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步 和人民同心 ——读《昭通日报》“抗击新冠肺炎”征文作品的思考

文学在中国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和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在几千年的文学长河中，产生了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心声的优秀作品。特别是每当国家和民族在前进中遇到困难和大事时，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之时，我们的作家、诗人，从未缺席，总是首先站出来，用笔举旗帜，以文聚民心，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感人鼓劲的激励作用。

这次从武汉蔓延到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危害面积波及全国，成了非常重大的全国性灾难。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总书记亲自指挥，国家总理任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组长，打了一场全民动员、众志成城抗疫情的人民战争。这场阻击战，牵动了我们每个人的神经，每个人都是阻击疫情的战士。在这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报更是以最强烈的政治敏感和责任使命，把版面化成战斗的号角和堡垒，让文字变成聚力量、暖人心、鼓士气的旗帜。

《昭通日报》就是一家这样的党报。

在党中央刚发出全民动员战疫情的战斗号令时，昭通日报社闻令而动，大年初一停止休假，全体人员立即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报社决定并报昭通市委宣传部批准，举办了面向广大作家、诗人和全社会大众的“抗击新冠肺炎”的征文活动。这也是云南省第一家发起这次抗击疫情征文活动的党报，于1月29日启动征文活动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得到了昭通市、云南省内外和包括首都北京等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充分发挥了党报的正能量导向作用。

这次征文活动，呈现出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一、《昭通日报》的抗疫征文活动，得到全国各地作者的热烈支持响应，反映了人民群众和广大作家以笔抗疫的爱国热情

征文活动启动以来，到2月中旬已收到各类文学作品稿件3000多份。在该报开设的“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征文专版和“阅读昭通.少年”版上，已发表了主题鲜明的征文作品散文50余篇、诗歌200多首、出了20多个专版。征文作品的作者有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人民警察、解放军战士、新闻工作者、公务员等，也有广大的作家、诗人和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来稿来信中充分肯定了《昭通日报》开展这次群众性抗疫情征文活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说“开展抗疫征文活动，显示了报社听从党中央的战斗号令，立即投入抗疫情的战斗作风，体现了党报的喉舌作用和战斗堡垒的正能量。”表示要用笔来反映身边抗疫斗争平凡人物的感人故事，抒发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真情。一些作家诗人在来稿附言中也表示：抗疫斗争，作家不能缺席，是一次文学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抗疫斗争生活的机会。感谢这次征文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用文学作品参加抗疫斗争、讴歌抗疫勇士的阵地。相信通过这次征文活动，一定会进一步激励广大文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必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留下《昭通日报》的美好形象。

从现在发表的作品作者看，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都在第一时间创作出了有一定质量的好作品。在省内参加征文的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吴然、陈约红，小说家吕翼、孙庆明，著名彝族诗人李骞、著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佤族诗人张伟锋、著名诗人麦芒，青年诗人王单单、尹马、夏文成，老诗人毛诗奇，著名散文家李成生、余继聪，白族女作家彭愫英、彝族女诗人师师、傣族女作家乔丽，新闻工作者刘建忠、郭春柏、陈泽，此外还有警察诗人高国斌，作家周远清、袁林、普顺良、胡永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省外参加征文的有北京著名诗人符力、广西的诗人潘莹宇、浙江的作家邹元辉、重庆的诗人何真宗、四川的诗人阿索拉毅等，他们大多是中国作协会员，不少作品在全国发表和获奖。单从这个名单看，就可见一家市级党报举办这次征文活动的影响力，也反映了广大作家紧跟时代步伐、和人民共命运的使命意识和爱国热情。

二、这次征文作品展现了在党中央号召下，全民总动员打一场抗疫情的人民战争的宏伟画卷，热情讴歌了抗疫斗争中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揭示了打赢这场抗疫阻击战的信心和力量源泉

征文活动能否成功，作品是关键。这次征文活动从目前发表的作品看，大多具有鼓舞人的思想力量和感动人的艺术品质。这些作品集中表现在一场疫情突然袭来时，又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春节之中发生，让人猝不及防。但疫情就是战情，全国人民听从党中央的号令，纷纷投入到抗疫的人民战争中。这些作品有一个村庄的抗疫纪实，也有一个家庭在节日气氛中的突然改变的抉择，有在节日中医护人员奔赴抗疫前线的离别壮行，有更多人家封闭宅家的心路历程，更有抗疫前线那一个个新时代最可爱人的无私奉献的时代形象，由点到面、由个人到群体，就这样组成了一幅抗疫斗争的宏伟画卷，其中有不少让人感动的优秀作品。

由于诗歌是最能及时反映时代生活、真情抒写诗人真情实感的文体，和汶川地震救灾、抗非典疫情时一样，这次的征文作品，诗歌量大，优秀作品不少。鲁若迪基在《自白》里说：“作为诗人/我很羞愧/面对病毒/我不知道/怎样用语言/去分析和消灭它。”著名青年诗人王单单的诗歌《花鹿坪防疫记》，用诗纪实一个叫花鹿坪村庄的抗疫图景，非常逼真而有现场感，让人身临其境，“村委会的高音喇叭/滚动广播着防疫通知/声音震动，抖落了/几块斑驳的锈迹/像一个站在高处的哨兵/……/为了挽救我们/……/竟然变得声嘶力竭！”好一个高音喇叭哨兵，表现了抗疫斗争已深入到边远的山村、抗疫斗争已进入到紧急的状态。诗人笔锋一转，由村转向天下，“疫情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虽然生逢太平，但还是要战斗/走在我们前面的，有钟南山、李兰娟/……/许多人背井离乡/许多人离妻别子/一夜之间我似乎/又看到了，中华大地上/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一下子就把这首抗疫诗的思想境界提升了。最后诗又落脚到诗人自己的小家上，做完抗疫斗争的工作回到家里，正在弄玩具的儿子，扑上来要和父亲亲热，“却被我一声呵斥住/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发生了什么/去洗手间清洗出来/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一个细节，父子之间的爱之深、情之浓跃然纸上。一首抗疫诗的家国情怀，就在这一个又一个的现场画面上，呈现了出来。这类似的诗还有重庆诗人何真宗的组诗《隔离，隔离》。其中的《隔离》一首，抒写虽然隔离让人很痛，但隔离者“你一声珍重/我说一声保重”“哪怕隔山隔水”，隔不断亲情友情乡情，隔不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武汉！/这就是中国！”蕴含着抗疫必胜的信心。尹马的组诗《我们的肺》，以诗人对抗疫阻击战生活细节的独特感悟，从严重疫情中的各种“肺”，张姓的肺、李姓的肺到十四亿人的肺，反思曾有的过失，彰显人间的大爱。昭通青年诗人夏文成的《决战疫情》和王单单的那首诗，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一个村民小组李老汉个人不摆摊、取消女儿的婚礼入笔到整个公共场所抗疫的大小意象，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实到虚，最后上升到“李克强总理带着总书记的嘱托/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以及必胜的信念来了”，随后“各路教授大军在第一时间/纷纷向武汉挺进/……/各路志愿者队伍来了/各省医疗队来了/……/解放军教授队伍也来了……/武汉，你不是孤岛……/你们有理由相信/来势汹汹的所谓新冠肺炎/必将被彻底消灭”。著名彝族评论家、诗人李骞的《致武汉》，以开阔的视野和文化思考中升华出“你是一座文化之城”“你是英雄城市”“你是现代化的城市”的架构，诗意盎然地抒写了诗人对这座城市的真诚礼赞和在疫情肆虐时，情同手足的中华民族在牵挂中溢出的深情：“我住在长江的源头/你的人民在江的中游/请你们来到我的故乡/咱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因为我们/是同饮一江水的好兄弟”，读了让人产生深深共鸣。由于诗歌是一种感情的文体，所谓情之所至，发言为诗，可以情，可以观，可以群，可以颂，可以怨，或者愤怒出诗人，或者因爱因恨写真诗，这些征文抗疫诗中不少作品抒写诗人的心声，或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的抗疫事迹，为我们展现出这场不见硝烟的人民战争的残酷与悲壮。陈永明的《爱的召唤》，一个真实故事的诗意再现，河南扶沟县县医院护士刘海燕，在疫病治疗隔离室工作，与来看望他的九岁女儿近在咫尺，却不能走到面前，各自一个拥抱姿势，成为抗疫中隔空拥抱的典型细节，也化成了诗中“一座伟岸的雕像”，也是抗疫生活中的“一部旷世泪目的经典”。吕翼是知名的小说家，面对瘟疫来临，他以笔参战，也在第一时间写出了抗疫诗歌，在诗中，他反思人类和自己的一张嘴，“尝遍人间所有的美味……天空中的仙鹤、山鹰、麻雀/雪山上的豹子、野狼、狗熊……/他们都被我们一一烹饪，活剥生吞/……甚至有一天/我的舌头会将自己卷走/不留一滴血，一块骨头”，连自己也被吃掉，让人警醒：保护野生动物，也是保护人类自己，刻不容缓。《父亲的春节》，作者发挥小说文体的长处，描写一位彝族父亲，用他特殊的手段，为家人和众乡亲抗疫，从家里到村里村外，还“围着云南地图、中国地图/甚至儿子的地球仪，不停转圈/父亲嗓音嘶哑，嘴唇干裂/但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念着驱除瘟疫的咒语”。诗在细节和情节中，展现出一位彝族老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怀和善良美好的心灵，让人肃然起敬。还有梅子的《战地家书》、李胜利的《我是护土，我骄傲》，显然是出自于医护人员的诗。也许从一些大诗人的专业上看，或浅薄，或称不上什么艺术作品，但读读他们的诗句：“我只知道，当我穿上这身白衣裳/我就明白身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担当”“我是护士/我也有父母和儿女/但是，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毅然上前线/和新冠肺炎展开决战”，直白中的真诚，真诚中的奉献，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仰吗？内蒙古诗人犁夫的儿童组诗《奋战疫情的一家人》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约红的《我们永远在一起》，昆明青年诗人吴兴奎的《庚子年初的铭刻》，朱倩的《一个大男孩》，等等，都以各自的诗歌意象，为这场全民的抗疫阻击战的壮丽画卷增光添彩。在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在众多的诗歌中，不少以诗为心声、歌颂像钟南山、李兰娟这样的抗疫脊梁和舍身忘死的广大医务人员，歌颂奋勇当先的共产党员和哪里有难哪里上的人民子弟兵。刘仁普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阿兹乌火的《致敬钟南山》、魏定会的《致敬英雄》《致敬白衣战士》、陈泽的《钟南山的眼泪》等，都是充满真情实感的佳作。钟南山的一滴眼泪，是由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仁心凝聚成的，他在异常疲惫之后的一个瞬间的“闭目仰靠”的细节，“一时间/举国传颂/海内外皆知”。正如阿兹乌火的诗一开始所写的“为什么你眼里饱含泪水/因为你心里装着人民”。疫情就是战情，总书记下达了命令，于是“战士响起了脚步声”“疫情面前，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这场疫情战，“我们一定能打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吴然则说：“我是那样的想念你啊/想念/我如同亲人的朋友/想念你/亲爱的武汉/为了战胜病魔/战胜疫情/为了你/钟南山院士/亲自为你示范戴口罩/这样的情景只有你/亲爱的武汉……”情真意切，让人感动。

这次征文作品中的散文作品，大多写的是作者的身边事和身边人，彰显抗疫斗争人人参与、个个都是战士，从我做起，做好本职工作，以小见大，反映普通人的美好品格，真人真事显真情。在《我们》中，江苏作家邹元辉笔下邻里的两个女护士，平时他也不怎么注意，但宅在家里，却关注起来，从她们进出的声响、动作，判断这是两个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便情不自禁地为她们担心起来。又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感受到了磅礴的力量，有“我们”共同的努力，相信这个冬天会过去，杨柳垂绿，桃花吐蕊的春天已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一个抗疫的群体，无论在家，还是抗疫前线，都是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刘建忠的《共抗疫情，我们和你在一起》，那首当年鲁甸地震救灾的歌曲《我们在一起》，又重现今天抗疫斗争的战场，我们在一起，就是力量，就有希望，一篇抒情散文，真情洋溢，让人共鸣。何金艳的《疫情下的温暖》，文中的两个陌生人物，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走到一起，一个女人在春节休假未满为抗疫情提前归岗，但公共交通停运，她抱着试试的心情，招停了一辆赶路回家看望生病父亲的私家车，不收任何费用让她搭车，他们在车上的一席聊天，倾吐真实心声，特别是私家车司机为解她的疑心，让她记住车牌号，解除她的疑虑，无不让人感到温暖，一篇短文的一席话和几个细节，使那位私家车司机善良美好的品格跃然而出，让人感动。这篇真人真事的精短散文，也可当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的小小说来说。郭春柏的《那些年经历过的瘟疫》，回望新中国成立后全民种牛痘消灭天花的人生经历，凡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出生的人，都是经历过的。还有在全国农村灭钉螺的人民战争，那是新中国成立后打赢的一场抗疫战。那时血吸虫病危害100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毛主席知道后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并批示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最终在全国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还欣然命笔两首七律《送瘟神》，自然也给今天的抗疫斗争以启示。

《昭通日报》抗击新冠肺炎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能给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的信心和力量，是因为这些作品，不是就事论事，不是没有真情实感的空话套话，而都是抒写的抗疫战斗的真实生活，并揭示了这场斗争必胜的力量源泉，那就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坚强领导，还有“我们背后有强大的祖国”。

三、《昭通日报》这次抗疫的征文作品，不仅有给人鼓舞的思想力量，大多具有感人的艺术品质，真正体现了思想与艺术的结合

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具有思想内容和感人的艺术品格相结合的特点，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所要求的。毛主席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还强调：“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的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也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的载体。”他同时又指出：我们的作品要“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总的看来，《昭通日报》这次征文作品，大多做到了把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在创作上坚持与时代同步、和人民同心，体现了抗击疫情全党、全民、全军总动员，听从党的号令，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体现了用文艺作品为打赢这场阻击战加油鼓劲的正能量，讴歌了在抗疫斗争中的先进人物，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艺术上也各有审美特点，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是作家诗人和底层广大业余作者，用《昭通日报》征文的这个平台有感而发，作品是力求把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的思想内容与尽可能有亮点的艺术创造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实践。基本做到了作品有灵魂、艺术有亮色，对今后创作类似作品也有启示。

下边就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怎样达到结合的略加评析。

一是思想和艺术都统一在一个“情”字上。这些作品都是有真情实感的，由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是一次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发展稳定的大事，实际上无论在东西南北，还是男女老少，都以不同方式投入到了这次阻击战，每个人都成了战斗者。作为这些作品的作者，他们就能以一名参加者的实感，升华出不吐不快的真情，而写则情不自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没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伪情之作，没有故作风雅的卖弄。像儿童诗《奋战抗疫情的一家》，一名孩子在疫情突然袭来，他身临其境，父亲深夜急赴抗疫前线，爸爸走后妈妈的担心牵挂和操劳，哪怕是一个妈妈和爸爸通话唠叨，还是眼里的泪花，都让他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地发出“我要长大/接替爸爸/我要长大/帮助妈妈/我要成为勇敢的人/学好本领/贡献天下”。这就是从实感中溢出的真情。一首儿童诗，孩子眼中的三个人，都统一在一个情字上，让人感动。这样的真情实感，在散文《疫情下的温暖》、李存梅的《抗击疫情日记》、阿苏阿朵的诗歌《武汉，你不是孤独之城》等，都有不同的呈现。有真情的作品才能有艺术的感染力，在征文作品中再次得到了印证。

二是这些抗疫作品大多以第一人称抒写，以小我写大我，大我中有小我，较好地把小我与大我统一了起来。由于在这次抗疫阻击战中，每位作者都是参与者、战斗者，亲力亲为，使他们的作品大多以“我”的身份出现，既写身边事，而身边事又紧连着国家大事。这样写起来，真实感很强，又能写出众多参与者的所见所闻所为的感受，就能和广大读者心灵相通，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实际上通过小我写出了大我。诗歌《我是护士，我骄傲》以小我入笔，写一名护士在抗疫前线的心声，读起来仿佛听到了广大医护人员倾吐的心音。曹阜金的散文《当疫情从武汉市袭来》一名传媒人眼中此时的疫情，信息量大，触动着“我”的心灵，“我”感悟着、思考着，大我中的小我融入其中，自然也能让更多人去思考、去行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大多是表现“自我”的，自我之情怎样融入时代、怎样和大我相通，这批征文作品给了我们启示。总之，这批作品充分证明了作家的自我之情一旦融入时代和人民，就能通过小我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抒情，把小我和大我统一起来。

三是紧贴时代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必须要遵循艺术规律，要注重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要有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品格，才能有价值。《昭通日报》的这些征文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基本上都是按文学就是文学、诗就是诗的艺术规律创作的。既按文体的要求写作，又能在表现手法上尽量多样化一些。像李成生的散文《逐瘟神》以开阔的视野，把纵深的历史瘟疫与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相结合叙写，看似较散漫，但又有散文文体之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抗疫长河的各种景象，历历在目。17年前非典肆虐，记忆犹新。一场新的疫情袭来，如何阻击打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党中央号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既是为了人民，也是依靠人民。这就是我们必胜的根本。作品把散文文体的真实性与小文体融入大内涵，发挥得恰当又有创新。特别是把历代医药经典的融入，甚至对新冠肺炎的“冠”字的解字说文，又大大提升了这篇散文的文化品位。我认为这篇作品，不仅是这次征文中难得的优秀之作，就是放在当今散文平台上看，也是一篇佳作。这次征文的诗多，但并非好的少，不少诗都有各自的亮点。吕翼的《父亲的春节》，把小说的细节描写等手法拿来融入诗中，塑造父亲的人物形象，颇为新颖。青年诗人吴兴奎的《庚子年初的铭刻》构思出新出巧，诗人以庚子年初的“风”为构思中心，这风带来的信笺，随许多归家过春节的人，走向幸福走向远方，也让诗人在武汉的黄鹤楼上“读了一回唐诗”，便自然随风走进武汉，诗人就这样艺术地去铭刻武汉那叶被伤害的肺。春风来了，春天的脚步声近了，武汉正在春暖花开。构思新，用意象铭刻庚子年初的痛和复苏。这就是诗的艺术。征文中的不少诗作，虽然面对这场阻击战无法去朦胧，但也能注重营造诗意、提炼诗语，巧用隐喻、象征和陌生化的诗语，也和当下那些非诗划清了界线。阿索拉毅在《我多想听》里说：“布谷鸟呀，在这个冬天/我多么想听见你吹响一声哨音/告诉春天巳经徐徐降临/我多么想听见你吹响一声哨音/冰冷的冬湖逐渐解冻/我多么想听见你吹响一声哨音/流血的眼泪停止哭泣/我多么想听见你吹响一声哨音/一声、二声、三声、四声……”语言优美，层层推进，令人难忘。在昭通诗词学会的54首旧体诗词中，大多能遵循律诗绝句与词曲对音韵、平仄和对仗的要求，也有不少佳句入眼，发挥了传统诗词的战斗作用。

这些作品由于在艺术上下了功夫，较好地反映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基本上做到了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这是非常难得的，也为文学如何反映时代和人民的心声提供了不少启示。哪怕还有一些不足，如作品形式不够丰富多彩，有的艺术还较粗糙浅薄，有的作品只用一两句抗疫词句作引子而言其他，和抗疫的战斗生活疏离太远。但这些不足和这次征文的作用、意义和影响比，都是次要的。我们更不应因有的作品不够精细，甚至出现了一些口号而指责他们。在特殊的环境和时间，艺术作品中用一两句口号来鼓劲，也是必要的。抗日战争时期，一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口号，不知激励了多少同胞奋勇杀向敌人。经典永远需要有人去精雕细刻。向经典致敬，也向创作经典的人致敬。但国家有难，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人民和时代的召唤，我们必须听命行动。现在如此，今后也会这样。

（作者：张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