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白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三）

学院里每天都有人来医院，曾樾告诉我，他们排出了一个轮值表，大家自愿报名，白天黑夜轮流来医院值班，我态度坚决地予以否定，大家都忙，各有各的职责，为何要麻烦大家？曾樾又说在校高研班的学员们纷纷表示要来探望，怕是挡不住，我想了想，回答说来两位代表可以，但大队人马绝对不能来，不能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学员们还算尊重我的意见，委托班长宗利华和班务委员萧笛代表54位学员来看望我。他们拘束而不安，话语不多，但我看到两人眼睛里溢满真诚的关切和期盼，我让他们转告对学员们的谢意，并且强调这是委托转达，有一天我会亲自站在全班学员面前，亲口对大家道一声：谢谢！

我的手机仍然关闭，但妻子的手机不断有电话和短信进来，对方有她认识的，更多是她不认识的，不知他们拐了多少弯才打听出妻子的电话号码。关切的询问，真挚的问候，美好的祝福，听来读来让人眼眶变热，心中涌暖。每天仍不断有人来探视，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和他的夫人朱丹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崎嵘、杨承志、李敬泽，好朋友雷抒雁、胡平、艾克拜尔、吴义勤、顾晓鸣、林丹诗……还有从外地专程赶来北京看望我的——西安的作家吴克敬、红柯，陕北的曹谷溪老兄、会涛老弟，安徽的玉届朋友许慧，山东的学生周习……我知道，此生对朋友们的感情债，是还不清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女儿的公公婆婆、我的亲家吴立功夫妇。在我手术前，他们专程从抚顺赶来，手术时一直陪伴妻子守候在外边，经历了那颇受煎熬的五个小时。手术后，女婿在医院陪护我，他们在家照料怀孕中的女儿，打理家中一应事务，隔三岔五，送来特意煲煮的汤或其他营养食物，细心周到地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这种殷殷之情，让我分外感激。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我才获悉，在我手术同一天的早些时候，青海玉树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病房没有电视，我要来报纸，把有关地震的报道浏览了一遍。知道中国作协动员作家们为灾区捐款，我立即吩咐妻子捐出5000元，当天即委托学院小司交到作协。灾难是人类面对的共同课题，经历病床上的痛苦，我更深体会到那些陷于苦难中的人们多么需要帮助，只是力量有限，仅尽一份绵薄之力而已。

我还知道，家中的爱犬可汗自我住院后就无精打采。前一段他有病，但治好了，我的博文《如果你爱他，就把他当做一条狗》，就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房里写的，他喜欢我每天出去遛他，喜欢去外边奔走撒欢，喜欢清新的草地和广阔的田野，有时不留意开了花园门，他会一阵风似的溜出去，撒开脚丫子奔跑。女儿说：现在可汗整天趴伏在家里，屋门花园门大开，他懒得一动，赶都赶不出去。万物有灵，可汗真的感知到我身处险境？真在为我担忧？不会说话的好朋友，可怜了你这一番情义！

还有一件悬在心里的事情：如何向姐姐们交代？姐姐打我手机总是不通，给妻子打，妻子说我去外地出差可能没有开机。过几天又打，还是关机，再问妻子，妻子回答说我走时忘了带充电器，可能手机没电了。如此反复几次，姐姐起了疑心，电话来得更勤，追问更为紧迫，妻子咬紧牙关没有松口，与女儿女婿也统一了口径，就说去出差，手术住院的事情只字不能透漏。那几天姐姐们特别是二姐快急疯了，她预感到我们有事瞒着她，半夜会突然把电话打给妻子，说她睡不着，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照实告诉她。二姐六十多岁的人，心脏不好，妻子的决定是对的，绝对不能让她担惊受怕。但此举终归不是长法，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必须要给姐姐们一个既说得过去又不至于太刺激的说法。终于有一天，妻子讲了我手术的事，当然不会说肝癌，只说是血管瘤，手术不大，怕她们担心，才推说我出差在外，现在一切都好了，可以实话实说了，请姐姐放心就是。二姐一听马上要与我通话，妻子只好把电话给我，我努力振作，让声音不至于显出底气不足，向二姐重复了一遍妻子的说辞，二姐半信半疑，当天就要来北京，我反复相劝，才止住了她即刻动身的念头。

亲人之情是这个世界最深切、最真实、最具暖意的东西。如果说人活着的理由有很多，这种感情便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支点。它给你力量，给你寄托，它是你盛载情感最可靠的一只篮子。正是我的亲人们，在我最虚弱、最需要倚傍的时刻，把关切送来，把他们的肩膀给我，让我得以挺过噩梦和险境。妻子、女儿、女婿，为我受了不少煎熬，女儿怀孕几个月，还挺着大肚子时常来医院。我必须站起来，否则有负于他们，有负于远方亲人的祈念和牵挂。

好在病房里气氛一直不错，15床的妻子快人快语，常常讲些逗人开心的话，也时不时拿他丈夫开玩笑，她那胖胖的丈夫乐得像弥勒佛，我们也跟着一齐乐。14床血糖还没降下去，手术还在等待中，陪护他的是他二儿子和大女婿，他一点也不着急，吊着瓶子盘腿坐在病床上和两个后生打扑克，早起打到晚，除过吃饭和医生来查房，其余时间一刻也不放过，陶醉其中其乐无穷。后来决定手术了，头天开始禁食禁水，鼻子里插上了管子，依然我行我素，照玩不误。人不怕病，病也就不那么可怕，痛苦是被动接受的，乐子是自己找来的，得乐且乐，笑比哭好——14床是个达人、高人、得道之人！

病理结果还要等些日子才能出来，但我已不抱什么幻想，在我的肝上，医生已预留下四个靶位，标示出瘤床区域，给下一步放疗做好了准备。尽管吴健雄说过，增强CT、核磁共振等等片子，那是机器得出的结论，最后还是要看病理，但手术切下那东西后，医生用刀子在上面划拉着，给妻子和学院里的同事们看，说肉眼观察恶性形态算是比较典型。时过境迁之后我还获悉，参与手术的一位大夫曾告诉妻子：如果五年之内没事，就算过去了，言下之意已经给那东西定了性。

吴健雄大夫给放疗科主任写了一个条子，条子上有几点建议和叮咛，很是细致周到，他把条子交给妻子，嘱咐早点与放疗科联系，妻子和我从内心感激他。自我住院以后，每天与医生护士打交道，切身体验很多事情，觉得医护这个职业令人尊敬不是没有道理的，天天面对病人这个特殊群体，面对生老病死这些非常规事件，职业需要他们具备天使一般的心灵，上帝那样的悲悯情怀，以及非常强的责任感和耐受力。他们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丝表情，都可能在脆弱而敏感的病人心里掀起巨大波澜，他们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对人既要有深切的忧患之心，对己又要有强韧的抗压排忧能力。我无数次想过，像吴健雄他们，几乎天天要上手术台，要面对血淋淋的场面，要面对成功与失败、争取与放弃、希望与绝望、喜悦与悲伤，感受常常在两个极端颠荡徘徊，从手术台下来，他们如何走进正常的生活？白大褂穿在身上，他们显得温文儒雅，但他们干的是一项超强度的体力活，往手术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而且神经紧绷，精神高度紧张，这不是常人消受得了的。所以我想，无论后面情况如何，我都会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为我尽了心，努力过——这就够了。

来探望我的人，都说我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妻子女儿也这样说，15床的妻子甚至说我上午和下午都两个样，还开玩笑说病好了一定比过去还要年轻好多岁。我的感觉也是慢慢在恢复，但时间还是那么难熬，夜晚仍是那么漫长，光怪陆离的梦境还是不断出现，伤口和浑身骨头还是那么痛。翻身折腾时，不是拔脱了氧气管，就是压住了输液管，害得妻婿不得安生，更别说安睡了。一天早晨，发现输液管里的液体不再流动，叫来护士来检查，是我把埋插在肩窝处的针管接头弄断了。护士警告说，接头有两支，已弄断了一支，另一支再断掉，就要开刀重新埋设。护士揭掉包裹在肩窝处的纱布，我看到那里还埋藏着另一只像罐装椰汁瓶那般粗大的针管，问护士那是什么，回答说是止痛泵，手术时装上的，会定时向体内泵出止痛剂。说话间，护士突然有了新发现，那止痛泵大概仅仅工作了一次两次便告停歇，因为里面的药剂几乎仍是满的，这就是说，术后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没有任何止痛措施的情况下度过的。护士抱歉地要换那泵，被我制止，让她干脆拆下拿掉就是。止痛剂实际上就是麻醉剂，肩窝距离头部那么近，药劲还不钻进脑子里？虽然止了痛，但副作用却累及大脑器官，得不偿失。几天都挺过来了，还要它作甚？

护士拿掉了止痛泵。继续遭罪的不光是我，还有陪护我的妻子和女婿，特别是妻子，别人说我一天天见好，我却见她一天天憔悴，疲累的倦容刻写在她的脸上，精力、体力，她透支了太多。为了让她得以喘息，我执意让医院安排了一位护工，但仅仅过了一个晚上，护工就被她打发走了，说是护工不管用，夜里睡得比我还死。在她叼空倚靠在椅子上打盹的时候，我细细打量她的脸，这是一张我再熟悉不过的面孔，我们共同生活了32年，苦也尝过，累也受过，风雨历经过，磨难遭受过，她为家庭，为孩子，为我，付出了很多。当年她那张美丽的面庞已经不再年轻，皱纹爬上了她的额头，岁月的沧桑嵌进了那些皱纹里。她和我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这日子平平常常，甚至平平庸庸，没有大福大贵的荣华，没有绚丽夺目的色彩，如一条平淡无奇的小溪，任由它顺其自然往前流淌。家里油盐酱醋柴一类事情，我从来不管，全由她来操持。她也是知识分子，正高专业职称，可冬季里每天上班前，都要使劲擦抹护手霜，担心经水浸泡的手显得粗糙让人见笑。她没有太多愿望，偶尔让我陪她转转商场，而我恰恰不耐烦这类事情，去了，她在里边转，我却在外边抽烟。上个世纪80年代，我去上海出差，为她选购了一支唇膏，回来她没用，她习惯于素面朝天，不施粉黛，把那支唇膏给了正读小学的女儿——学校演节目，让孩子们抹红脸蛋去了。在那以后，我很少为她买东西，她没有怨言，衣食行居，从无奢求。现在我老了，她也老了。我端详着她，心里暗暗想：假使上天能让我康复，我一定要让她活得更好一些，一定要让她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会陪她去转商场，陪她去旅游，去很远很美的地方度假，避开尘世的纷扰，去体验只属于两人的安逸和宁静，在迟暮的相濡以沫中捡拾温馨的晚情。

但愿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

15床终于出院了，这个像孩子一样迷恋电脑游戏的大庆油罐车司机，道别时仍像孩子那般羞涩，脸红红的，抓住一双双送别的手只是笑，不知说什么好。他有点激动，每个笑着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会激动。他的爽朗而干练的妻子，则忙着给14床和我们留电话号码，说是如果去大庆一定到她家做客。她对我说：“大哥问我菜卷子蘸酱啥味道，给你说在这儿我是瞎凑合，在俺们老家可讲究了，菜叶里卷肉丝、豆腐丝、鸡蛋丝，那酱——谁吃北京这酱啊——那酱必须用新黄豆做，下酱一整套工序，煮了，晾了，用牛皮纸包了，才一层层下到缸里，大哥去了我让你尝尝我家的酱……”两口子被新的希望鼓舞着，情绪高涨饱满，我们也深受感染，在轻松活跃的气氛中，为他们的归途和往后的日子送上衷心的祝福。

我最强烈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医生拔掉了我鼻孔里的管子。此前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口干舌燥，喉管像要开裂。护士用纱布浸了盐水清洁我的口腔，我贪婪地吮嘬那纱布，点滴咸水成了滋润我生命的甘霖。现在好了，喉头一下子轻松了，准许进少量的流食，喝少量的水，只是吞咽要费些力气。妻子用勺把苹果刮成糊状，勺子里浅浅那么一点点，两三勺下去，就推开妻子的手不想再吃。手术伤了元气，我知道需要慢慢将息。

我开始散步，妻子女婿要搀扶，我说还是自个锻炼为好。每天输完液，吊针拔掉，就开始运动，先是在房间里，后来走到病房外，腰间吊着引流袋，双手捧腹护着伤口，慢慢地行走。

有时我会在走廊窗前停下来，抬眼望向窗外，外边世界里草木正蓬蓬勃勃生长，小鸟在自由地飞翔，大街上人来车往。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幸福”两个字，这是久违的字眼，生病以来，生与死的主题占据了我的绝大部分思考，思想的触角很少伸向诸如快乐、幸福那一边去，这时候我却开始咀嚼这个字眼的含义。我想起古人一句话：“有书真富贵，无事赛神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幸福的感觉总是迟钝的，普遍对它赋予过高的定义，总以为突然而来的大喜，苦苦追求之后的获得，感情爱情事业的丰收，人生的美满和生活的顺达，才算幸福，其实，这样理解幸福实在有负于它对你的垂顾。幸福是渗进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的平常，是一种平实朴素的存在，它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你的周围，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你，你没感觉，你却拥有它。“无事”是一种平常，有事了，就意味着“平常”要倾斜，甚至要颠覆，就像突然断了空气，你立马会惊慌失措，会挣扎着去争取那种“平常”，这时候你才会说：哦，平平常常多好！我现在就很向往那种平常，羡慕那些自由生长的草木，任意飞翔的鸟儿，羡慕正在身边拖地的女清洁工。她的工作又苦又累，在医院属于最下端的分工，毫不起眼，少人关注，更无人仰慕，但她是一个健健康康、正正常常的人，她以辛勤的汗水换取衣食，下班后回到住处，也许会感到累，但有一副好胃口，白水煮汤，糙米蒸饭，也咽得下，吃得饱；棚舍窄居，硬席敝榻，也躺得安，睡得稳。月底发了薪水，存到折上，或给家里、给自己添置一两件东西，满足和喜悦的感觉就会荡漾在她的心里。这就是普通人平常的生活，没有跳不过的坎，没有翻不过的崖，起码比现在的我要强出很多。那种无事的平常，眼下正是我的追求和祈望，即如排气这等“屁大个事”，平时谁会看重它？而于手术之后现在的我，那就是久旱之后的雷声，宣示着一种转换的幸临。古人的话没错，无事即幸福，堪比小神仙！

对于手术刀口，我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厌恶感，医生打开绷带检查，说愈合很好，妻子和女婿在旁边看，我从不低头看一眼。即使后来拆完线，妻子给我擦洗，再后来洗澡，我都不曾看它。以后一段时间，每每进浴室，我都不愿意裸对镜子，不愿意看见那道长长的创伤。我已不是从前的我，刀痕留在身上，惨痛的记忆却留在心里。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曾有的创痛，是你的一种经历，正视它，它就会变作一笔财富，因为它让你看穿了许多物事，获得了很多体悟；不敢正视，拒绝排斥，那就会变成一道阴影，时时笼罩在你的心头。现在洗完澡，我会对着镜子，拍拍那条弧形的30多公分长的疤痕，自嘲地说：你这个家伙，说你像条长蜈蚣呢，还是说你是条小龙？

我开始考虑出院的事情。我说过，肿瘤医院是救人的地方，不容拖拖沓沓占据床位，延宕其他患者的医治。在这里，每天都有大量患者，更多是外地患者来寻诊求治，为了等床位，他们暂居附近的旅馆或租住周边的民房，早一天进来就意味着早一天获得希望。在我腹部的引流管被拔掉之后，就手术程序而言，已经告一段落，关键时期已经过去，我就想转移到其它医院，继续诊治，慢慢恢复，到时候再回来拆线、接受放疗。可供选择的医院有三家：佑安医院、解放军302医院、地坛医院，都是治疗肝病的专科医院，吴健雄大夫还给佑安医院一位专家写了条子，介绍了我手术及术后情况，对下一步康复治疗提出了建议。这时候，曾经就读鲁院高研班的一位学员、解放军作家李俊，提议让我转院301，说他已经联系好了301一位专治肝病的权威大夫，不仅有这位权威大夫，那里条件也远比其它三家医院好。李俊就在解放军301医院供职，当初我进肿瘤医院的时候，他就极力劝我改住301，那是给中央首长和国家领导人看病的定点医院，手术会让人更放心一些。我感谢李俊，他为我的病直费了不少心思，但301的病房太贵，无论花公家的钱还是自己的钱，那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这时候鲁院办公室主任王璇，联系到了解放军306医院，那里条件不错，离家离单位都还不远，遂决定住进306。

就在我要离开肿瘤医院的时候，中国作协铁凝主席的电话来了，说她准备动身来看我，询问是哪个病室哪张病床。这边告诉她正要转院的消息，她说她会赶往306医院。到了306，刚进病房，所带用具还没有归置，铁凝就来了。她的关心和牵挂真挚而深切，在病房里和我交谈了很久，还与妻子、陪同我来医院的副院长成曾樾他们交谈了很久，末了又与医生交谈。她带来一盆“红掌”，素洁的斗形白陶花盆，隐起浮雕吉祥图案，衬托着红花绿叶，显得生气勃勃，还有一些专门针对术后康复的保健品。她的秘书小丁悄声告诉我，花儿是铁凝亲自到花店选的，蜂王浆一类保健品，是铁凝专门跑了一趟同仁堂买来的，怕别处质量没有保证。小丁还说，所有花费都是主席自己掏腰包，没花公家一分钱，让我安心享用就是。医院大夫见到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说要买她的书，买来让她签名留念，铁凝不让买，爽快地答应送书给他们，遂交代成曾樾和王璇，给她开一个为我治病的大夫和护士的名单，她会在书上写上他们的名字，献上她的祝福。铁凝是认真的，随后不久，一大摞书就送来了，每本扉页上都有她的亲笔签名和祝福寄语，得到书籍的大夫护士，无不满心欢喜。

B超显示，我的腹腔、胸腔里均有积液，局部肺不张。积液在肿瘤医院时就有，局部肺不张却是新出现的症状。我不明白何为肺不张，医生解释说，手术病人使用麻醉剂，或昏迷与极度衰弱的病人均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当肺内压力减低到不足以抗拒局部表面张力时，就可逐渐引起肺泡关闭与肺不张。肺不张，说白了，就是肺没有能力进行正常工作，它的整体或者局部停歇了，罢工了。好在我的肺不张表现于较小的局部，可以恢复正常，而我也庆幸自己曾经做出的决定——拿下了埋在肩窝的那根粗大的止疼泵。

我要求下楼去，尝试去外边散步，外边有花，有草，有宽阔的庭院，大门外还有车流人潮，街景市声，那是凡常世俗却又亲切自然的景观，那里现在对我有种分外亲和的诱力，我希望融汇其中，成为那生活洪流里的一滴水，正常自然地流淌，哪怕无声无息。妻子认为我还虚弱，先是反对，后来还是陪我下了楼。

在落霞共归鸟齐飞中，我头一次有了旷达和轻爽的感觉，心里说：是的，还是这个世界好。

术后第十天，回肿瘤医院拆了线，放疗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吴健雄主任的助手徐泉大夫提醒我诸多接受放疗应注意的事项，我很感谢他，在我手术后，周末休息不该他当班，他还特地赶来病房察看我和由他主管的其他病人。他是一个很负责的医生。

奇迹是在一个早上发生的。

那是准备开始放疗的那天，2010年4月20日，星期二。

一大早，学院安排了车，要从306接我去肿瘤医院，妻子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突然来了电话，徐泉大夫的电话。

徐泉大夫在电话上给妻子讲着什么，突然，我听见妻子问：“真的？真的吗？”她神色激动，声音有些发抖，“您再说一遍，徐大夫，您再说一遍！”电话那边又重复着什么，妻子听着电话就像在水下憋气，那边讲完了，这边才像从水下终于冒出头来，缓上气息，她颤声对着电话讲：“谢谢！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

转机？出现了什么转机？我心里一激灵。

妻子结束了通话，转身看着我，神采飞扬：“良性！徐大夫说是良性！病理结果出来了，叫做不典型性腺瘤，很少见的一种病，但属于良性！”

我没有说话，全身有点松软，就像马拉松运动员最后冲过终点线那一刹，身上突然没有了力气，感觉在那一刻变得有点麻木。我往床上一躺，直直地盯着天花板，心里涌出酸甜苦辣难以辨别的万种滋味。

妻子立即给成曾樾打电话，告知学院的车不用来了，是良性，医生说不用做放疗了。

曾樾很是惊喜，连连道：“太好了！太好了！”声音很大，连我从妻子的话筒里都听到了。

我从床上起身，我要做一件事情，给一个人打电话——李冰。

我的头一个电话之所以要打给李冰，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上司，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而是因为只有他一人，坚信我不是癌症，只有他坚守自己的直观感觉和经验判断。在强大的科技手段和现代化仪器面前，这尽管显得有点过于主观和勉强，但那是我最渴望听到的声音——哪怕是在安慰我。

李冰书记接到电话后兴奋异常，他正在办公室与几个部门负责人谈事，马上向大家宣布了这一消息。事后据在场的人讲，书记的腔调都变了，连称：谁说奇迹不会出现？谁说奇迹不会出现？感染得大家也振奋起来。

深深感谢李冰，他是人间福祉的预言者——起码对我，他配得起这个称号。

后来拿到病理报告单，看到上边写着如下诊断：

病理诊断：

大体描述:(标本经13%中性福尔马林固定后)

（1）不整形肝组织一块，大小6×5×2.6cm,书页状切开，切面见一结节，大小1.6×1.6×1.3cm，累及肝被膜，与周围组织界限尚清，切面灰黄质稍硬，周围肝呈结节状改变，肝表面见肾上腺组织，大小2.3×1.5×0.5cm，肿瘤未累及肾上腺。（2）不整形肝组织一块，大小1.2×1×0.4cm。

镜下检查：

（1）（七段不规则切除标本）

肝不典型腺瘤，大小1.6×1.6×1.3cm，界清，累及肝被膜，未累及肾上腺组织。

（2）（肝基底切缘）未见肿瘤。

我查阅医学文献，文献上对肝腺瘤是这样介绍的——

肝腺瘤亦称肝细胞腺瘤(hepatocellular adenomaHCA)，是较少见的肝脏良性肿瘤。20世纪60年代前的文献报道很少，但以后有关肝腺瘤的报道逐渐增多，究其原因可能与应用避孕药的增加有关。据报道长期服用避孕药者该病的发病率为3～4/1万，而在不服用避孕药及服用避孕药史短于2年的妇女，该病的发病率仅为1/100万。上海长海医院肝外科、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37年来经病理证实的肝腺瘤仅7例。

感谢上苍的厚爱，我成了那百万分之一的幸运者。不，百万分之一指的是女性群体，男性不服用避孕药，患肝腺瘤的几率会更小，这样算来，我该是那几百万分之一了。

铁凝主席送来的“红掌”就放在窗台上，花儿开得正好，那一朵朵宛如孩童掌心一样的红花交错举起，像是为我的幸运鼓掌。

西方人说：“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在这句话之后，他们还有一句话：“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一些人味道的甜美，才咬得更狠一些。”我是个一般人，味道肯定一般，所以上帝咬我这一口，不算轻，也不算重。

但我还要祈祷万能的上帝：这个由您创造的世界，已经有太多的苦难，还是多给它些悲悯吧。您已经很老很老了，不会再那么贪嘴，不会有凡常俗人那样的口腹之欲，即使再甜美的苹果，您也舍不得去咬的——一定是这样，您说呢？这不是在亵渎您的尊严，不，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相信，您有一颗仁慈之心。

手术之后第33天，我站在了鲁院的课堂上。

那是5月17日，星期一。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们上午课程结束，全体留在教室等我。我尽量让自己的以稳健的步伐出现在学员们面前。事先我想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但当学员们全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我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是湿润了。站在他们面前，我郑重地道了一声“谢谢”——这是我的承诺，我对他们班长和班务委员曾经说过，我会站在全班学员面前，会亲口向大家道谢。今天，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由自己做主，就像一位叫做“雨润无声”的网友在我博客上留言所说：“我们好像在人生的队伍中站排，不知何时，谁就会被从队伍中拉出来。”我被拉了出来，又被送了回去，实在归于万幸。有人对我说：“你这是属于误诊啊，受了那么大罪，医院就没个说法？”不，我不认为是误诊，这样说对医生不公，也不敬。他们尽职尽责，为我付出了那么多，我会永远感念他们。只是我的情况太过特殊，那个东西太为少见，一个面目可疑的对手潜伏在那里，不痛下快刀，不斩草除根，不安的便是我了。

一场病，让我经受了一场洗礼，或者说回了一次炉，新生的不光是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精神。这样的磨难经受过了，我还会再贪念什么？还会再害怕什么？一个新我已经诞生，伴随着未来的日出日落，我会充满乐观、充满信心地迎接每一个破晓和黄昏。

还是让我借用一位网友的话，来结束这篇读来让人备受折磨、倍感压抑的长文。一位叫做“暗雅幽薇”的陌生朋友在我博客留言栏里敲出下面文字：“和苦难打个招呼，和悲伤打个招呼，和快乐打个招呼……别忘了，我们只是路过……”

是对我讲的。

是对众多读者讲的。

也是对普天下的人们讲的。

我只想在这话的后边补充一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过程。”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