患者，在这些喝农药的患者中，最让人揪心的应该算是喝百草枯的患者，因为喝百草枯的患者，给了你后悔的时间，却不给你活着的机会。每每想起喝百草枯患者将要死亡时的眼神，我总是全身惊悚、不寒而栗。每当我跟侄儿们讲起小时候我们逮鱼的趣事时，他们首先的反应是看看日历，会不会是愚人节，他们根本不相信稻田里会有泥鳅，也不相信有鳝鱼，更不相信会有鲫鱼。因为现在的稻田里，除了秧苗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杂草没了、泥鳅没了、鳝鱼没了、鲫鱼没了，就连啄稻谷的麻雀也没了，除了水稻、机器和人之外，好像一切都没了，蛙声一片也成了一种过去的永恒，这里除了一片死寂，找不到任何生机盎然的景象。

秋天是收割稻谷的季节，当地挑东西一般都用扁担，但挑稻谷要用纤担，纤担要比扁担长三分之一左右，两头是尖的。人们把水稻捆系在纤担上，从稻田里挑起，就一直要到稻谷场才能放下，中间不能歇气，否则稻子会掉落在歇气的地方。水稻放在稻谷场晒几天后，就可以扳谷子了。扳谷子就是支好一块石板，用夹子夹住水稻尾，把水稻头用力扳在石板上，这样谷子就落下来。后来用上稻谷脱粒机，两个人把水稻抱到脱粒机的两旁，另外两个人用脚蹬脱粒机，同时用手拿起水稻，把水稻放在脱粒机上，很快谷粒就脱离了。刚刚有稻谷脱粒机时，我们很好奇，总喜欢去蹬脱粒机，但最难受的是穗稻的毛绒掉到脖子里，特别出太阳，脖子里流着汗，那种难受的滋味至今想起还感觉毛骨悚然。再后来，电动稻谷脱粒机普及后，人们就此高傲地自诩进入的现代化，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们高炫凯歌：“我们超英赶美了！”

我记得当时很多的稻谷要交给国家，叫做交公粮和余粮。那时我还太小，总觉得父母很奇怪，我们家自己都还不够吃，为什么还要交公余粮呢？特别是好不容易喂养大一个猪，宰好后也要交一半给国家，而且还要交有猪尾巴那半大的，当时就是想不通父母的行为，我们家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吃一顿猪肉，自己辛辛苦苦喂养的猪为什么要上交？后来渐渐明白了，我们所种的土地不是自己的，而是国家的，土地下户其实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家庭就是承包土地来种，既然土地不是自己，是承包来的，理所当然要交承包费，承包费就变成了公粮，其实就是农业税。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后，农民对承包的土地有了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没有买卖权。后来公余粮免了，土地依然不能私自买卖，只能国家收购或流转。

遇到风调雨顺之年，水稻每亩能产四五百公斤；一旦遇到天灾就会减产，甚至毫无收成，譬如我读初中二年级那年就颗粒无收；当然摊上人祸也会凶年饥岁，譬如大跃进之年，那时的水稻被浮夸风吹诩到每亩能产万斤，但人们却饿的面黄肌瘦。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盛行，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水稻被虚吹到能亩产万斤。1958年7月，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亩产万斤的报道接踵而来、比比皆是。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接着《天津日报》10月8日和10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吹诩的神功可谓独领风骚。当时我的父辈们对此事深信不疑，因为伟大的领袖亲自视察过天津市新立村的“试验田”，所以他们绝对相信水稻能亩产12万斤。父辈们有时无意谈起这些事，我总会插嘴评论一番，父辈们也不跟我较真，基本都是嘿嘿一笑而过，那时我总以为父辈们都很愚蠢、都很愚昧、都很无知。慢慢地，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才明白父辈们的无奈与悲催，我总以为自己聪明、精明、能干，渐渐的我也明白，自己和父辈们没有两样，都是被抬高到人模人样的一群黑毛猪，或者说都是被塑造为一群披着人皮的快乐猪。

对于水稻的育种及种植，有一位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专研着、耕耘着，他就是举世闻名的袁隆平老人，他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2016年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这项最新、最高纪录是世界公认的，而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是1958年10月8日和10日由《天津日报》报道的，在实际与报道之间的距离就像从三维空间进入四维空间无法丈量。无法丈量的还有袁隆平杂交水稻对人类的贡献。可是不论他的贡献如何大，也换不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张遮羞布。尽管在1995年时，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无法掩盖科学和科研评选制度的丑陋，科学本来是最纯真、最公平的，可是制度把最纯真、最公平的科学变得无比丑陋、无比的邪恶、无比的黯淡。多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他，2006年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这对中国科学不知是讽刺还是警示？“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在新当选院士就职典礼上介绍袁隆平院士的当选理由。而我们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面对网友提问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个人认为，袁隆平完全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未能当选，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误会。”美国科学院院长西瑟罗纳先生宣布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理由非常明确，而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回答网友却非常的含糊，什么历史上的误会？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都羞于或者不敢说出袁隆平未能当选的真正原因，只能用一句“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误会。”敷衍过去，这于科学本身而言，是何等的悲哀。

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粮食增产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是曾经的鱼米之乡的洒渔却用不上这项技术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要么去城镇工作，要么去大城市打工，没有人愿意留在农村种水稻。偌大的一个洒渔坝子，以前是一片金黄的水稻。现在什么都种，苹果、梨、葡萄、樱桃、玉米、洋芋、小麦等等，零零星星的也种着几块水稻，显得七零八落。秋高气爽之日，登上山顶，放眼望去，万顷香稻已然逝去，收入眼底那几块乱七八糟的奄黄的穗稻，宛如风尘女子身上飘拂的几许褴褛彩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