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丨白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一）

增强CT检查报告是我自己去取的。窗口里的护士递出登记簿，我签了名，护士看过，抬眼扫来：“你是患者本人”？

那一刻，我分明看见年轻护士眼里滑过一丝异样的神情。略显犹疑之后，她还是把诊断报告给了我。

报告拿到手，我有一种不妙的感觉，是护士那眼神传递给我的。我以很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感觉得到了证实。报告分为两栏，上栏是“部位及所见”，下栏是“CT诊断”。下栏写道：“门脉期及延长期可见肝内右叶后段低密度灶，边界不清，考虑为肿瘤性病变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检查。”

我尚具备医学术语中的一个基本常识：一般性肿起物，称作结节；称作肿瘤，且“边界不清”，大都属于恶性。我有点发懵，再看了一遍，没错，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实摆在面前，看来自己面对的是人生的一个大坎，一道生死之门，一个强大而狰狞的敌人，一场只能被动防御且结果十有九败的遭遇战。一纸薄薄的诊断书，像一面指路的白旗，将我生命的旅行车指向一条通向悬崖的轨道。

这是2010年3月17日下午3时。中日友好医院一楼楼道里是乌泱乌泱的人群，不像医院倒像庙会场所。我就是站在这里看完报告的。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没有回病房，径直走出大楼，来到医院的小花坛里。阳光很好，风是暖风，这个春天一直出奇的冷，但这一天老天很体恤人，把慈善的笑脸赐给大地，赐给人们，赐给这个混乱不安又色彩斑斓的世界。报告单还在手里，在鉴真和尚高大的雕像前，我重新审读，一字一字地推敲，一字一字地研究，想从中找出破绽，找出可通向多义解释的罅隙，找出医生留给自己也留给我的活动余地。“可能性大，建议进一步检查”，看去不是最后结论，但任何一位医生都不会把话说得绝对，病情其实已经定性了，尽管我希望不是这回事，但希望并没有湮没我的理性，我必须承认并面对眼下的事实。

我久久凝望鉴真和尚塑像，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鉴真和尚自然不会给我出主意，他甚至无视我的存在，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

肝上的问题，其实早在先一年6月份就发现了，其时我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学习，上海瑞金医院为学员体检，在例行的B超检查之后，又让我增加增强CT检查，我询问究竟，医生回答说怀疑肝上有个血管瘤，必须确诊。增强CT做过，结论不是血管瘤，是个结节，不大，1.7×2.0,无甚大碍，但医生又交代说，以后必须定期检查，防止变化。从浦东干部学院回京后，本想遵照医嘱过三俩月就去医院，但正值鲁院要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55个少数民族，一个民族一个作家，举办这样一个作家班，尚属首次，中国作协、中宣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非常重视，从设计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到招生，一直忙个不休。9月初开学后，马上面临共和国60周年华诞，学员在正常的学习和研讨之外，又是一系列密集的国庆庆典活动，之后又是中央电视台录制这个作家班的专题片、分别赴山东、长三角地区社会实践，结业前国家民委领导、中央有关领导分别会见座谈……这一拖大半年就过去了。送走少数民族作家班，春节将至，张健书记叮嘱我抽空去医院查查，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回答：“如果结果不妙，我让一家人还过年不过年？”直到今年三月初，第十三届高研班开学后，学院里的事情安排就绪，我才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

看来我对自己的身体是粗心大意了。

从花坛回到病房，本想直接去找主治大夫，却见鲁院王俊峰处长在病房门口等着我。自然不能告诉俊峰，他只知道我是住院体检，不知道我刚刚拿到一份生死攸关的“判决书”，他专程赶来看望我。他生性乐观，爱瞎白霍，东拉西扯地给我谈学院里的事，谈社会新闻，谈他钟爱的紫砂壶，我生怕自己恍惚走神，刻意附和，气氛倒也显得轻松愉快。峻峰离去后，我才把报告单和CT增强片子送交主治医生。

医生看过单子看片子，看过片子又看单子，末了告诉我要和消化科大夫会诊。

我住中日友好医院干部病房，大凡医院干部病房，患者是大杂烩，病员交叉，什么科的病都有，大夫各有专攻，不能包治百病，就会时常请专门科室的大夫来会诊。我回病房等。医生办公室就在我的病房隔壁，我听见医生打电话约请消化科大夫，大概对方有事一时来不了，这边急了，高声告诉对方：“患者刚检查出是肝癌，你们还是赶快过来。”

肝癌两个字很刺激，尽管我知道，说肿瘤、占位，大体都是这个意思，但直白地说“癌”，感觉上还是不一样，像是掉进冰窟，周身发冷。

对于自己的身体，我一直很自信。年年体检，都没问题，很多人为“三高”忧心忡忡，而我每项指标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能吃能喝，能熬能睡，去年十一月率领少数民族作家班爬泰山，很多学员和老师望而却步，选择了坐缆车，我却一路自己爬了上去，再徒步下来。在山下，看见几位老师扭着王俊峰来到面前，原来他们曾在山上背着我打赌，王俊峰说如果老白还能自己下山，他就四肢着地爬下山去，结果食言，众人不依，非要他在地上爬几圈不可。我的好身体首先要归结于母亲的恩赐，我是父母最小一个孩子，母奶吃到七岁，记得已经上学读书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是撩起母亲的衣襟，把头拱进那让我无限迷恋和陶醉的怀里。后来遭到小伙伴的耻笑，才与母亲干瘪的乳房作别。另外还归结于从小喜欢运动，中学期间作为十项全能运动员，在县运动会上拿过冠军，要知道我的家乡陕西省泾阳县是国家命名的田径之乡、武术之乡；还作为县排球队的副攻，参加过咸阳地区运动会的排球比赛。这种自信在这个春天的下午崩溃了，就像外边房檐上的冰挂在突然蹿升的温度下骤然垮落一般。

消化科大夫和我的主治医生，仔细比对2009年6月22日拍于瑞金医院和刚刚拍于本院的片子，发现了一个问题：两张片子上那个肿物，形态几乎一样，差不多9个月过去，竟然没有什么变化，怎么解释？

中日友好医院增强CT报告是一位黄姓医生签名做出的，他们讲此人能力很强，一般不会看错，但为慎重起见，他们拟请另一位专家再看看，老专家姓张，国内著名教授，读片权威。联系后，老专家下午没有上班，只能等到第二天再说。考虑外科大夫常年做手术，经常见到肿瘤实物，从片子到实物，积累有丰富的直观经验，他们把片子送到了外科。

外科的结论与CT报告一致。

主治大夫安慰我：“我还是不相信，肝上长癌，挺过半年都少见，怎么会拖到现在？”

大夫犯了一个错误：历经两道关，诊断我是肝癌，他却说出挺不过半年这样的话，这就是说，判决将会从快执行，半年为限——尽管他是好心。

再一次重击劈头打下，我懵懵怔怔，恍恍惚惚，脑子里茫然一片。

枯坐。我一个人枯坐在病房里，五十多岁生命经历中无数事情都涌向眼前，还有那些想做而没有来及做的事情，难道这一切都将随着数月后那一缕白烟随风而去？不甘心，很不甘心，何况还有那些深爱着你的亲人——妻子、女儿、姐姐，她们是我的牵挂，我是她们的至亲，我骤然倒下，怎么对她们交代？她们会多么悲痛伤怀？朋友呢？那些惦记着你你也惦记着他们的朋友，那些曾经以真挚友情温暖过你的朋友，就此被无常的利刃断作两个世界？

不甘心，我真不甘心。

还有一线希望，就是那位姓张的老专家，希望明天他给我一个好消息，希望他金口玉言，给我一个不同于今天的结论。

窗外麻雀唧唧喳喳，是归巢的时候了，天际残留的一抹余晖映现在玻璃窗上，像血。我早已错过了病房开饭的时间，送饭的小姑娘曾推开门让我打饭，我回答说不吃。不吃饭可以，但总坐着瞎想终归不是个事。是的，不能这么枯坐下去，理智告诉我必须岔开自己的心思，必须分分神，摆脱那个阴影，于是我锁门，下楼，穿过医院大院，走出平时不常走的西北门，经过一段大街，来到医院北边元代土城遗址。

这里多是傍晚遛弯的人们，有老人孩子，有红男绿女，他们都沿着各自正常的生活轨道消遣着一天最后的时光，闲散，随意，安然，自在。他们是常人，会有烦恼，会有忧伤，会有不开心的事情，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不会有过不去的坎，也许睡一觉，明天太阳升起，他们伸展开胳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心情就会舒朗，不定还会说：哦，一切多么美好。这就是正常的生活，简单，庸常，波澜不惊，但有滋有味，而这样的生活已经离我而去，我被甩出了正常的轨道。

在土城遗址公园踯躅很久，天色完全黑了下来，又转到大街上。不想回医院，见街边一家叫做眉州小馆的饭馆还算安静，想想饭还是要吃的，病尚未打倒你，自个把自个先打倒了，未免太可笑，遂走了进去。

叫了两份小菜，一碗担担面，突然想喝酒。酒在住院后就戒了，医生和妻女都下了禁令，也就遵从，但现在却很想端起杯子来。我对酒的体会，得自于遗传，父亲好酒量，每天早起，先是升炉煮茶，一把供尖叶子，煮成酽汁，往茶杯倒会拉线，一般人喝了那么浓酽的茶会醉的。茶后就是酒了，无需佐酒吃物，白嘴干喝，从从容容，舒舒坦坦，三二两是它，三五两也是它，之后才开始一天的劳作。我从未见父亲因酒失态。父亲的这种基因渗透到我的体内，平日晚饭总喜欢喝几盅，自斟自饮，不似有些人只在场子上喝，一个人在家绝不去摸酒瓶子。

叫来服务员，却又犹豫：现在还喝酒，尽快找死呀？另一个声音却说：喝了几十年，生生死死，关此一饮？再说，不到微醺，这一夜肯定不会合眼，肯定会胡思乱想通宵难眠。

小馆的背景音乐正放韩红的《天路》，突然想起张元干的《送胡铨谪新州》：“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但唤服务员：“来个小二！”

一瓶小二下肚，没有感觉。再要了一瓶，只喝了一口，自己问自己：你在和谁过不去？

服务员收拾完邻桌的残汤剩羹正从身边过，徒生决心，把第二瓶酒丢进服务员手中的盘盏框里。

西方人说：“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中国人说：“人有七灾八难。”我对自己说，灾难来了，你这只苹果被上帝咬了，那么，你就承受吧，这是命中劫数！

没想到，这一夜居然睡得还算安稳。

第二天晨起，看医生护士陆陆续续来上班，想那位读片老专家也该到位了。片子他会怎样看？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我犹如一个经过法院一审二审，仍进行最后努力的申诉者。我默默在心里祈祷，想自己一生不曾负人，谅老天也不会负我。我没有出病房，忐忑不安等候着消息。这是一段异常难熬的时光，盼医生尽快告诉我消息，又怕医生推门走进，我有点不敢面对他们了。我瞎想，如果是好消息，医生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如果是坏消息，医生也许会权衡斟酌，不妙的事情谁处理起来都要踌躇犹豫的，那就有可能拖一拖。又想，医生什么病没见过？他们才不会婆婆妈妈，不会如我所想，他们的职业对一切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会考虑那么多。

果真如此，九点不到，医生来了。

带来的是坏消息。

经过老专家仔细读片，确诊肝右后叶占位，原CT大夫肿瘤病变可能性大的结论没错。

医生说，老专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增强剂到达目标部位后的每一个时间节点，对上海瑞金医院的CT检查表示遗憾，认为他们截取影像的时机往后再延续一点才对。

最后的希望落空，金口玉言的寄托变作铁嘴钢牙的裁决，老专家没有给我机会。

下来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是：告诉不告诉家人？告诉不告诉单位？

这个问题昨晚就想过，打算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好朋友、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的何首巫，因肝癌病逝于2007年11月27日，此前两个月，也就是国庆前夕，我们还在一块聚会，在蓝岛附近的一鸣堂会所挥毫泼墨，谈书论画，他一如既往谈笑风生，潇洒倜傥，兴之所至，还为“一鸣堂”题了匾额。之后去平安大街一家餐馆吃饭，他自己驾车，风驰电掣一般。我们哪里知道他已病入膏肓，先前听说过他身体不适，问过他，他一笑置之，回答说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他没有惊动周围的朋友，不愿意让任何人为他操心，不想让人看到他戚戚惨惨的样子，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印象最终在神采奕奕的笑容中定格。好兄弟首巫是条汉子，无妨就学他。

但妻子的面影总是浮现在眼前。我们共度过艰难的日子，有过摩擦，有过不快，但夫妻之间哪能没有磕磕碰碰？在大的人生关口，我们总能紧贴一起，在危机时刻总能相互搀扶，相互温暖。若是连她也瞒着，实在说不过去，况且这事想瞒怕也瞒不过去。想来想去，终于给她打了电话，只让她来医院，没说病情。

妻子开车很快来了。不想给她突然刺激，我斟酌词语，尽量缓和地把医院检查结果告诉她。

妻子还算冷静，主张很坚定：没有什么可怕的，积极治疗，好在是早期，医疗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不信没有办法。

当我说出不想告知单位的想法后，被妻子否定了。她说：“接下来还要住院，还要治疗，不告诉单位怎么行？学院的公务总得有个交代，治疗费用公家支付，不说清楚怎么行？”

妻子当即给学院副院长成曾樾打了电话。

曾樾来了，很是震惊。主治大夫将手术列为第一治疗方案，并坦诚相告：中日友好医院虽常做肿瘤手术，但比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协和医院，还是不及他们经验丰富，建议我最好选择这两家中的一家，争取尽快手术。曾樾表示马上联系肿瘤医院，我对他唯一的要求是：只限他一人知道，暂勿对学院同事讲，也不要向中国作协领导讲。

这时候，鲁院教学部副主任郭艳打来电话，高研班原安排明天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的课，建功临时有事，不能上，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施战军在中央党校学习，郭艳请示由谁来补缺。我建议请雷抒雁，抒雁早有准备，到场开讲就是。过了一会，郭艳电话又来了，说雷抒雁人在外地，过几天才能回来。我又提出《文艺报》总编阎晶明，郭艳联系后再回电话，阎晶明明天有会，来不了。她建议由我来讲，再联系别人怕来不及，临时拉人登场，对人家也不太尊重。这一方案遭到曾樾和妻子的反对，医院这边正闹心，明天怎么可能去讲课？我觉得实在难为了郭艳他们，他们只知道我住院是体检，并不知道其它事情，临开课主讲缺席，就像临开戏找不见主角，不能不让人起急。这种情况如同救场，我答应了郭艳。

我要讲的是《优秀作家素质解析》，过去讲过，但还要重新准备。晚上回到家，强迫自己不去想病情，集中心思，开始备课。

第二天按时上课。

我始终认为讲坛是种圣洁庄严并且具有自我省励力量的地方。无论什么人，一旦登上讲坛，都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最令人信服的才学、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听众，这一点和演员有点近似。我先天晚上洗了头，早起仔细刮了脸，换上正装，尽量涤荡病号的倦容和医院留在身上的气息，显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我告诫自己，这一堂课一定要讲好，不能走神。我曾经给人讲过教师这个职业的特点：无论他是什么人，登上讲坛，便一定是最无私的，街边卖羊肉串的小贩，可能会把乱七八糟的肉穿成串，卖给食客，把好肉剜下来留给自己吃。但教师不会，他不会把糟糕的东西讲给学生，把精华保留，晚上睡到床上讲给自己老婆听。我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作家为剖析对象，结合他们的创作历程讲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讲到路遥病中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景，我悲从中来。路遥是因患肝癌而走的，击倒路遥的病魔，如今潜伏我的体内，哪一天也把我带走呢？黛玉葬花虽是女儿所为，我也不似金陵痴女子那般多愁善感，但黛玉的悲诉却在耳边响起：“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但我认为对自己的情绪掌控还比较好，不消极，不悲观，不露一丝破绽。只是在课结束时，年轻作家们对我的讲授报以掌声，我则在想：这是不是我在鲁院讲坛上的绝唱？

午饭后成曾樾来我办公室，讲肿瘤医院那边已经联系好，是作协基建办谭局联系的，他对那边很熟悉，片子专家看了，但还要作核磁共振。曾樾关切地嘱我什么事都放下，讲课累了，下午安心休息，争取明后天就能安排核磁共振检查。但休息是不可能的，中午办公室里，照例走马灯似的人来人去，在医院里住了十多天，有来问候看望的，有来请示研究工作的，一刻也没清闲。下午是导师与学员的见面会，这是鲁院创设的一种教学形式，一种面对面、手把手的人才培养机制，上个世纪在鲁院前身中央文研所、文讲所时期，茅盾、老舍、艾青、张光年、严文井等大家除来授课外，还分别担任学员的导师，一个班学员化整为零，三三两两被划分到导师名下，有点拜师学艺的味道。如今的导师，也是首都文坛各路名家，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课外延伸教学形式。导师见面会有一套程序，很有仪式感，惯常总是由我来主持，这一次也不例外。54名学员分配给12位导师，仪式结束，当导师认领了自己的弟子分别去谈话的时候，我的心才回到自我现实中，开始考虑怎样迎接履凶步险的明天。

感谢曾樾和谭局，还有一位在工作中认识但交往并不深的中集建设集团贾经理，他们陪着我的妻子多次跑肿瘤医院，随身带着中日友好医院的片子，请这个看，又请那个看，希望得到最为准确的评估。先前找过的专家又推荐了另一位专家，一位腹外科权威、主任医师吴健雄。

吴健雄1985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1995年获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从事肝胆胰胃肠及乳腺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研究方向为肝癌外科治疗及胃肠癌的微创治疗，参加多项国际及国家级科研项目现任《中华现代外科杂志》及《肿瘤研究与临床》编委发表论文40余篇。

他们拜见了吴健雄博士，希望他能作为我手术的主刀。吴健雄答应了，这让我增加了信心。早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癌症患者，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三分之一是吓死的，另外三分之一是让医生治死的，遇到一位好医生不容易。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排队，如今癌症成了常见病，患者太多，有吴健雄博士关照，我的检查还是被安排在数天之后。到了日子，如约下午一点半准时赶到，却一直捱五点多才轮到我。这一天是平扫，第二天再做增强。被叫进室内在二道门外等候的时候，一同进来的还有另一位年轻女性患者，妻子陪着我，一位中年女子陪着年轻女患者。甫一见面，就知道那中年女子是个乐天派，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打听我检查什么部位，然后滔滔不绝地开讲，说什么病也不可怕，就是癌症也能治好，祖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有人早开始挖掘这一宝库，已经掌握了一套简单有效的办法，说着把手中的书递给妻子。书名叫《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作者张悟本。中年女子见我们一脸茫然，“没读过？”她大惑不解：“有病怎么不读这本书？张悟本你们也不知道？多火呀，都上电视了，他的方子就是煮绿豆喝，治好了不少病人，神的不得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张悟本，管他张悟本李悟本，我心里只有吴健雄，我将把自己的一百多斤交给即将为我动刀子的那个人。

检查过程繁复而麻烦，平面扫描，增强扫描，再往下又是B超，虽然每一关暂时都还没有结论，但这一系列检查本身已经给我传递出明确信息，我知道刀子是挨定了。

从肿瘤医院出来，站在门口大街上，我想起了陈凤楼。凤楼原是鲁院办公室主任，退休后返聘到鲁院基建工地工作，四个月前检查出肺癌，就是送到这家医院手术的。手术很顺利，在这过程里，我两次来看望他。术后第八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马上出院。我吃惊，阻止他：“你疯了？手术才几天，伤口还没拆线就出院，怎么可能？”他在电话那边说：“医生说没问题，伤口恢复很好，各方面感觉也不错，回家休养环境更好一些，到时候再来医院拆线就是了。”还说，接他的车等在楼下，他已经收拾完东西就要下楼了。阻止不住，想来大概也无大碍，只好由他了。

谁知，正吃午饭，谭局来电话，说凤楼走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让他再说一遍。谭局悲痛地又重复了一遍噩耗，我懵了，怎么可能？凤楼刚和我通过电话，他的口气是那么轻松，他对即将回家的感觉是那么美好，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谭局说是上午10:20分左右的事，凤楼从医院回到家，很激动，弟弟女儿扶他上床休息，刚躺下，只听他突然说难受，脸色变得很难看，“吭吭”咳嗽了两声，头一歪，随后再没有叫醒。凤楼和谭局在基建办共事，又是谭局送进医院的，家里人马上给谭局打电话，谭局赶去，这才打电话给我。

我查手机通话记录，凤楼给我打电话是9:44分，此时距他逝世仅36分钟，我感到巨大的震惊和悲哀。真可谓人死如灯灭，前一会儿还光焰灼灼，倏忽间风袭来，那灯火眨眼就被吹灭了。他家住在紧挨肿瘤医院的潘家园，他是匆匆赶回家然后死去的，人说视死如归，归去，归去，原来归去就这么简单匆迫！

事后分析凤楼大概是突发性肺栓塞。他的后事是我主持料理的，地点是东郊平房殡仪馆。几年前，在一个大年三十的下午，就在这里，我，凤楼，还有学院出纳司丽萍，送走了学院会计张彩霞。彩霞是妇科癌症，下午一点半我看望她从医院出来，驾车从方庄东方医院行驶到东三环长虹桥，电话响了，彩霞丈夫告知我彩霞走了，我马上调头返医院，并通知身为院办主任的陈凤楼，凤楼又通知小司。彩霞家讲究丧事不能隔年办，主张当天就火化，时值除夕，且是下午，凤楼紧紧火火地联系殡仪馆，赶在人家过年放假前的最后一炉，送走了张彩霞。寒风料峭，站在殡仪馆空荡荡的院子里，凤楼曾深深地感叹生命无常。他不会想到那无常的议论竟一语成谶，仍在同一个地方，现在轮到为他送行了。

想一想，人生一世，其实用四个字概括就很恰当：迎来送往。从人到事到物，从出生到存在到死亡，从所想所求到所得所舍，无非在循环一套迎来送往的礼仪。一切都在来来去去的运行当中，一切都不可能恒久。生和死，就像面前道路斑马线的这边和那边，距离并不遥远。

站在医院大门口，我想了很多，最后想到的是：这里将迎来我，又将怎样送走我？

在检查和等待检查结果期间，我正常上班。曾樾保密工作做的不错，学院里没人知道我的具体病情，这不错，别人轻松，我也轻松，设想如果惊动了大家，你来探询，他来慰问，人为地制造出一种沉重不安的气氛，时刻提醒你处于一种非常不妙的境地，那有多糟糕，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起码，在处理工作时，在与人交往中，在与同事们的玩笑逗趣里，我会暂时忘掉自己前路的险峻。不是自欺欺人，而是不能掉进命运设伏给你的陷阱，如果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那就完了，还是那句话，病尚未打倒你，自个把自个先打倒了。

基于这一想法，当学员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联欢会时，我欣然答应。

鲁院每一届高研班的联欢会都很出彩，在紧张学习生活之余，他们精心组织节目，认真排练准备，联欢会会场也要别出心裁地装饰布置一番，主持词和台间串词，就甭提有多逗多妙了。这次联欢会开场节目，是十多位女学员的时装秀——现代装、古典装、民族装、职业装、生活装、晚会装……各展风采，各显其魅，也不知道她们从哪儿弄来的衣服，可能就是她们自己的，女性爱美，服装带来一大堆，平日没有机会穿，现在可抓来一个展示的机会。人生就应该这样，生活就应该这样，它们本来就是美丽的。

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学员们起哄要我表演节目，我没推辞，与来自陕西的学员林衡权，即兴用陕西话表演了一段秦腔丑角念白：“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搁在前头；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两步，只当没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全是大白话，全是废话，但也全是实话，逗得众人捧腹大笑，我自己也非常开心。

曾樾对下守着秘密，却报告了张健书记。从正常角度理解，他的做法没错，张健身为作协党组副书记、鲁院院长，不能瞒着他。张健书记立即报告作协党组书记李冰，两位党组最高领导马上关切过问，他们的关怀之情，让我感动。李冰书记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医院的检查结论，第一句话问得就很专业：“他们说是肝部占位？”在我作了肯定答复后，他说：“不像，我看不像，肝上要是出了那样的毛病，不是你这气色。”他让我多看几家医院，还要介绍大夫给我，我说正在肿瘤医院检查，他嘱我一定不要有压力，学院里能放下的工作先放一放，安心治病为要。后来我才知道，李冰书记的夫人是医生，难怪他开口就和别人不一样。

等待肿瘤医院检查结果的过程是很难熬的，虽然不抱太大希望，但自己还是愿意往好处想，想那个“万一”，好的“万一”，想那个久思不解的问题：如果是癌，为什么九个多月不见变化？医生没有回答，我也回答不出，这就意味着还有其他可能——“万一”也许会出现。

作协全委会要在重庆召开，办公厅问我去不去，我回答说去。去会上见见老朋友、散散心也好，算了算时间，会议结束正好是清明前夕，顺路回趟西安，在老家，还有一件重要事情等待我去履行。

我飞重庆当天，肿瘤医院系列检查结果出来，是曾樾陪妻子去医院取的。那个“万一”没有出现，妻子和曾樾在电话上如实告知我结果。两人还见了吴健雄大夫，吴大夫听说我去外地开会，说：“还开什么会？赶快叫回来，马上准备接受手术！”

必须承认，我又一次经受了沉重一击。从中日友好医院到肿瘤医院，细算各种检查程序和手段：增强CT、外科大夫读片、影像学老专家复审、核磁共振平面扫描、核磁共振增强扫描、B型超声成像、先后多名消化科专家、腹外科专家诊断……差不多经历了10道关口。我是编辑出身，一篇文章或一部书稿，规定三道校对程序，三校过后基本就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而两个医院对检查结果进行了差不多10道“校对”，还有什么道理再怀疑那个结论？

心中那个隐约的希望最终被掐灭，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不是思想准备，而是切切实实把要做的事，可能做的事，分轻重缓急，排出一个时间表。

我把自己关在宾馆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一项一项罗列。我给自己制定了两个计划：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打得宽松还是短促，只知道无论三年或者五年都很紧迫，要做的事情太多，不甘心的事情太多。想做完这些事情根本不可能，没有办法，只能删除。       

我庆幸多了这一套程序，删除的过程不仅仅是对事物的量和轻重缓急程度的权衡，而是对价值向度的重新审视，是打碎既往的观念架构，冷静重新审度那些被自己所看重、所热衷、所心仪、所在乎、所希冀的东西到底值得不值得。新的生命体验和新的处世视角，引导我在众多选择中去寻求事物的终极意义，由此我多少获得了一些超然的感觉——时间表不再那么难以制定了。

全委会开得不错，通过了一些重要事项，讨论研究了一些重要问题。会上平凹见我脸色不好，问身体怎样，我说熬夜了，一如既往，没有问题；与陈忠实闲聊，我问他对于手术的体会——多年前他胃上长过一个瘤子，术后检查是良性，现在胃上一点事没有。忠实饶有兴趣地给我讲了当年医生和家人瞒着他开刀取样活检，以及明白情形之后后怕的心情。忠实讲着讲着，突然起了疑心，问：“你咋想起问这事？”我笑笑回答：“我想起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话，这不在你身上应验了？”忠实释然：“我还以为你要做啥手术哩。”

会议结束头天晚上，广东作协党组书记廖红球兄找我，这次来开会，他的夫人和副主席伊始的夫人一同自费来渝旅游，两位夫人都喜欢玉，一次我去广州，在四会帮他们挑了两只翡翠手镯，种、水、色俱佳，而价格砍得又极狠，成交后她们欢天喜地，回广州拿给人看，搞得张梅黄茵陈志红等女士分外眼馋，只等我去广州再到四会帮她们选玉。这次两位夫人在重庆千年古镇瓷器口淘换了几件老玉，红球兄说她们走了眼，两人不信，让我去鉴定。每遇这种事我都很作难，点头容易摇头难，人家正在兴头上，你说不值，或者是赝品，岂不很讨厌？本想说灯下不观玉，一推了事，又考虑到红球和伊始都不是外人，假如两位夫人真的让人蒙了，去找商家算账还有机会，遂随红球兄去了他的房间。看过玉器，有好的也有差的，问题不在于好与差，而是有一件瓜瓞绵绵翡翠吊坠，C货，价格又不低。于是商议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第二天由我陪她们去退货，她们说：“你能讲出道理来，不信店主在行家面前还敢公然欺诈。”话这么说出，我不点头也得点头了。

第二天，我是下午三点的飞机，一大早，重庆文学院院长邓毅安排了车，副主席余德庄作陪，我、廖红球、伊始、他们两位夫人，还有雷抒雁、《中国作家网》小袁，一干人向古镇瓷器口出发，退货演变成了古镇游。先找到卖玉的店铺，老板承认C货倒是没费多少口舌，可是却说货款已交到别人手里，要回来有点难。就这样推辞来推辞去，期间还装模作样地与“拿款人”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还是余德庄和邓毅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以本地人的身份用重庆话与老板交涉，敲打利诱软硬兼施，总的意思是，拿C货骗人，会有很大麻烦的，难道就不怕有关部门端了你的店铺？不打不相识，买卖不成仁义在，交个朋友，以后还会领更多朋友来关照你的生意。那老板也不算太昧良心，最后终于答应退款。

一桩冤枉买卖，成全了一件趣事，倒是增添了古镇游的乐趣。

中午重庆文学院做东，在嘉陵江船上餐厅吃饭，众人还在谈论退玉的事情，酒兴助长谈兴，甚是愉快。唯一让大家不解和遗憾的是，我滴酒未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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