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张元：价值冲突与文化反思 ——读吕翼中短篇小说集《是否爱》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向之一是视角广度扩大，写作视野向底层、民间、边缘及少数族裔转移，把地方性文化和民族特色纳入现代视野，构建当代文学的民族化叙事维度。昭通作家吕翼以富有民族特质的创作崛起于文坛，构成了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吕翼的新作小说集《是否爱》以滇东北乌蒙山区、金沙江岸为背景，叙述这片土地上百年以来的喜怒哀乐、人生百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间传奇。

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民族文化觉醒与民族文化断裂相生相伴，现代文化既给予民族文学表现的空间与动力，也冲击着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地方性。转型时期，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吕翼的小说彰显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认同并非是吕翼作品的唯一方向，吕翼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错丛生、新旧交织的多元形态。

《冤家的鞋子》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一个传奇故事：汉族女子开杏与汉族教书先生胡笙相恋，却被彝族汉子乌铁抢走，被迫和乌铁成婚。婚后，乌铁尽力对开杏好，但是开杏却日夜思念胡笙，冷漠面对乌铁。当胡笙来到开杏身边时，开杏因为自身经历避开胡笙。乌铁和胡笙为了逃避情感困境奔赴抗日战场，二人在战场上成为并肩战斗的好朋友，后方的开杏等待着二人归来。这篇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抗战故事，深层结构则是一个彝汉文化冲突的故事，小说通过对乌铁、胡笙和开杏生活的地域环境、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进行描写，暗示出每个人物的行为后面都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强大惯性在起作用，人物行为的衡量标准带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性。比如：在上个世纪初，彝族男人抢汉族女人在汉族眼里是坏事，而在彝族这里是英雄行为。吕翼没有单一谴责或者是赞美其中的那个人物，而是通过三个人的矛盾冲突让读者思考两种文化的差异，体验不同民族的人物精神世界的不同结构，探析汉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彝族文化的差异，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的方式与前景。如黑格尔所言，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整个社会进入生活与文化的重重变革震荡中。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通常充满艰难挣扎的阵痛，处于地理与文化双重边缘的少数民族尤其如此，需要经历多重的文化冲突与改变。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抬升的过度地带，金沙江下游沿岸，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处。昭通历史上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锁钥南滇，咽喉西蜀”，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也是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昭通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浓郁的地域文化与各族文化因子相互渗透。昭通的少数民族虽然也被裹挟着进入国家现代性的历程，但每个民族积淀了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不会马上消失，即使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内在的文化观念和民族自觉意识也很难轻易更改，传统固有文化与新的异质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始终伴随着这个渐进现代化的过程。少数民族作家在这种历史冲突时刻往往比其他作家还要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他们是本民族文化的嫡系传人，对本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作为有文化自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最为敏感，深知在一个普遍的社会转型期民族自我现代化是必由之路。这种时代历史冲突在他们身上常常表现为自我冲突，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甚至是文化焦虑，他们既不能盲目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又担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场与守旧心态会使他们错失全球化语境中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不同作家对此处理方式不尽统一，从而决定了不同文本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思想深度差异。在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作品的一元化取向与思想平面化倾向比较明显，但在吕翼的作品中，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单一化，获得了文化承担和思想力度。因而，吕翼作品中的文化冲突是对多元文化选择的自觉，推动创作主体反思自身的文化结构，为理性的文化选择作出最初的清理。

《爱恨龙头山》就是更具有现代现实意义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从龙头山支教白洁老师在某天关于一堂“爱”的讨论课开始，让缺母爱的彝族少年大洋芋更加思念母亲。大洋芋与父亲普麦和犸基（狗名）踏上千辛万苦寻母的征途。然而当大洋芋在昆明寻到母亲，带着犸基随白洁老师坐上金大叔的大货车回到龙头山，龙头山正处在山崩地裂的地震中。小说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年少聪慧的大洋芋，伶俐可爱的小花娇、传承彝家文化的乌普老爹，爱妻心切的普麦，美丽善良的支教老师白洁等等，甚至公鸡棵棵和狗犸基刻画的鲜活生动。小说中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乌普老爹，他是龙头山彝族中年纪最长的祭司。每天晚上，他都会从木柜里取出那些发黄的、被翻得卷边、开始破烂的神秘经书，坐在火塘边，一边敲羊皮鼓，一边经诵。龙头山生态被严重破坏，乌普老爹就天天念《平安经》，祈求彝人宗教里统治天地万物的天神“恩体古孜”，保佑龙头山平安吉祥。从乌普老爹身上可以看到吕翼对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视。吕翼除了写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还特别注重外来的研究力量。白洁老师与男朋友小罗潜心研究彝族文化，积极向外面推介，扩大影响力。白洁老师还充分使用现代化工具宣传彝族文化，让民族文化用各种形式走向外面的世界。吕翼在这部小说中思考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民族文化的传承。他不仅积极探寻传承民族文化的方式方法，而且还客观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缺陷，比如：念念经、送送鬼就可以改变一切，是迷信的，主观的；在社会市场经济下，一些传统观念过于保留、落后，也必须摒除；彝族能歌善舞，值得充分肯定，但嗜酒的风俗，作者以小孩的眼光委婉表示了反对。吕翼在小说中体现了文化自觉精神，即对彝族文化地位作用有深刻认识，对民族文化发展规律有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有主动的担当精神。同时，吕翼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通过大洋芋这个形象的塑造，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在这部作品中，吕翼既歌咏彝族的传统美德和独特文化心理结构，对汹涌而来的现代化象征物进行道德批判和负面想象；同时也无情地揭露民族文化的因循与落后，表达的是民族的革新和求变诉求。在生态被破坏的现代进程中，吕翼以民族文化的内在力量抗拒现代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思想；在民族文化面对开放的世界的过程中，吕翼强调面向未来，让民族文化吐故纳新，借助时代契机实现民族的自我更新和现代转型。

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学创作，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不可逃避。吕翼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他的创作面临着一元与多元、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全球与本土、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等多重复杂问题。吕翼用创作的自主性来呈现民族自信的张力与对现代文化的接纳融合，呈现给读者有质感的社会重大问题，不以理想的大团圆结局代替复杂的现实，构建起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冲撞中的民族文学主体性，表现出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反思的深入，呈现出与时代脉搏同步的创作理念与方法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