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界村之变

◆颜昌军

我的家乡在昭通市彝良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地处云南省东北部的云、贵、川三省接合部。我是1986年出生的，出生在发界村。儿时的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我经历的生活中特别困难的阶段。那时父母依靠耕种土地、到乡街子上帮人缝补鞋子维持家庭开支。

我家里土地少，粮食不够吃，父母为了多种植粮食，不得不承包邻居的田地耕种，父母靠辛勤的劳作，让家里的粮食基本够吃。为了家里的日常开支，父母无论天晴下雨、骄阳寒冬，只要是赶集天，都会前往毛坪街、彝河街上帮别人修补鞋子。父母5角、1元、2元地积攒，一天下来只有10元左右的收入。夜幕降临，父亲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驮着疲惫的母亲，匆匆赶路回家。

那时候一到天黑，妹妹就哭，听着、听着，我和哥哥也开始激动，兄妹3人哭成一团。那时候没有修通到村的公路，父亲将自行车寄放在孔家河坝亲戚家，经过木桥过洛泽河，步行半小时才能到家。还在半路上，父母就听到我们的哭声，会回应我们：“来了，不要哭了。”听到父母的回应，我们兄妹很是高兴，更是期盼，擦干眼泪，将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子。饭桌上，基本上就是一个白水煮菜，加一个蘸水，有亲戚来时饭桌上才会添一个荤菜。全家人围坐在土墙瓦房里，在5瓦的灯泡下吃得舔口咂舌，脸上挂着幸福。因为要帮忙做饭，煤炭灰经常抹在妹妹脸上，母亲说她是“小花猫”。

因为我们兄妹读书，给家里增加了经济负担，父母最发愁的就是新学期开学，三姊妹的学费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兄妹3个学费在300元左右，每学期刚要开学，父母就开始计划攒学费钱。2000年，哥哥考取了云南省中医学院，光学费就要4000多元，母亲为了让哥哥读书，只能借民间高利息的借款。现在想起来很是感恩父母的操劳、感恩父母的付出。

2002年是特别难忘的一年，那一年家里修建了房屋。由于那时公路不通，所有的建筑材料均靠人背马驮，成本就高。父亲为了节约成本，修建房屋的砖是自己制作、自己烧制。那些日子父亲三更半夜要起床向窑子里填煤炭烧砖，很是辛苦。前前后后耗时1年时间，家里才把房子修建完成，也因此欠下一些债务。一家人为此一直省吃俭用，到2006年才将欠款全部还清。

父母是本分人，对待生活的艰苦，总是选择坦然面对。面对生活的压力，他们总是抬头挺胸，不管再困难，从来都是把我们的教育投入放在第一位。父母常常对我们说，只有多读书，以后才有出息，才能改变命运。正是在父母的鼓励与期盼中，并经过他们一言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一直坚定着努力求学的信念不动摇。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鞋子破了以后很少会补了再穿，所以补鞋子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父母面临失业，年纪老去又无法外出打工，想去想来，父母还是决定回家管理田地。

2012年彝良“9·07”地震以后，县委、县政府开始引导大家发展花椒产业生产自救，一时间所有田地都用来发展花椒种植。“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如今，花椒年年丰收、价格也很稳定，家家户户每一年的产值比种植水稻及玉米强几倍。父母终日在花椒园里忙碌心里都是乐滋滋的。2018年，在政府支持下，家乡人民将地震毁坏的水渠进行了翻修，建成了高质量的“三面光”。看着清澈的水快速向前流淌，冲向村里的花椒地，浇灌着一片片沉甸甸的希望，富足着老百姓的钱包，人人喜上眉梢。

如今，义务教育阶段免除一切学杂费，学校还提供免费的营养餐，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我们的下一代不再为孩子的学费操心；各种惠农政策涌向农村的每一个角落，党和政府引导着家乡群众向着脱贫致富的目标冲刺；水泥路村村通，人背马驮的岁月一去不复返；特别是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建设，选址就在我们发界村，将有3万贫困人口搬迁到该安置点。安置房、工厂、扶贫车间、学校、医院等配套工程相继建成，贫穷的山区人民必将斩断贫穷的根，向小康迈进。父亲散步时，经常拍下一张张安置点建设的照片发给我们，他欣慰地说：“以后看不到现在的样子了，拍起，以后看。”

看着家乡的巨大变化，见证着贫困山区变为城市，经历过贫穷苦难的我，倍感祖国的伟大与富强。每次路过毛坪街、彝河街我都会到父母曾经摆摊的位置看看，并由此回忆起那些艰难的日子。

（作者系昭通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