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镛：此岸到彼岸②

云南昭通巧家鹦哥村，是一个地处乌蒙山区，背靠大山，紧邻金沙江落差高达几百米的村庄。这里的村民与外界联系和出行，只能乘坐溜索，到对岸的四川凉山州，再换乘其它交通工具。如今，这道位于金沙江上的鹦哥溜索很快将成为历史。——2017年2月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在“走基层 看变化”报道了这个村庄。

仅仅局部的环境。如果以图片来看鹦哥村，一山一沟壑，一个取景框就收纳了。但是，站在现场，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如果站在四川冯家坪的江岸上，抬起头朝对面望过去，山伟岸，陡峭。低头去看，几百米垂直的下面，就是人们形容的汹涌澎湃或者波涛滚滚的金沙江。但是，站在江岸上看见的江水，不是在奔跑或者咆哮，而是如同按下相机，照片显示出来静止的一团白。

创造，是一种引领向前走的引力，也是一种最动人的景象。一个农民，在高达260米，宽440米的金沙江上，创造出这“亚洲第一高溜”来，不得不令人惊叹和服气。这道溜索，非常捷径地把云南葫芦区和四川冯家坪连了起来，过去过来，再也不需要一天半载，只需要十分钟左右。

但是，溜索之高，溜索之宽，溜索之险峻，一看就让人不寒而栗。乘上溜索，就像赴死前线，你得坚定不移，是生是死，由不得自己把控。特别是第一次乘坐的人，没有谁不心惊胆颤。所谓安全和勇气，也是相互间一个给一个壮胆。三五个人，你敢坐，我敢坐，借了胆子，就都敢坐上去了。以我个人的感受，在第一次站上去时，也是紧紧抓住铁笼的一根钢筋，眼睛盯着离我最近的江岸。随着溜索的移动，就看见了几百米下的金沙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壮观，眼睛却越来越花，头脑越来越晕眩，整个身子越来越没了稳定性。钢索在颤抖，铁笼一寸一寸地在移动，我的心也一阵一阵的颤抖，紧缩，无着无落。

所谓震撼，除了你内心对现场的恐惧感，还有高山，峡谷，空灵和辽阔的壮观。当溜索移动至中间段时，看上去距离两岸都很远了。头顶是高高的天空，脚下是深远的江河，完全上不粘天下不着地。江风一吹，溜索的钢绳随之摇摆，移动，闪跃，说不害怕或者镇定自若，那一定是假话。虽然每个人的感受断定会不一样。但是，在那一刻，一定，都会感到一个大世界里我们人的小命，究竟会听命于什么？溜索发出的耳语，还是神的指示？一点也没有夸张。那天从昆明城市下来的一个朋友李地龙。他站上溜索，溜索才开始启动，他脸就吓白了。溜索在一寸一寸地移动，离开江岸悬在空中时，他更加紧张了起来。双手紧紧地抓住铁笼的柱子，小腿在瑟瑟发抖。为减轻自己的恐惧，他把头仰着，眼睛死死地闭紧，眉毛都结成了疙瘩。第二天，听他说，自乘溜索回去晚上睡觉，一晚都被吓了不断做恶梦，一直在被那种悬空的恐惧所惊醒。

在1987年，上映了一部经典电影叫《天菩萨》。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美国空军中尉因参与中日战争而流落大凉山，遭卖给彝族做奴隶，改名拉铁。拉铁在彝族内生活十年，爱上了少女牛牛，当他已适应那种生活时，却被通知要返回美国，在国家的大前提下，拉铁被逼放弃已拥有的生活和爱情，无奈地离去。在这里想表达的是，电影里拍摄溜索的一个镜头。开始是两个美国兵，被当成了羊娃子卖出去的时候，被装在了口袋里。从金沙江上乘溜索时，一人用一只手臂勒了夹着一个人，另一只手臂跨在溜索的一节竹筒上，顺着溜索溜过去。其中有一个美国兵，溜到中间时，他不断地反抗挣扎。结果，夹着他的那个人的手无法与他对抗，美国兵从溜索上像一个石头一样掉在了江中。从这种动感的镜头里，就可以感受到溜索的所谓震撼性。人不是飞鹰，在钢索上，在悬空中，恐惧与生俱来。

危险。意外。心惊肉跳。视死如归。无忧无虑。无畏无惧。祈祷和诅咒。种种可能性，在溜索移动的时间上都可能会存在。

身居巧家的邹长铭老先生。在他的《昭通风物志》作品中，有过一篇写《溜渡—笮桥》的文章。摘录一段如下：

“最迟不晚于两晋时期，溜渡就是金沙江、牛栏江、白水江、关河两岸百姓实现彼此抵达的重要工具。爬上坐盘，坐稳，紧紧地攥住坐盘上的吊绳，左顾右盼，但见削壁如堵，鬼影憧憧，渊薮百丈，幽冥若雾，心里早已是虚空空地抓不到着落了。闭上眼，把未可预卜的前途隔绝在视野之外，仅存留一份不计生死的悲壮，勇往直前……无论你抵达彼岸的愿望如何强烈，守溜人紧拽着的拉绳只能一寸一寸地收拢，载人的坐盘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事实上，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自我们的祖先在关山绝塞，复水纵横的滇东北地区定居那天起，溜渡便是他们走向明天的朝夕相伴的朋友。”

是的，在溜索上的人，绝大多数正如邹长铭老先生作品里所述。其实，它的慢，慢得让人惧怕，担心。如同他们站在高速路边看车过的速度，它的快，也快得让人惧怕和担心一样。

邹长铭老先生身体里藏着一座历史博物馆，无论你问到什么，他都如数家珍地告诉你。关于溜索，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刚生了孩子的母亲，在孩子满月后，准备回娘家。在她回娘家的途中，必须要过溜索。年轻的妈妈高高兴兴把东西收拾好，放在背箩里背在身上，再把刚满月的孩子放在前面用围腰兜着。在乘坐溜索过江时，为了腾出手来抓着吊绳，她就用牙死死咬住兜着孩子的围腰边角。溜索行至江中，突然听到江中咆哮的江水轰轰作响，低头一看，只见白浪翻滚，一个接一个地涌过来。女人被惊吓得“哇”地大叫了起来，结果，女人的这声惊叫，围腰松了，孩子便从围腰里掉落江中。女人溜过江去，惊叫的嘴还在一直张着。

又能怎么样呢？孩子掉下江了，让人悲痛欲绝和无可奈何的是，回来还得坐溜索。还得继续生活，再带一个孩子，要去娘家，依然还得乘溜索出去。

深居峡谷的人，溜索再危险，总是可以有条与外界联系的线。如果没有溜索，更缓慢的时间和等待，同样的无奈啊。在邹长铭老先生的作品中，还有过两则趣闻。说的是一农户的男人一早就到峡谷的另一边赶场去了。午饭十分，家中的妻子做熟早饭才发现没有盐巴，就站在门前吩咐丈夫买盐。两人对话如在近邻，表情达意准确无误，可丈夫要从乡场上把购买的盐捎回，兴许只能赶上妻子第二天的早饭。又一则说，某村地处绝壁半腰，下面就是滔滔的急流，可谓上不粘天下不着地，只一条小路和外界相通。这里的村民祖祖辈辈过着春耕夏锄、农桑只给、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可是种田需要耕牛，耕牛要到山外购买，能驮在背架子上背回村里的牛犊成为村民买牛的首选。何故？道路过于险绝，江流过于湍急。一马平川的山外人之所以把这些发生的故事当做趣闻，是因为这样的生存状态离自己太远，远得有些天方夜谭。

开门见山，出门坡坡坎坎。是身居峡谷的人们的生活状态，也是常态。在鹦哥村，无需追溯遥远的时光，退回到十多年前。人们站在葫芦区的村子里，看着江对面的人，一样地喊得应。但是，如果两人要碰面，抽根烟，或者交换某样东西，就得背上食物走，快一点，在半天时间内两人可以把烟递到对方手里，可以站在一起近距离说话。

交通，一直囚住了这个地方适应和消化的生活。但是，没有囚住一个人的梦想和创造。一个叫蒋世学的农民，创造了这道“亚洲第一高溜”，实现了他通向对岸的路的梦想。同时，也让鹦哥村通向了国内外。

远与近，构成视觉上的误判。从心惊肉跳的溜索上过去后，就会发现，眼前的村庄与站在对岸所见的村庄，截然不同。它呈现了一块独有的天地，大山仿佛往后仰了一下，腾出了一块空间，让出了一片平地。给人一种完全意外的感觉。错落有致的房屋和树木，维护着乡村的宁静尊严。

与所有挂在山梁上的山村不同的是，村庄和山壁之间，还有一块一块成梯状的稻田。稻田虽然不多，却珍贵，真是他们生活希望的田野。特别在八九十年代，是维系他们生命的金宝盆。尽管那时，收获不丰，几乎每一家人却都靠着它，到更寒冷的高寒山区，换取更多的洋芋作为一年的口粮。

以前不是田野。据村民说，在解放前，这一片是一个海子。海子中间，经常有一股水在往上冒。当时，一苟姓地主家，喊帮他家的长短工，用很多石头和泥巴，把海子填高起来。然后，地主家就在上面开始耕种田地。就在前几年，有人看着这里水源好，把稻田承包了下来，放上水，又变成了一个大海子。承包人专门用来养鱼。因为交通的缘故，鱼养大了卖不出去，几年下来，赚不了钱，还贴本，不得不把它放弃。放弃后又成为了良田。所以，有了今天在高山上还有田种的奇观。

情是真诚的。生活是日常的。如果你进入这个村子里，走进他们中间，他们不会把你当成是一个异乡人，也不会当成客人。如果来了遇上吃饭，饭菜端上桌子，就请你坐着吃饭。如果你要走了，他们照样做自己的事情，不用太多的客气。一切都那么平常和平静。

经历过生活沉淀的人，都十分沉稳。照说蒋世学一手策划和运行的鹦哥溜，他说起它来，应该滔滔不绝。至少打开话匣子后，他会把建溜的苦楚和成就说得绘声绘色。但是，没有。一点也没有。一问一答。问他什么，他只讲什么，决不讲一句其它多余的话。关于建溜的过程，他仿佛是一个局外人。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蒋世学，当然不是真正的局外人。他只是一言难尽。后来，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慢慢地，蒋世学话多了起来。他说得最多的，还是路。他说起过去的部分经历，说他的老家，说他的婚姻，说他人生的路。他的老家实际上不在鹦哥村，是在更高一点叫油房的一个山梁上，气温比江边冷凉得多。他和张世春结婚后，才住在了葫芦区。他的人生，一辈子，都在这群山之中，打转转。山背后，其实也有路的，但是，要从山背后的路上走出去，就不要用时间来计算。比如去乡街子上赶个场，早起晚归两头黑还要加紧点。距离遥远是一则。路途艰险，狭窄，麻绳一样，很多地方要手脚并用才爬得上去是另一则。

山上的小道都大同小异。细小。陡峭。成书于汉代的《华阳国志》里，记录了一首古歌：“楢溪、赤水，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担七里……”这首古歌，非常准确和清晰地吟咏了乌蒙山中穿梭往来的生意人，行路是何等的艰难：楢溪、赤水这两条河，就像盘蛇，东流西转，弯弯曲曲。绕着羊肠小路的乌蒙山，又是极其的高峻，在山间赶路，都是大汗淋漓，拄杖小憩，哎哟叹息。庲降过来的小贩，左肩挑担，苦熬七里才能换肩歇气。因为道路太过狭窄，人担着担子走在上面，根本不可能换肩。就是秦汉之间凿通的五尺道，也宽仅五尺，只能供驮马行走。

但是，在鹦哥村的一些地方，千方百计踩踏出来的路，马是无法行走的，只能单人通过。人通行时，脚下踩稳，还得用手扒着崖壁。而村庄前面的江，又无法行船。对岸有路，却无法抵达。

就隔一条江啊！那路，就这样如此清晰地摆在眼前，让人隔岸眼观，肉身却难以跨步走到上面。现实苦楚，内心也苦楚。每一次出去回来，直线距离分明很近，却分明要绕行遥远和艰难的路，才能抵达。怎样才能以最近最快的方式过去？真是穷则思变吗？变又能变到哪里？但是，这种像山路一样绕来绕去的想法，一直在蒋世学的脑海里绕着。最终，绕成了他胸中燃烧起来的一个梦想：在金沙江两对岸的绝壁上建溜，用几根钢缆绳来承载一个村庄的出路。

梦想的翅膀一旦展开，思想由此发生转折。尽管困难一重接一重，就是最开始的基坑，挖多深，挖多大？钢索的两端怎样才能固定铆稳？蒋世学心里都没有谱。但是，他开始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金沙江下游有溜索的地方，观察，琢磨，询问。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思索，他把每个细节记在心里，想透彻了，叫上妻子儿子就开始打坑。蒋世学这样讲述的时候，让人由衷佩服。能把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开始付诸于行动，他就已经是自己的英雄。

当然，尝试开创需要勇气。因为它意味着成功与失败的愉悦和沮丧，意味着困境中挣扎。当蒋世学把前期能出力的工作干好的时候，一打听所需要的钢索材料价格，七八万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对于一个山区无货物流通的农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了。它像一座山一样堵在了他面前。因为家里如此寥寥，就是咬紧牙关，砸锅卖铁，也凑不起这个数。

钱不够，蒋世学以最大的股东，约了十多家人来入股。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以一种时尚的叫法，可以把它叫做溜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当然不是，它不过是一个集体主义的行为，联合了两省的人。因为基坑的一端在云南，另一端要打在江对岸去，那里毕竟又不是云南的地盘，是四川。万一有人破坏咋办？为此，他约了一个四川人合伙。你看，他把各种可能性考虑得很周全。他既当起了溜索的设计师，指挥者，施工人，又是统筹家，他甚至把建好溜索后的运营，收入和分配，都早已计划得井井有条。

咬碎时间和空间。没有用机械，没有用仪器。全都用人工。人力。铁锤和錾子。凭着在坚硬如铁的岩石的质感上打基坑。一个基坑的深度，达七米。然后，用钢管，水泥，加固锁定，把钢缆绳铆好。另一头，用船把钢缆绳拖过去。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和困难。用蒋世学的原话说：“吊命一样啊，拖一股钢缆绳过去，就要拖上三天三夜哩！”

或者说得更狠点，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凶险。在每一步凶险都化险为夷，彻底把四根钢缆绳在两端铆好后。作为策划人的蒋世学，每一个参与者，都无比激动。但是，激动是激动，很多人又担心起一个问题。这么高这么宽的江上，谁敢最先坐上去试啊？还有人心虚，后悔和抱怨，费了无数的呆力笨力不说，如果不可以运行，那投进去的钱不是像丢在江里，泡泡都不冒一个了吗？

后顾之忧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一分力都是汗水，每一分钱都是心血。然而，问题和困难，抛给了设计溜索的蒋世学。但是，在蒋世学心里，有一百个问题和困难，他似乎就有一百零一种解决的办法。溜都拴好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个。作为钢缆绳的承重，人在上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谁又敢最先去冒这个险？

同样大小的铁，和同样大小的石头，孰重孰轻。蒋世学在生活中，不用计算，已成为了常识。他让人把家里的废铁，或者铁器的东西都搬来。大家也不知他要这些东西干啥，只是照着他的话，七手八脚地回家把铁找了搬来，堆在一起。蒋世学不慌不忙地把一堆铁称了一下，总共有三千八百斤。然后，又让大家把铁放在溜索的铁笼里，一寸一寸地拉着运行。结果，三千八百斤重的铁，安然无恙地运过了对岸去。

人有多少重量？那可是三千八百斤啊！溜索虽然横跨在云南葫芦区和四川冯家坪之间。但是，这么重的铁都过去了，人的重量算什么？恐惧和担忧，问题和困难，随着稳稳扎扎的溜索的运行，消除了，彻底消除了。最终滋生了胆量，都想争相着站上去，体验一回。

1999年。溜索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出门就可以看见的路，再也不用绕上一天半载的时间了。现在，十多分钟就可以顺利抵达。大家激动，欢呼雀跃，也泪流满面。

简单的原理，也只有蒋世学懂得如何操作。开溜的时机把握，其他人都无法掌控。人站在这头，对面是400多米之外。人乘坐在溜索上的铁笼子里，什么时候不该停，什么时候该停下，必须准确无误。因为停早了，离岸还悬着一截。停晚了，不立即停下，就会撞到对面的岸上。这靠的是眼睛，传达到大脑的指令，当机立断才能确保人的安全。蒋世学的眼力非常之好，让人惊叹，他可以看清400米之外。到对面的点了，最开始，他就一声令下，停。后来，全在他无声的掌控之中，眼，心，手的合一。

人工推拉，无比吃力。它不利于前行，似乎利于起舞。每一步行走都近乎于是一个杂耍的舞蹈动作。每运行一次，需要八个人，四个人站在下面使劲拉，四个人走在钢索上用力推。在溜索开始运行后，乘坐的人，每人收取两块钱的费用。由于其他人都把握不好，大家只有在一块商量，所有的管理归蒋世学夫妇二人。入股的人家，以股份来进行收入。投资两千块的，在一月之中就拉一天。那一天中，收入多少就是多少。投资四千块的就收两天的费用，以此类推。无论轮到哪一家，都请他作总指挥，每天付给他十块钱的报酬。

其实开始赚不了多少钱。蒋世学说：“最开始的时候，用人工，一天请七八个人来推拉，要供烟，又要供酒，还要供吃。一天运行下来，赚不到多少钱不说，主要是很费力。有时，站在下面的人，拉的绳子一断，溜索就无法前进了。后来，想到用发动机来替代人工。”

这是否是与时俱进？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是逼出来的想法，是运行后的经验，是摸索出的成果。蒋世学虽然想到用柴油机，但是，手里没得多余的钱。迫于节省，就买旧柴油机来设计。可以运行，又成功了。当时，让人无法想象，“哒哒哒”的发动机一响，就省下了七八个人的劳动力和开支。从此，结束和告别了他们开创史上，那种原始和笨重的人工推拉方式。

机械无疑带着速度或者加速度。人力省了，时间省了，速度也比以往快了。乘坐溜索的人，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时间，缩短了。但是，麻烦事也在不可预知中出现了。旧的柴油机转着转着，有时突然就不转了。这是加速度中戛然而止的恐惧。有一次，在送人出去时，“哒哒哒”的发动机响着响着，“噗嗤”一声，像一个人的冷笑，之后就停下来了，再也发不起电来。柴油机坏掉的时候，乘溜的人正悬于中间。回不来。过不去。

那是一个冬天。在溜索上的人，瑟瑟发抖，不单是因为气温的缘故。江风吹来，无疑让人寒冷。江岸上的人，把食物和铺盖溜到铁笼里，在溜索上的人可以御寒。但是，更让人心惊胆战和不寒而栗的，是戛然而止停在半空中的铁笼。无抓无拿，上不粘天下不着地。距离两岸都是几百米，距离脚下，也是几百米的大江大河。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周围是空的，人心是空的。那一刻，在溜索上的人，平时相依相存的自然法则是否就完全颠倒了过来？谁也无可预知，悬空，会成为幸存者，还是一个生命毁灭的灾难？

情不自禁地，岸上的人一边修理发动机，一边也在祈祷。“哒哒哒”的发动机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心也如同发动机一样，热烈激越地搏动着，把悬在溜索上的人送过去。蒋世学说：“还不是一路波波折折的过来，因为有了那一次发动机坏掉的意外出现，合伙的那个四川人，担怕出现更大的事故，又赚不了多少钱，就全都并给了我。后来，柴油机买了三四台，成本高得很，只有把过溜人的通行费每人涨到了3元。旧发动机机还是不好使，只有硬着心肠买新的，通行费也涨到了5元。直到2010年，电网改造，村庄终于通电了。当时电线杆，电线都是从溜索上运过来。有了电，我又想到了把柴油机换掉，直接用电。现在使用，都是用电，闸刀一推就启动，闸刀一拉就停下，方便多了。”

通高压电，告别和结束了另一段柴油机运行的历史。自原初的人工到柴油机的交替，和用电的发动，溜索运行到目前为止，时间已过去了十多年。中间还发生一起意外的是，杉树坪的一个人做生意运羊。因为进入铁笼的门没插紧，溜还没到中间，门被羊撞开，一只羊下去，又一只羊下去。蒋世学赶紧往回溜回来，后面的羊才没跟着下去。不然，这道被称之为“亚洲第一高溜”的鹦哥溜，虽然完全由蒋世学一人设计和运行，至今并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无论用哪种方式运行，就是这现场感摄人心魄的溜索，十多年来，蒋世学夫妇除了运送来往的行人，还运输各种物质。那天，在溜索口看见的那辆“哒哒哒”正在拉运石沙建材的三轮摩托车，也是从溜索上运过去安装，有了村子里唯一的一辆机动车。无论如何惊险，蒋世学确实敢为人先，几根钢索，完全承担着一个村庄的重量。溜索是蒋世学的骄傲，也是鹦哥村的骄傲！

时间平静而又忙乱的脚，爬上了蒋世学的脸庞。他的眼睛，也不能那么清晰地看到了400多米外的对岸。看不清对岸，难以掌握溜到点的节点。用对讲机，多一人站在一端，相互报告，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蒋世学说：“对讲机不起作用，等对方的声音从对讲机传过时，溜箱都撞到对面的墙了。”他已经看不清楚对岸，凭什么，在高压电运行的溜箱下，还是那么准确地说停就停？ 

岁月流逝，每个人都在一丝不苟地老去。现在，蒋世学看上去明显地老了。但你会发现，蒋世学的脸上，虽然像粗糙的岩面，却令人敬畏。这种敬畏，如同那又宽又高的溜索。溜索在运动和静止之间，仿佛是他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因为你无法想象，那么远的距离。他的把握，比对讲机还准确，丝毫不差。凭的，完全是一种溜索和心灵一体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