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寨上人家

对柏格理，我总是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一个英国人，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陌生的乌蒙山，进行了数十年的传教生涯。他为了什么，是国家意志，还是个人梦想，我不敢妄加揣测，但他在乌蒙山留下的足迹，让当地的苗族同胞顶礼膜拜，受益非浅。他办医院、办学校，创制了苗文，改变了苗族的生活，使古老的苗族很快进入文明时代。

我这篇短文所要叙述的，也与这个柏格理有关。

从有关资料介绍，柏格理在乌蒙山的传教，最闪光的地方，是他先在现在的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石门坎办起了一座光华小学，后来又在现在的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的大坪子兴建了石门坎分校，接下来，1908年，又在现在的昭通市鲁甸县水磨镇的寨上办了第二所石门坎分校。在那个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年代，柏格理走进深山，在人迹罕至的寨上，办起了一所学校，确实令人感动。

我去寨上，不为别的，只是想看看那里的苗族同胞，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的生产生活怎样？他们还保留着原来的习俗吗？在当今这个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的时代，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些什么借鉴？我们又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只知道寨上在水磨镇，但并不知道寨上具体在哪里。我和几个参加“三区”工作的同行一起去调研，怀揣一种敬畏的心境，想象着当年柏格理是如何餐风露宿、信心满满地走进寨上的。我们今天去发现寨上所蕴藏的文化，有着更便捷的方式。我们是乘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汽车进去的，当初柏格理恐怕连汽车的概念也没有。

去寨上的那天是个周末，天气很好。水磨镇文化站的宋升慧站长早就答应陪我们进去，不巧，她那天到昆明看病去了。宋站长听说我们要去寨上，特意联系了水磨镇人大的宋主席陪我们进去。有了向导，我们心里踏实了些。

去寨上的路并不好走。从昭通城出发，汽车要翻过阿噜白梁子，过龙树坝，溯龙树河而上，经水磨老街，取道进去。因为鲁甸发生过地震，路边的老百姓正忙着建房，到处一派忙碌的景象。

寨上距龙树河不远，像一个村姑躲在山里。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寨子与外界的联系仍然是一条土路。路很窄，仅容一辆车通行。路边有溪水，溪水从山里流下来，散散漫漫，不急不缓。有的人家就在溪边住下，石头砌的房子，零零散散，看不出是个苗寨。沿溪流而上，林子开始密了起来，春天把绿叶编织成大伞，给山坡撑上一片绿意，整个山村葱茏起来，年轻而又充满诱惑。到了沟头，山路像飞了很远的箭，忽然失去了冲力，落在沟边，没有了去路。宋主席说，林子深处就是寨上，汽车只能停在路边。我们一行人下车步行，向寨子里走去。

寨上没有想象中的神秘。去村子的路上，在寨上干了多年民族宗教局助理的刘建峰前来迎接我们。刘建峰36岁，他虽然是苗族，却已经习惯了汉族的装束，没有穿着苗族服饰。村里的妇女，除了从头上用梳子横撇着发髻，依稀看得出苗族的身影外，其他的衣着跟汉族没有什么区别。刘建峰说，寨子里现有95户人家，338人，全部是苗族。他们的苗族盛装，一般要到每年的花山节、端午节时才穿，那是他们最快乐也是最重大的节日。寨上是个独立的苗寨。寨子里的人家，住在一个偏坡上，房居一幢挨一幢的，林林总总，坎上坎下，不规则地摆着，像极了一群赶集的人，故意要把脚踮高了，好看前面的风景，高低错落，叽叽喳喳，像窝说个不停的山雀。

寨子的中央，有一所学校。刘建峰说：“这是寨子里唯一的一所学校。”令我们惊奇的是，寨上小学居然开展双语教学，既教汉语，也教苗语，苗语就是柏格理创制的老苗文。寨上小学共有两名老师，其中一名就是刘建峰，生源不缺，都是寨子里的小孩子，现有学生35人，没有一个辍学。这所寨上小学的前身就是相关资料记述的石门坎第二所分校，只是随着政府投入的资金改造，校舍已摇身变为现代化的“火柴盒”式建筑，当年柏格理盖的老学校已见不到踪迹，当然，更不可能见到那个神秘的十字架了。让地下的柏格理感到欣慰的是，他倡导的苗文教学传统一直沿袭下来，传承至今。操场已硬化，但还没有安上篮球架，教室顶上飘着一面国旗，在阳光下十分耀眼。

我们没有见到用山草和杈杈盖的苗族民居。宋主席说：“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户与户之间的道路已经被硬化，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原来的老房子全部拆除了，建成了崭新的水泥房。”听了宋主席的介绍，我心里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失望。我觉得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帮助大家改变了人居环境，但是，从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改变不经意间拆毁或湮没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让那些直观的东西在光影里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天的日子走到了傍晚，光线一下子暗淡下来。原来的老苗寨消失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退步，我掂量不清楚。我在心里试图勾画原来寨上的模样，但我无能为力，勾画不出来，因为我是第一次走进寨上。我只是从那些或厚或薄的石块堆砌的墙基里，去想象当年寨上的影子，而更多的苗族民居，我是无法复制的。我们就坐在修葺一新的水泥房里，听年逾古稀的王文林老人用不太响亮的嗓子，唱着苗寨的古歌。同行的小杨和小徐在旁边一边倾听，一边打着节拍，小杨还用手机录下了这些动听的音符。尽管我们听不懂苗语，不能一下子明白古歌的含义，但从王文林老人原始得没有修饰的歌声里，我们感受到了寨上的古老。寨上，这个古老苗族的居住地，仍然活在王文林这样一群苗族妇女的心中。王文林老人还拿出两件珍藏许久的男装和女装展示给我们看，服饰虽然简单，线条也不复杂，但看得出来，做工很精细，而且是用土法绩的麻、手工缝制的。我们问王文林老人，村里现在还有传统的绩麻手艺吗？王文林老人说：“现在大家过节时穿的服饰还是手工的，但用的材料则是机织的了，绩麻的人已经很少了。原来寨子里还留有一台绩麻的机子，可是，前几天被拆了。”我们听了，甚是可惜。是啊，随着现代文明的渗入，那些原来一直保存在苗族群众中的传统手工技艺，正慢慢被岁月所驳蚀，甚至消失。

我们几个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默然无语，心底的那丝无奈像房上的青烟，随风飘散。我们问了宋主席和这个从成年后就一直在寨上工作的刘建峰，寨子里的其他风俗还保留了多少。宋主席说：“还有好多传统的民俗一直在寨上存在着，延续着。”据刘建峰讲，每年的端午节和花山节，寨子里的老人、妇女、小孩都会穿上崭新的苗族服装，在寨子里打花杆、拽芦笙、对歌、跳撒麻舞，也还会开展射弩、吹枪、陀螺等民族体育活动，他们还保留着原来的婚俗、葬俗，寨子里的人都会讲苗话，也会说汉语，他们所用的苗文就是柏格理的老苗文，他们所讲的语言，是滇东北次方言，他们属于花苗系列。还有一位熟谙苗族医药的传承人叫吴忠云，88岁，还在苗寨里教那些年轻人学苗医，为老百姓治病……

走访了几户人家，看到家家点上了电灯，看上了电视，用起了移动电话，现代文明已经与大山拥抱。我们开始返回，路上，看见两位苗家妇女赶着几十只绵羊，从村头回来。还看到一辆微型车，载满了日用百货，与苗族同胞正在交易。这是大山里流动的百货商店。他们与店主、与寨子里的人有约定，每天或某些特定的日子，就到寨子里来交易。“寨上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呢？”我问。刘建峰说：“寨上海拔高，气候冷凉，土地贫瘠，大家每年都是在山上种包谷洋芋，养猪放牛，养马放羊，发展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畜牧业。近几年，一些年轻人走出寨子，到外地务工，增加了一份收入来源。”看来，寨上人的日子更多的是平淡，像每天灶上的一日三餐，悠闲而缓慢，更像跳跃在苗族妇女手上的针线活，按着一定的节奏，在大山里与世无争地做着、过着。还有好多人家，正利用国家拨给的5万元灾后重建资金，忙碌着盖新屋，以抵御那种随时可能出现的地震。

我们离开寨上，乘车返程，心头不知是高兴还是伤感。我想象不出当初柏格理是如何从昭通城经旧圃、乐居、布初、龙树，循着龙树河走进寨上的，也无法揣测柏格理在寨上建起了学校讲授了文化之后，是怀着什么样的喜悦与满足离开寨上的。柏格理创制了苗文，使今天的苗族同胞可以通过它触摸昨天的时光。而我们，真的帮不上什么，我只希望，也曾建议寨上的苗族同胞们，一代接着一代，薪火相传，继续在大山里拽着芦笙，说着苗语，跳起欢快的撒麻舞，把那些充满山野气息的古歌传唱下去，生生不息。因为，他们延续了很久的苗族文化，也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要倍加呵护和珍惜，不要让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在时光的河流里被洗刷掉。 （该文写于2015年5月4日）

曹阜金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人，现供职于昭通日报社，出版有散文集《梦回故乡》《人在旅途》，有作品在国家、省、市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