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故事（一）

梦幻之城 

“人烟”，这恐怕是汉语言文学中最唯美、最温暖的词汇。有人居住，有炊烟袅袅升起，然后就有生生不息，就有繁衍和创造。在昭通这块土地上，十万年前的炊烟，飘起就再没有断过；十万年前的梦想，诞生就再没有停过。

十万年前燃起炊烟的昭通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群体？这恐怕有待于考古发掘进一步来丰满人们想象的翅膀了。对昭通远古人群的记载，民国《昭通县志稿》这样说：“昭之为地，本属荒服，地广人稀。旧志所载，最古者莫如徭人，其次曰夷曰苗曰回等。徭又号曰马湖子。后为凉山夷人攻入，其种遂灭。”这段记载反映了夷（彝）人在这片土地上取代马湖子（濮人）的经过。关于这个事情有不少传说故事。《昭通县志稿》说凉山彝人禄氏初到昭鲁坝子，看到的是烟波浩渺的千顷池，水边杂草丛生，沼泽密布，令人无法驻足。后来在旧圃镇九龙山下发现一处向阳的高坡，人居条件十分理想，遗憾的是已经有马湖子部族的人在此居住。于是禄氏彝人纠集大队人马，一举赶走了马湖子。为了“长治久安”，禄氏土司在这片高坡上修筑了一座城堡式的古城，后人称之为“禄氏故城”。

还有一个更民间的传说：乌蒙土司禄氏原居凉山古寨，那里十分偏僻，气候不佳、草枯水冷、土地贫瘠，且霜冻严重，十年九不收，生存条件非常严酷。百般焦虑、万般无奈的禄氏土司决定要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为部落寻找一片乐土。一路上，他餐风沐雨，战胜了许多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终于到了大山边缘的密林。第二天，他在万抹晨曦的霞光中醒来，他感到全身疼痛、饥肠辘辘、浑身乏力，同时他感到心情沮丧、万般失望。他打算朝后走时，一头金黄色的梅花鹿从树林中走来，定定地看着他。他一箭射去，鹿子转身就跑，他一路紧紧追着鹿子朝前跑。跑着、跑着，鹿子没追上，无意中却发现了千顷池边一片十分宜居的小山。他把部落迁到此处，带领部众在这里辛勤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屏如障的青山，烟波浩渺的湖泊，肥沃的土地，风调雨顺，仓禀充实，他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后来，禄氏土司率领他的部落，按照彝族的风格特点，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这片小山上修建了一座气象非凡、朴实耐用的城寨——这就是传说中的“禄氏故城”。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统治者建城，就是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为自己建立一个军事堡垒。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城市的发展，始终没有越出这个轨道。禄氏土司人丁兴旺、经济繁荣、兵丁悍勇，势力已非昔日，远近土司皆仰望。禄氏土司为了联络感情，协调各方土司，于是打造特大铁锅，煮牛肉宴请附近土司。他打造的铁锅可谓前所未有，大得惊人。铁锅用铁皮攒成，“约八尺余，深五尺，可煮牛数头”，如此大的铁锅，显示出禄氏土司宏大的气魄，显示出他的统治实力和经济实力。不难设想，每年岁首的某一天，风和日丽、千山攒绿、万物勃发，禄氏土司英姿勃勃、充满豪气，命人扛来成堆的粗壮的柴，刷锅洗钵，烧起腾腾燃烧的柴火，锅里的水还在冷的，他声若洪钟，大声吆喝：“宰牛。”

牛肉熟了，香飘数里，寨里空旷的草地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寨里张灯结彩，无数个巨大的白色牛头悬于草场四周的柱上，显示着部落的富足，远近几百里的彝族土司和百姓，赶盛会聚到这里来了，部落里的人全部参加盛会，各处部落的头目带来了成堆的礼品，五彩绚丽、品类众多。禄氏土司和他美丽的妻子同各部落的头目坐在高台上，他率领众多头目举行隆重的祭祀祈祷活动，纪念他们共同的祖先，祈祷上天和祖先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祈祷上天不降瘟疫，人人安康；祈祷众心如一、互不侵境、和睦相处。

仪式完毕，禄氏土司宣布开宴，巨大的铁锅里的牛肉取来了，新酿的荞酒溢出清香，宽阔的草坪里人头攒动，大家成圈成圈地围坐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气氛热烈、气干霓虹。铮铮的月琴响起来了，铮铮的三弦响起来了，身着五彩绚丽服装的彝族姑娘婀娜上场了，她们来到客人中间，为他们唱动人的劝酒歌。……气氛热烈到极点，觥筹交错，酒碗相击，歌声相连，其乐融融。

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宽阔的草坪上，燃起了无数堆熊熊燃烧的火堆，天空邈远，火堆熊熊，烈焰腾腾，从各处汇集而来的同胞身着最美丽的服装，和本地的同胞跳起了“三弦舞”“锅庄舞”，他们手牵着手合着音乐的节拍，尽情地唱尽情地跳，巨大的铁锅煮着新投放进去的牛肉，水声沸腾、香味撩人，为他们准备第二天的美食。在跳舞的人中，也有悄悄溜走的，这是早有了情意的青年男女，他们到约定的地方见面，在竹林里，在小河边，谈情说爱，情意绵绵。远处鼎沸的人声，燃红天空的火焰，祥和温馨的夜晚，使这个宽阔的坝子更加生动诱人。

“禄氏故城”是昭通有文献记载的最古老的城，传续到什么年代已无可稽考。传说，汉代昭通又在现在的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处诸葛营一带建成了一座“朱提古城”，直至今天，不时地还有人在此挖掘到汉代陶器的残片。云纹的陶瓦当很大，因为残缺，更显出它的苍凉与无助。抚摸着残破的瓦当，令人忍不住思绪万千，站在旷野中，2000多年前的朱提古城如同海市蜃楼般矗立在你的面前，沟渠纵横，集镇、村落，整齐的房屋全都首尾相连，街道上商店密集、错落有致，人们穿梭其间，祥和而自然，勤劳、富足、祥和定格在唯美的画卷中……

时光湮没的记忆太残破了，梦幻般的昭通远古城市故事始终只能聚散于想象和传说的风雨之中，它构成了昭通人生命的底色和成长的密码！

失落之城

昭通最早的城市，史书有明确记载的是明嘉靖年间建于“天砥”（今旧圃镇土城村）的乌蒙古城，至今遗址尚存。

清朝初年，滇东北地区分布三大土司政权，基本控制了这一地方。东川、巧家、会泽一带，属东川土府禄氏政权；昭阳、鲁甸、大关一带，属乌蒙土府禄氏政权；镇雄、威信、彝良一带，属镇雄（芒部）土府政权。公元1724年（雍正二年），雍正帝下诏西南官员，各地土司不知法纪、鱼肉苛虐土民，令各土司爱恤土民。如果不改土司参革，从重究理，切勿姑息。这个时期，恰遇控制滇东北地区的乌蒙、芒部两个土府的土司禄鼎乾、陇联嵩去世，两府的土司继承人禄万钟、陇府候还都是孩子，两人的叔父禄鼎坤、陇联星都想谋夺土司职务。两府政权空虚，内部动荡十分不稳定。

公元1728年（雍正六年）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改土归流疏》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的主张，并明确指出，要求把隶属于四川的东川、乌蒙、芒部划归云南之后，相机“改土归流”。雍正皇帝批示，把东川划归云南，并明确指示改流方案。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军进伐乌蒙，彝兵三千到江边坳口迎敌，大败逃散。官兵直抵鲁甸。威宁游击哈元生，张鹤同知府杨永斌率兵直克乌蒙。1727年（雍正五年），刘起元进驻乌蒙城。远近彝人头人，见官兵势大，纷纷投降者3000多户，乌蒙土司政权就此结束。鄂尔泰一方面建立政治军事机构，加强巩固新地域的统治；一方面纵容属下以征服者的姿态为所欲为，欺凌、敲诈当地夷民。

滇东北地区设立一镇两府一州。府和州是行政机构，有东川府、乌蒙府和镇雄州。镇是军事机构，两府一州的军事都由东蒙镇指挥。刘起元任东蒙镇长官。刘起元贪虐暴残，彝民到了无法生存的程度。《云南事略》这样记述：“夷民之马，上者官取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奸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轮抽，以为‘过税’。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土地，苛刻为能。教授李焜管督城工，迂疏繁碎。于是远近夷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处此绝境之中，彝民酝酿着一场殊死之争的反抗。

雍正八年，是长官刘起元的寿辰，大摆寿筵3天，安排彝族头人敬献贺礼。远近彝民，密秘联系筹划，准备起事消灭刘起元。彝民将一部分精锐的兵器藏在马草中，装扮送马草的民夫混入城内。次日黎明，突然城内大哗，潜入人员拔刀砍杀，城外数千夷民呼哨而至，把个乌蒙城围得水泄不通，到处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彝人里应外合，破城而入，杀到刘府衙门口。通判刘镇宝被生擒活捉，乞求免一死。刘起元见大事已去，同游击汪仁带领家小，用重金买通个别彝族头目放他逃生。逃到利济河边，众夷民追上，砍下罪魁之头回城。乌蒙生变，各地彝区纷纷举事，鲁甸、大关、镇雄、雷波、巧家、东川等地到处烽火。乌蒙起变，鄂尔泰急速派大军征剿，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政策。硝烟散尽，乌蒙地方几乎达到了无人烟的地步。当年参与乌蒙平乱的随军文员鲍尚忠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平蛮后记》一文这样描述：“叠尸流血，秽气满城。举步髑髅，遍野骨骸。杯水半血，阵风尽腥。未睡辄惊，欲食先呕。”彝族千年文化，几近灭绝。雍正九年（1731），鄂尔泰题奏，取昭明通达之义，将乌蒙改名为“昭通”。

改土归流后，通过多年的大量移民垦植，滇东北才又逐步繁荣起来。昔日富庶美丽的昭通城竟至于“四野荒莽，城郭毁尽，军无所资”，坐落于土城天砥的乌蒙古城，今天只留下累累土埂。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刘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