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兆翔与红富士的传奇故事（三）

□ 曾令云

蔡兆翔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正是我们国家摆脱“四人帮”的荼毒和破坏，百废待兴的时候。马克思说过：任何社会的倒退，都是以社会的进步作为补偿的……但新旧交替时，社会难免浮躁。当年和蔡兆翔同时毕业的同学，利用各种各样的关系，都改行跳槽了，不少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仍坚持在农业第一线搞果树栽培的，除他外，就只有一两个同学了。但他仍不改初心，始终坚守在磨剑石旁，不断地打磨自己的剑锋。

一有机会，蔡兆翔不是跑洒渔、乐居和苏家院，就是跑北闸、永丰和鲁甸。那时，昭鲁坝子只有3万多亩苹果，品种老化、规模弱小、科技含量少，始终是昭通苹果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导致苹果树不结果或少结果。不丰产且不优质成了普遍的现象。苹果品质不好、竞争力不强、市场萎缩，使得果农辛苦一年，一亩地只有三五百元的产值，得不偿失，农民懒心无肠，只有弃之不管。

时任昭通地委书记的李珪心里也十分焦急，思虑再三，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有一次带队到山东、辽宁考察，认识了一个种植苹果的专家刘正昌先生。几经联系，刘先生答应到昭通进行实地考察后，何去何从再定夺。很快，刘先生带着助手，风尘仆仆地来到昭通，经过实地考察，刘先生十分肯定地说道：昭鲁坝子真是块种植苹果的宝地，比一些苹果优产区的自然环境还优越，但要成为南方的苹果生产基地，必须规模化种植，并优化品种结构，否则断无出路。李珪频频点头，又请教道：刘先生，在昭鲁坝子扩大种植面积，没有问题，但优化品种路在何方呢？刘正昌先生便坦诚地说道：我们辽宁阜新县前所农场种植的红富士苹果，就是从日本的山岩富县和新升县引进的，经过我们精心培育，已成气候，并在中国的苹果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李珪听后，极为高兴，便急切地说道：刘先生，既然如此，昭通就用你们的两个品种，取代昭通的金帅、国光，你要不吝赐宝。昭通人讲情讲义，不会忘记刘先生的。刘正昌先生当即欣然答应，却说道：李书记，从昭通到辽宁，远隔万水千山，足有四五千公里，引进我们培养好的树苗成本太高，又不便运输，农民承受不了。我给你出个主意，从你们农科所，派两三个种植苹果的专家，或者技术员来辽宁，带回几千条我们修剪下来的枝条，就可以培育几万棵红富士苹果的树苗，这样做价廉物美，农民就容易接受了。

第二年，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的农科所，就把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刚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蔡兆翔。因为只有他才符合条件，年轻，只有20多岁，气饱力壮，又是专业学习水果栽培的大学生，真是非他莫属了。就这样，这么一件和昭通命运攸关的大事就落到了蔡兆翔肩上。东北辽宁路途这么遥远，加上中国那时的交通落后，人口又多，不管哪条线路，哪种车型，都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来回超过上万公里，蔡兆翔只有硬着头皮万里走单骑。位卑未敢忘忧国，立志要为昭通苹果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蔡兆翔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倒觉得是领导的信任，自己的骄傲和自豪。

蔡兆翔回到家里，向父母禀报了这件事，解放前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并加入了云南地下党的父亲，就觉得任务十分艰巨，是为昭通广大农民谋福利的大好事，是非常光荣的任务。解放前，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过上幸福生活，他们老一辈参加革命后，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但他们却死而无憾。儿子现在欲去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北淘“宝”，虽然辛苦一点，但有车乘、有饭吃，不流血牺牲，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年轻人就需要这样的磨炼，才会茁壮地成长为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于是，老父亲只对儿子说了一句话：尽心尽力把红富士苹果树苗引回来，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嘱托和厚望……

蔡兆翔取道贵州水城，在水城忍饥挨饿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只买到一张从水城开往北京的站票。挤进了车厢，到处都人满为患，挤搡不通风，想上厕所了，得你推我搡，挤个半个小时，方能回到自己站立的地方，因为那里的车架上放着随身携带的行李。蔡兆翔从上车，一直行驰到了武汉，才在他乘坐的那节车厢里勉强找了一个过道边的位置坐下。火车到了河南境内，他长时间站立得腿发麻，最后已失去知觉的双腿才慢慢地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到了东北辽宁，他很快就找到了刘先生，刘教授很客气，稍稍寒暄了几句，就叫人带他去了新县前所农场。蔡兆翔需要的红富士苹果树枝条，已经准备好了，足有5000多条，他看了条子上的芽苞，每根枝条可嫁接七八棵树，运回昭通便可培育3万多棵幼苗。有了这么多幼苗，就可在两三年时间内在昭鲁坝子发展四五百亩红富士苹果。于是，蔡兆翔便把枝条满满地装了三麻袋，重量接近300公斤。农场的工作人员见他只有一个人，便惊异万分，这么远的距离，这么重的麻袋，仅上车、下车，搬上搬下，都会把人累死。而蔡兆翔却笑眯眯地说道：这些枝条，对于我们昭通而言，简直就是金条。我年轻，拼死拼活都得把它们运回去，我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信任，更不能辜负家乡父老对我的厚望……在辽宁时，有人帮忙，他带着枝条便很快地上了火车，风驰电掣般地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他的麻烦事便接踵而来……

随车托运的三麻袋枝条，他从行李厢搬到了站台上，先得搬到售票口，去买北京到水城的火车票。每袋近100公斤，他费了不少力，才扛在肩上，走二三十步，他必须回头看看放在站台上的那两麻袋枝条，他怕被别人拿走。在别人眼睛里，这无非就是些被抛弃的烂树枝，在他的眼睛里却是千金难买的宝贝，因为它是昭鲁坝子不少农户的希望。就是这样一步三回头，先把第一麻袋的枝条，放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又转回原地，把那两麻袋依次运过来，来回奔忙、来回折腾，真是费尽移山心力。等到他买到回水城的火车票时，用昭通人的话来说，真是天在，日头（太阳）不见了。极度饥饿、极度困乏的蔡兆翔，再也站不起来，枕着麻布口袋，便迷迷糊糊地睡去了，待他醒来时，便急匆匆地询问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托运部在哪儿？当他用第一次那种方法将红富士苹果的枝条搬到托运部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急了，说道：你这三麻袋树枝，足有200多公斤，已超过随车托运的规定，只能作为货物交给货车，方可运到水城。敦厚、老实的蔡兆翔又只得将他的宝贝，用那种笨拙而牢靠的办法扛到货运站。工作人员听完他的话后，便发笑了，你从昭通跑到东北来引种红富士树苗，它们对你来说是宝贝，但在我们眼里就是货物，现在货运十分紧张，得存放在仓库排队等待。也许还没有装进车厢，你这些有生命的枝条，就变成毫无用处的干树枝了，你不是来回跑了上万公里的冤枉路，你还得去客车的托运站。蔡兆翔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只得不计汗水，不顾腰酸背痛，只要不会死人，再苦再累也得把这5000多枝红富士苹果运回昭通去。到了客运托运站，他讲了此次赴东北的使命和昭通人的重托及厚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几位工作人员被他娓娓道来的家乡情怀深深地感动了，同意他的三个麻袋随车托运，同时为他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昭通市正厅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