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白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二）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一踏上厚厚的黄土地，我心里徒然涌出一阵滚烫的感觉。这是我的故乡，我的老家距机场不过二十公里，我生于斯，长于斯，人生的梦想孕育于斯，起飞于斯，这里的地下长眠着我的父母，长眠着我的不知所始、不知所名、不知所踪的辈辈祖先，我的血脉是从这片土地深处汩汩流淌到我的身上的，我的生命的脐带是从这片土地上剪断的，今天我回来了，赶在清明节前回来，为的就是祭祖拜宗，了却久埋于怀的一桩心愿——为父母、两位伯父两位伯母、祖父祖母以及曾祖父曾祖母扫墓并立碑。

我先回到西安，二姐一家在城里，想先见见他们，一块吃顿家宴，如果时机适宜，就把外甥单独约出来，把病情告知他。外甥王毅理智聪颖，处事缜密严谨，我得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便于以后迫不得已时用适当的方式告诉他的母亲，免得届时情急慌乱，不知所措。但这次家宴的气氛太好了，姐姐见到我很高兴，王毅两口，外甥女王华，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好朋友作家申晓两口子，热热闹闹凑了一大桌，家长里短，谈天说地，轻松而又愉快。姐姐和王毅王华知道我戒了酒，满心欢喜，连连说这就好，这就好，对身体肯定有好处，如此一番情景，让我改变了主意，患病的事，连王毅也不能告诉了——何必让他早早也陷入担惊受怕之中？

为祖坟立碑的事，早已和老家的堂兄堂弟商量好，由我出钱，他们出力。他们在电话上告诉我，碑已立了起来，修了墓园，筑了围墙，栽植了若干柏树，家族的亲戚也已通知，还请了乐人。先天下午，我回到老家泾阳白家村，晚上与堂兄堂弟小聚，把第二天的事商量了一遍。知道他们爱喝高度酒，我提前准备了两瓶“金门高粱”，但见我一口不喝，他们只干了一瓶便作罢。

家里的老宅在我出来工作后，就给了大姐，外甥媳妇为我收拾了床铺，打来洗脚水，我却想出去走走。外甥光辉要陪，被我谢绝。我独自一人漫无目地踱到村巷里，由村巷再到村外，沿着一条水渠，一路走下去。

村子和村子周边已经不是早年的记忆，过去的水渠是土渠，渠岸上长满了灯芯草、甜甜草、爬地龙、车前草，还有一种折断会流出白色汁液的篷枝，家乡人叫它毒蜘蛛，有毒，那汁液沾到手上手就会肿起来。现在这些茂盛的野草不见踪影，土渠岸变成了水泥预制块砌成的渠岸，光秃秃，窄窄的，了无生气。我想起小时曾经在这里给牛羊割草的情景，一次割破了手指，把血抹在柳树上，小伙伴告诉我，柳树沾了人血，会变成女妖，以后就会缠着你，夜里会去敲家里的门，走路会跟在你的屁股后边，我被吓得发抖，以后很多日子睡觉蒙头，走路常回头朝后看。村子东北角有户独庄独院，主人我叫张老伯，信佛，家里常年供奉着香案，紫烟缭绕中，梨呀桃呀摆了几盘子，我和几个小伙伴早就馋那诱人的吃物，一天趁张老伯不注意，踅进他家香堂，拿了桃梨正要开溜，却被张老伯发现，老人家气得浑身哆嗦，呵斥道：“那是供佛的，你们这伙崽娃子也敢吃？”吓得我们放下手中东西撒腿就跑。如今，张老伯早已作古，独庄子不知何年何月已被拆掉，矗立在那里的是一家面粉厂的高楼。四周很静，这种安静是我熟悉的，童年家乡的夜晚就是这样静谧平和。还有月亮，不知阴历今天是几号，一弯下弦月挂在西天，那是我幼时常常遥望的月亮，勾起过我多少幻想，它没有变，还是老模样，还是那么亲切又神秘。

月色像水，夜色像水，我的思绪也像水，从光屁股记事时候开始，漫流过五十多年的岁月，渗透进往事的角落。就在前边那片蔬菜大棚的地方，我在早年茂密的玉米地里剜过野小蒜，顺便在兜里装一支钻了眼的竹管逮蛐蛐，一次有了意外发现——地里长着一株甜瓜，甜瓜已经核桃那般大小，我好高兴，决定严守秘密，谁也不告诉。此后每天都悄悄去看，眼见着它一天天长大、变样，瓜上茸茸的像霜一样的皮色褪去，已经透出光鲜的颜色，便想着应该给它施肥了。我扒下裤子，对着瓜秧根尿了一泡，又拉了一泡，再折来苘麻叶，盖住甜瓜，免得被人发现。在它长到就像我的拳头大小时，有几次想摘下，它实在太吊人胃口了，但都按下了自己的冲动，它还没有成熟，味道一定是苦的，它还在生长，再过一阵子，它将会变得又大又甜，那时候再来品尝它，多么有滋有味！谁知有一天，我再去看时，甜瓜没有了，被人摘了，灌溉不久的地上留有一个大人的脚印，那人摘瓜时野蛮粗暴，连瓜蔓都扯断了。我伤心得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转，捡根硬枝咬牙切齿地在脚印上写了三个字：狗狗狗！前边再远一点的地方，过去有一条积水沟，淤泥黢黑，水草蔓生，水里有泥鳅、小鱼、小虾，我们一帮野小子在割草笼的笼鋬上拴上裤带，顺着渠沟拉扯，捕捞那些活物，记得一次把捕捞到的小鱼带回家，悄悄倒进厨房水缸里养，父亲地里干活回来，舀起一瓢凉水就喝，差点把小鱼灌进肚子。旁边的田地里我割过麦子，麦子捆成梱，夜里怕人偷，生产队派我睡在地里看守，那时我正患夜盲症，夹着凉席直直撞到井架上，差点栽进机井里。靠近邻村砖厂那片土地，是我二十一岁逃离故乡的最后见证，我已经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跳出农村的梦想已经变作现实，最后一次在生产队劳动，给玉米施肥，就是在那片地里。女劳力把村里人家打掉的老墙土老炕土拉到地头，精壮劳力挑土筐再运送到地里，一株一株给玉米拥肥，记得我穿着背心，在又高又深的玉米地里钻出钻进，脸上、胳膊上、脖颈上被玉米叶子划拉出道道血痕，但心里无比轻松畅快。再不要重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了，这是田间苦汗的最后一次流淌，留在身上的是幸福的伤痕，快意的伤痕，如同在告别祖辈宿命的文书上留下的戳记，也如同飞向一个全新大世界的祝福的披红。

现在我回来了，带伤回来，出走的伤与归来的伤截然不同，这伤太深，太蛮横，太绝情，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是自己的心声，它借助默然的外形喃喃自语或者与某种客体交流，寂静是天语。是的，天有声音，地有声音，那声音不光是风吼雷鸣、山呼海啸，还有另外一种语言，静默的语言，这语言能和你的心灵对话，仅凭耳朵会失聪的。

在这个晚上，在故乡的渠岸和田埂上，我许久仰望天空，又环顾大地，我的心声在和天地对话。

我说：人都是要回家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最终都要回到那个“无”上去，可这样回家，我不愿意，地下的父母也不答应，难道真是天意要和我过不去？

天说：命运就像抽签，你抽了一支下下签，谁都不怪，只是偶然，偶然是变数，必然是常数，变数来了，就顺着它走吧，走到一个永恒的常数中去。

地说：我给了你多少馈赠，给了你多少体验，给了你多少记忆？现在你把它们交回，不是丢失，不是毁灭，只是奉还而已，你不是输家，这只是一个平手，淡定从容地看待一切吧，你终归曾经得到过。

我问：心有不甘怎么办？我还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

天回答：实现了的就实现了，没有实现的就随它去，就像天上的云，任凭风儿把它刮到哪儿就是哪儿，何必设定目标？和自己较劲过不去的人，我只有叹息悲悯，没有办法帮助。

地说：大地上花儿娇艳，瓜果满枝，一场风霜冰雹就会让它们凋敝零落。地上有鼠兔，天上有老鹰；空中有飞虫，前面有蛛网；你们不是爱玩一种游戏么——老虎吃鸡，棒打老虎，虫蛀棒子，鸡吃虫子，一物降一物，这是规律，有消亡才会有生生不息。

我抗辩：我要扛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不是轻飘飘的云彩，我也不是鼠兔飞虫，为何对我如此残忍？

天和地同时说：万物平等，无论一颗星星，还是一株小草，都有存在的意义，存在只是一个过程，死亡迟早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其实死亡是对生命的终极阐述，并不可怕，完全可以用从容坦然的姿态来对待。

我问：抛开肉体，还有灵魂呢，灵魂怎么安妥？

天地赞赏地说：问到点子上了，这才是最要紧的，灵魂的安妥不是最后时刻完成的，而决定于平素建立的精神坐标，灵魂宫殿的宏阔宽广取决于精神的高度，与生命长度无关，修炼你的精神吧，即使你倒了，你去了，你僵了，你朽了，灵魂仍能够浪漫鲜活地升华飞扬。

…………

这些寂静中的对话，是天启，是地示，我希望我能接受，但心中还是怅怅不能释然。我达不到那样的境界。

第二天立碑扫墓。亲戚来了不少，碑早已立起，红绸裹着，说是清明立碑，其实是在这个祭奠的节日，揭开红绸，让碑石敞亮于世。家乡祭祖仪式因时间界限而划分为不同性质，丧后三年内是白事，一过三年，就成红事了，给远逝的宗亲立碑，更是喜事。乐人欢快地吹吹打打，引领着亲属队伍来到墓地，炮仗噼噼啪啪地燃放起来。先是揭去碑上的红绸，依照辈序逐一揭开，在这个墓地里，父母排序最末，揭到父母的碑石，突然传来惊恐的喊声，原来发现了一条蛇，那条蛇盘卧在父母碑石的基座上。周围又是放炮又是奏乐，响动声那么大，它居然借助红绸的掩盖安之若素、纹丝不动。侄辈中有人持树枝挑起它，是一条足有二尺多长的草色花蛇。蛇在家乡早年是常见之物，后来滥用农药，蛇类几乎绝了踪迹，近年随着环保措施的加强，蛇才重新出现，但也并不常见。有人喊“打死打死”，有人便到处寻找石块转头，人群里立即有声音喝止：“不能打！蛇是小龙，小龙现身，吉瑞之兆，快放了它！”这一说把众人说愣了，待反应过来，立即响起一片叫好之声，蛇被放进了旁边的麦地里。精明的乐人岂肯放过等好时机，趁机掺和进来，敲外甥辈女婿辈的竹杠，讨要红包，一个红包一首曲子，红包收了一个又一个，曲子奏了一首又一首。有人直向我表示祝贺，小青龙发现于父母的碑座，预示后世要出人物，幸莫大焉，喜莫大焉！

面对喜庆和祝贺的声音，我却在发呆。我是属龙的，不错，蛇是小龙，在父母面前，我永远是他们的小儿子，是一条小小的龙，小龙依偎在他们的墓碑上，意味着什么？真如众人所言是吉兆便好，可是我的思想却拐了个弯，走向另一条通道——是不是父母在召唤我，让我回家，回到他们身旁？是不是他们在说：儿子，不必再那么累了，来吧，歇歇吧，安心地在我们身边躺下？这是不是一种昭示：如果我化作灰烬，归宿之地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其它地方？落叶归根，是不是我这片叶子真要落了？

天启，我又想到天启。

回到北京，又上了几天班，医院说还要等床位，那就等吧。

中国作协本来安排我和湖北作协副主席、《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近期访问突尼斯。那个濒临地中海的北非小国是不容易走到的，独特的地理风光和人文景致令我神往。但现在去不成了，我告知外联部，让他们另作安排。

几个月来，我们请三姐和姐夫一直住在家里，他们已经退休，在老家清闲无事，住哪儿都是住，与其守在老家，不如团聚北京，早晚好说说话，好有个相互照应，亲情相伴，总是很温暖的。住中日友好医院，对他们只说是详细体检，没有告诉那个糟糕的结果。后来跑肿瘤医院，也是瞒着他们，在我动身去重庆前，先让姐夫回了家，现在轮到送别三姐了。理由不需要寻找，她早就要回去，只是我和妻子百般挽留，才拖到今天。

送三姐到机场，在安检关卡前道别那一刻，我心里滋味很不好受。我是家里最小一个孩子，唯一的男孩，自小三个姐姐对我疼爱呵护，我们姐弟之间感情很深。中学毕业我返乡做了农民，三姐进兽医站工作。我在生产队劳动，有时拉脚进县城，顺路去看看她，她会在小馆里买几个油糕，或一碟笼笼肉，硬让我吃，她则静守一旁看着。她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钱，又结婚育有孩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平日里粗茶淡饭，炒菜油都舍不得多放，可是在我这里却舍得花钱，我吃下去她高兴。及至我上了大学，她还要攒出钱来，每月寄我五元，怕我没钱买书，没钱买饭票，怕我吃不饱肚子。我喜欢吃家乡饭，这次三姐来京，每天变着样儿给我做，家里请有阿姨，但在厨房里阿姨只能打下手。妻子也下厨，她在陕西插队、工作、生活十多年，本来也会做陕西饭，比如油泼面、羊肉泡等，现在好了，陕西食谱成了案上的主宰，每天享受于美食的快感中。有时三姐还会推出一些偏门、冷门，比如芹菜叶疙瘩、韭菜片子、红薯垫蒸碗，这些东西一入口，立即唤醒似乎早已忘却的记忆，舌尖上的记忆。这记忆是那么遥远，那么隔膜，又是那么亲近和熟悉，它激活了生命中早已逝去的一段生活，一段简简单单却又色彩斑斓的岁月。现在三姐要走了，她不知道一场灾难正等待着我，我也不知道再见她时是什么情形，前路茫茫，命途难测，此番挥手道别，来日将复以何？

曾有一次让我对未来重燃希望，那是肿瘤医院B超室一位女孩的电话。我做B超时，她在医师身边做助手，一切结论都出来了，她却来了电话，提议让我再做一次核磁共振。我说：做了还做？她解释说，这一次是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更细致地扫描，不用增强，不用排队，而且不收费。我问：“你对医生的结论有怀疑？”电话那边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认为不够典型，想用核磁再看看。”我再问：“你是实习大学生？想搞研究？”她告诉我，她是医技科室医师，在职读博士，我这个病例，她想做深入研究。

不够典型？就是说，还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结论？女孩的电话像是黑室里突然推开一条窗缝，顿时光明闪现，尽管那缝很窄，光亮有限，但终归那是希望之光啊！

重做核磁在第二天进行，周六，核磁共振室休息，平日人满为患的地下接诊大厅空旷寂寥，只有女孩、妻子和我。女孩没穿白大褂，她是休息日加班为我检查，女孩看去有点瘦小单薄，我想她敢于特立独行做出此番举动，而且必须说服科室将设备单独为她开放，需要多大的勇气，需要做多少工作？我心里不由生出感动来。

女孩操控机器，我躺在像航天飞行器一样的检查仓里，按要求双手举过头顶，很像投降的姿势。机器运行发出的怪声，忽而沉闷，忽而刺耳，沉闷如锤击，直捣你的心脏；刺耳如鬼鸣，要撕断你的神经。在这令人心悸的声音里，另一个声音却在提醒：有人帮扶你，有人护佑你，这便是那个女孩。扬声器里不断传来她的声音：吸气——憋气——呼气，一遍一遍地重复，我一遍一遍遵照指令执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能投降，我还有力量，抗争的力量，太阳还在头顶照着，我还没有走到天黑！

女孩没有对我打埋伏，像是对待她的同事一样对待我。从机器里退出后，我获准进入操控室，她调出一幅幅扫描影像让我看。我们并排而坐，像是进行一场学术交流，她坦白地表达她的看法：她的怀疑被否定了，看此前的片子，她认为恶性肿瘤表现不够典型，现在看来前边的结论没错。她特意放大一张影像指给我：“这是肿瘤实体，旁边是正常肝组织，你看看波峰变化就会明白，正常组织波峰起伏比较平缓，一到肿瘤组织起伏突然增强，说明它比正常组织活跃很多，形状也不规则，按原计划准备接受手术吧。”我问：“那你怀疑什么呢？哪方面看法和前边的结论有出入？”女孩说：“那东西九个多月没有变化不好解释。”我说：“这也正是我要问的。”女孩下边的话就怪吓人了，她说：“我曾怀疑肝上的东西不是原发性的，怕是别的地方出问题，扩散到肝上，原发性肿瘤一般生长很快，那东西变化不大，存在从别处转移过来属于继发性的可能。”又是一声晴空霹雳，我的脸色一定变得很难看，女孩马上安慰我：“没有发现，我仔细做了检查，其它地方均未见异常，那东西是独立的，况且比较小，及时手术应该问题不大。”

女孩实情相告，让我在又惊又怕中又感到一丝庆幸。还不算太坏，老天还没有把我推向绝地。

住院通知是突然下达的，周一晨起，正要去上班，医院来电话，说上午有出院病人，让我中午就办住院手续，周二清肠胃，手术安排在周三。肿瘤医院是救命的地方，不像一般医院病人可以拖拖沓沓，这里必须及时来，及时去，以便快速周转床位接治更多病人。住院用品妻子早已准备妥当，不用临时现抓，倒是学院还有一摊事情，我必须料理清爽才能安心脱身。我开车拉着住院行李，和妻子先到学院，安排院办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召开院务工作会议。会议研究了正在举办的高研班、即将举办的浙江青海青年作家培训班、鲁院新校舍建设后期扫尾工程等工作，并且做出了安排，在这之后，我宣布了自己的病情和要住院手术的消息。大家愣在那里，我开玩笑警告说：“谁都不准学我，吃好，睡好，把自己照顾好！珍惜健康，爱护自己的身体！”

午饭后又接待了作协人事部副主任李梅和小周，他们来考察一位新提拔的干部，按条例必须和我谈话。送走他们，学院里的同事们再送我，曾樾、小司等一直陪同到医院。

我住进腹外科，一个房间三张病床，好在房间还大，不算拥挤。原来想联系条件好点的干部病房，但院方说住在那里就不归吴健雄大夫管了，当然大夫重要，也就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后来倒喜欢这大病房，三个病号加上陪护，人多，热闹，能说话解闷，免得一个人躺在那里尽胡思乱想。

第一天晚上，我便对另外两位病友情况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我是13床，14床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盟，一位65岁的退休干部，两年前做过肠癌切除手术，现在转移到肝上，同时患糖尿病，血糖降不下去，进来几天迟迟不能上手术台。15床是大庆石油上一位司机，四十岁刚刚出头，从手术台下来一周，身上插满了管子，由他的妻子和姐姐陪护。那妻子是个乐和痛快人，告诉我她的丈夫是胃癌扩散，除把胃切除三分之二外，还切除了十二指肠、胰腺头、胆囊和一部分肝脏，体重从200斤降到160。她边说边比划：“老吓人了，医生让我看切下的东西，一大堆，能装半脸盆子，你说那肚子不是给挖空了？”她夸赞丈夫是个难得的好人：“不喝酒，不抽烟，下班就回家，从不在外边瞎拉扯乱结交，只有一样爱好——上电脑，半宿半宿不睡，就是爱玩个游戏，他那病，全是在电脑跟前坐出来的，电脑辐射，你当是啥好玩意啊？”

吴健雄大夫来查房，我们三个病号都归他主管。这是一个精敏干练的医生，随和，思路清晰，并且具有幽默感，与病人交流，时不时开句玩笑，让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安慰说：“不要有什么负担，现在看来是那个东西，但最后还要看病理，好在那东西长在肝右后叶边缘，局部切除就可以了。”

第二天清肠胃，上午护士来插管，鼻孔里两根：一根胃管，一根直通小肠的营养管，另外下边还有一根导尿管。下午，李冰书记在作协办公厅主任彭运锦的陪同下，来医院看我，送来一盆蝴蝶兰，还有一些营养品。他很忙，却在第一时间赶来医院，直让我过意不去。时已至此，李冰书记还坚信他的判断，嘱咐我再考虑考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他不信医生的结论，一直不相信，道理只有一条：肝癌不是你这样子。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彭运锦说：“我看白院长要挨一次冤枉刀，要掉一块冤枉肉。”我把他的话只当做是对我的宽慰，谁知他出了病房径直去找医生，要和人家探讨探讨，医生不在，他才作罢。

4月14日，星期三，下午1：30，身穿绿色大褂的手术室护士推来专用床，我躺了上去。李冰书记送的蝴蝶兰就在眼前，花儿开得正艳，像彩蝶飞舞。这花儿是美好愿望的象征，但愿好运与我相伴。

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一大帮同事，送我到手术室门口。他们向我挥手，我用目光向他们道别，心里在说：放心吧，别牵挂，我一定还会站立在你们面前！

像是在做梦，有人抱着我的腿，不停地抻拉、扯动，要把什么东西套在我的腿脚上。我无力挣扎，任人摆布。接着觉得嗓子干燥，有种火辣辣的灼烧感，左臂也折断一般疼痛，想活动活动，却似被绳索捆着，抬不起来。遥远的地方隐约传来人声，两个女性的声音，嘀嘀咕咕，像在风地里说话，被风吹得时断时续，听不清晰。突然，一个声音大了，近了，说是：“醒了。”紧接着耳畔响起呼唤：“醒醒！醒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两个护士站在身边，周围是陌生的环境，摆放着一台台光亮闪烁的设备和仪器。我意识到不是在梦境，手术已经做过，护士在照料我。护士正给我穿一种又长又紧的袜子，从脚一直套到大腿，事后才知道那是防止静脉栓塞的术后专用袜。“现在是夜里一点半，”护士嗓门挺大，“这里是重症监护病房，有什么不适的感觉没有？”我想说嗓子干，左臂疼，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我发现左边胳膊真被什么东西捆绑着，想必是捆在床边，刚做过手术，怕我乱抓乱动。护士还在说什么，但那声音又变得遥远而模糊，随后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下坠，下坠，像一块石头从空中坠落，越变越小，最后像一星微尘，消失在苍茫之中。

再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了。醒来的时间很短暂，我明白了左臂疼痛的原因，不是被捆在床上，是缠着血压监测仪的带子，隔一会就自动充气，挤压得胳膊一阵阵疼。同时发现身上又多插了几根管子，鼻子里多了氧气管，右腹部插了两根一直拖到床下，右边肩窝处裹着纱布，两根管子从里边伸出来，连接到头顶的吊瓶上。我要喝水，护士说不能喝，只拿棉签沾了水擦擦我的嘴唇。此后接着是昏睡，迷迷瞪瞪的昏睡，半梦半醒的昏睡，像是有意识，又像是没有意识，我不知道植物人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后来回想起，那该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吧。

人们恐惧手术，恐惧手术台上的刀光血影，其实那是个最简单不过的过程，一经麻醉，你就是一个物质，如同一根木头、一只沙袋、一梱稻草。木头斧砍锯锯，沙袋拳打脚踢，稻草磙碾铡切，有感觉、有痛苦吗？没有。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麻醉的，只记得被推进手术室后，护士为我消毒，从胸部到腹部，用药水细细擦拭，凉凉的感觉透过肌肤传进体内。吴健雄大夫和我说话，护士指尖经过处那凉凉的感觉传到腿上，心里纳闷：腿上还要消毒？——这便是我在手术室里最后的记忆，一点痛苦也没有。

我一直对重症监护病房的情景没有清晰的印象，手术全麻的效果持续发挥着作用，即使醒着，脑子转动着，身边的动静传进耳朵里，眼皮也沉重得不想睁开，懒得去看去理会。我不知道自己的刀口有多大，只知道从胸部到腹部，被绷带缠裹着，想来不会小，但难受的不是那里，而是嗓子干燥灼痛，浑身骨头像是要碎裂。我想到了在外边守盼着的妻子、女儿、女婿，学院里的同事，他们肯定在为我提心吊胆，他们不能进来，一切情况只能向医生护士打听，他们肯定想见我，我也想见他们，但又希望最好还是别见，我不愿意他们看见我这一副样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样。

下午在迷瞪中，我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睁眼看到张健书记站在面前，这几天他出差去外地，今天回京刚下飞机就直奔医院，但重症监护室每天只开放半个小时允许探视，时间是15：30至16点，张健书记在外边等候好久，捱到时间才获准进来，而且一次只能进来一个人。他说了一些慰问和鼓励的话，但从他的眼中，我读到了沉重和不安。张健走后进来的是妻子，妻子素来是个坚强的的女人，但我分明也看到她哀忧不安的神情，她告诉我,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会好起来的。我极力振作自己，点点头，说：“是的，会好起来的。”

难熬的不是在重症监护室，是第三天出来之后。

这时我已经非常清醒地面对自己的处境了，浑身插满管子，头上悬吊着各种大袋小袋的液体，如果倒进桶里，足能装半桶。麻药的效力彻底退去，伤口疼起来，一跳一跳，是那种持续缓慢有力的跳痛，伴随着五脏六腑的抽搐。最大的愿望是想喝水，数根管子从鼻孔途径喉咙交叉进入体内，喉咙像要裂开。我感到了什么叫虚弱，想挪动身体没有力气，想说话倒不上气息。这么一种情状和感觉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人原本就这么脆弱？就这么不堪一击？

不断地有人来看望，学院里的人，作协部门的同事，社会上的朋友，还有过去的学生。我没有力气和他们说话，但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痛苦和虚弱，叫妻子把床摇起，打起精神接受他们的慰问。

妻子告诉我，我的手术从下午1:30，一直做到6:30，整整五个小时，学院里一大推人，从始至终守候在手术室外，直到迎接我出来。这让我感动。我眼前浮现出他们一张张面孔，心里默默说：好同事、好兄弟、好姐妹，谢谢你们，这份情义，我会记在心里！

最难捱的是夜里。伤口疼痛，骨节酸楚，胸闷，心悸，气短。如果说这一切还能忍受的话，不能忍受的就是满心的烦躁了，那烦躁像不断膨胀的气球，随时会爆炸。15床的妻子说那是输入能量合剂和营养液引发的现象。妻子和女婿轮流倒班，24小时值守在病床前，我的糟糕情况让他们根本无法休息——怕我胡抓乱挖拔掉某根管子，怕我撕裂伤口，怕我崴断了针头，时刻注视着我的动静。女婿买来一张充气床，铺在地上，但两人谁也难得去上面一躺。有时我也会迷糊过去，但那更受折磨，一种陷入魔障而难以自拔的折磨——眼前总是有类似电焊那样的弧光闪烁，电焊不是切割铁器，而是在切割我的肌肤，发出刺耳的鸣响。有时又恍然进入一种幻境，看见无数彩色的类似装饰在树上、门厅和楼梯上的软灯管，一道一道，一条一条，缠绕在我的身上，灯光熠熠中，我的身体被割裂成无数方块，这些方块时而分开，时而组合，时而像纸张一样飘飞而去，时而像砖块一样碎裂坠落。我总是被这恐怖的情景惊醒，然后睁大眼睛不敢再让自己迷糊过去。人们常用度日如年来形容时间难熬，但对我来说，那感觉却是度“时“如年，一分一秒都被抻拉得那么漫长。一个晚上，我会无数次问妻子：几点了？妻子把时间报给我。感觉上过了很久很久，又问，妻子又回答，一算，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平日总感到时间是那么匆迫，现在才知道，它是一条魔鞭，说长可以变得很长，你奋力在一条蛮荒的道路上跋涉、逃跑、躲避，企图逃离它的鞭挞，但还是逃不出鞭影的覆盖，它随时会抽打到你的身上。

我曾无数次思考过死亡，不是病后，此前就严肃认真考虑过这个人人都要面对的命题。老实说，对死亡本身我并不那么恐惧，恐惧的是不由自主的方式，是苟延残喘中欲罢不能、欲死还生的无奈和任人摆布的惨境。这种惨境我耳闻目睹过不少，本是一个分外强悍的人，到了那时却体面全无，尊严尽失，成为一个让人怜悯、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的活死人、死活人，甚至成为一个遭人讨厌的累赘。如果那样，我一天也不想延续，宁愿干脆痛快地自我了断。

对于生命的本质认识，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人生的欢乐和幸福，大多数以稀释的常态出现，而灾难和痛苦，却总以浓烈的状态进袭你的生活，十杯甜水也抵不住一杯烈酒的刺激程度，何况大多数情况下，不如意的事情远远多于你的愿望和期许。人生一世，常常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别人，为你肩上的责任和义务，这责任和义务有大有小，有轻有重，但却无穷无尽，无休无止，从早到晚，从春到冬，起早贪黑，劳碌奔波，毕其一生也难以履行完毕。看穿这点，死亡何不是一种解脱，何不能坦然接受呢？还有，到了我这个年龄，也经见了不少人和事，病病歪歪，苦力支撑，勉勉强强挣扎着要活下去的人，最终难免还是倒了下去；精精神神，欢如龙虎，壮如牛熊者，说折不定哪天嘎巴一声就折了，还有那些生前平凡，或者生前辉煌的人，这些人我都送过，在人生最后的站口，他们行走的方式是一样的，可谓殊途同归，既然如此，即使我尾随他们而去，难道就是天塌地陷不可承受的事情？

在我躺在病床上重新思考死亡定义的时候，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人的面孔，我读过她的《生命的呐喊》，那是我担任徐迟报告文学奖评委时极力推荐的一本书，结果以高票当选为获奖作品第一位。作品里详细描述了一位女性面对死亡的体验，她的心脏出了问题，先后动过几次手术，多次在死亡线上挣扎，多次体会过弥留之际的感觉，但最终她还是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顽强意志挺过来了。她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姐，黑龙江作家张雅文。

雅文大姐一天给我来电话，说她在北京，要来看我。我刚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很担心自己糟糕的感觉影响朋友见面的气氛，谢绝她不要来，可她还是来鲁院了。见面后我突然有种倾诉的愿望，雅文大姐有过生与死的体验，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后，我除了向很少人谈过病情外，绝口不向任何人提及，但我却想对她坦言自己面对的处境。雅文大姐自是吃惊不小，可终归是过来人，她很快镇静下来，不是空泛地安慰我，而是讲她曾经的遭遇和体会，讲她对待病魔乐观的态度，讲人要活下去的理由，还有治疗和养生的种种办法。她早已康复，完全一个健康人的样子，每天清晨六点起来爬山，在山上放声歌唱，锻炼一个小时，才回家吃早点，然后写作，现在手中的长篇已经脱稿了。雅文大姐豁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我心想，头顶可以是乌云，但心里一定要有一片阳光，这阳光会穿越物质的阴霾，照亮精神的前路，也许，它还会暖化催生出未知的奇迹。

雅文大姐是对的，不能轻言放弃，就是因为肩上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就是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才显出其价值的宝贵。不错，灾难是炼狱，但如果能从炼狱里摸爬滚打出来，你就是一条铮铮好汉！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