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共和国同龄

◆冯兴祥

我的一生，与共和国休戚与共，这也许是从我出生那一刻就注定的，因为，我与共和国同龄。父亲经常回忆说：“开国典礼那天，乡里召开庆祝大会，当时你还不到一岁，我把你举坐在肩上，你双手不停地向台上挥舞，周围的苗族同胞都说，你看人家小福福（我的小名），不到 1 岁就这样聪明、懂事，看来我们苗塞要出人才啰！”

我懂事后，父母一提起这件事，我就在想，什么人才不人才，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就满足了。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高寒山区的苗族村寨度过的，地里只出产洋芋、荞麦，经济来源大都靠养牛养羊。我们家住的地方名叫“牛棚子”，那里方圆十公里没有人烟，解放前是一户地主家的牧场，我父亲是他家放牧的长工。

解放后，斗地主分田地，我们家分得了那里的牧场，还分得了 2 头牛、5 只羊。我们一家 5 口就在“千脚落地”的 3间牛棚和 3 间羊圈里住下来。爷爷、奶奶和母亲成天开荒种地，父亲每天背着我放牧，日子过得非常舒心。三五年下来，我家养的牛发展到七八头，羊也有了一小群，我每天拿着牛鞭、带着牧犬，跟着父亲早出晚归放牧。父亲还教我唱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

7 岁时，我已成为父亲放牧的好帮手，羊走得快，牛走得慢些，父亲就跑在前面，我赶着牛慢慢地跟上。

父亲是村里的民兵营长，凡是遇到开会、训练或执行任务时，就由爷爷带我去放牧，有时爷爷有事，我也可以带着两只牧犬把牛羊放出去，收回来。

突然有一天，天气很冷，我独自一人赶牛羊回来时，遇见一名村干部（我干爹）带着穿中山服、前胸挂钢笔的张源岷老师到我家。张老师一见到我，就抱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用热乎乎的双手捧着我冷得通红的脸蛋，怜悯地说：“好机灵的孩子，小小年纪干活就顶上大人了，真了不起。今后一定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我干爹也接着说：“今天特意带你来就是要当面把他交给你，你一定要把他培养成才，我代表他们全家谢谢你了。”张老师也十分激动地说：“你们都放心，这么好的孩子交给我，没有不成才的。”并低头对我说：“福福，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开学后你就不用去放牛了，一定要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全家人听了都很高兴，只有我一直高兴不起来。

说到读书、上学，谈何容易，我们家离学校20多公里，路上要经过茂密的森林，那里经常有野兽出没，家里的牛羊也确实离不开我这个小帮手。可是爷爷也下定了决心送我去读书，第二天就到学校旁的一户亲戚家联系好，让我读书时寄住在他家里。

转眼间，开学时间到了，爷爷一早起来就把我叫醒，让我吃了一碗面条，给我装了几个熟鸡蛋就送我上路了。

来到学校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总算离开了“千脚落地”的牛棚，走进了石头砌成的楼房。说话轻言慢语、和蔼可亲的张老师再一次用一双温暖的手捧着我的脸，他说：“兴祥，你终于来了，没想到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这样支持你，你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呀。”我流泪了，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连连点头，表示认可。

爷爷离校临走时一次又一次地回头看我，我也不停地向他招手，看着爷爷远去的背景，我又哭了。从那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一定要报答全家人的养育之恩，报达老师的培育之恩。

我读小学期间，正是新中国十分困难的时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也下定了为建设伟大祖国而流血流汗的决心。所以，不论是学习还是参加任何活动，我都尽心尽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担任了村完小少先队大队长，多次出席县里召开的“红少年先进代表”会。

那时我在家中也是一名大帮手了。我 12 岁时，父亲因一场重病不幸去世，母亲成了全家的顶梁柱。1959年，全国实行农业生产合作社，禁止家庭饲养家禽家畜，当时有户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亲戚家的母猪生了 3 只小猪，送给我家一头，叫我们悄悄地养几个月后杀来改善一下生活。可是，小猪只养了 10 多天，就被生产队长发现了，并告到大队和公社，说我家搞“资本主义”。实在没有办法，家里最后决定把猪背到30多里外的玉碗集镇上去卖了。可母亲要挣工分，卖猪的事就只好落到了我的身上。当时我还没满 12 岁，但身子骨很强健，平时满山打鸟也是我的强项。

天刚亮，我带上几个烧洋芋，背着10多斤重的小猪，和同村的陈三爷出发了。我们到了玉碗，太阳也快当顶了，卖猪一直卖到太阳偏西，也没有一个买主前来问价。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怎么办呢？我突然灵机一动，提着背箩向旁边卖凉粉的一位姐姐走过去，我将小猪放在她的凉粉摊旁边，很客气地说：“姐姐，请你打两碗凉粉，我吃一碗，给我妈妈送一碗过去，然后拿钱来给你，顺便请你帮我看着猪儿。”那位好心的姐姐被骗后，高兴地将两碗凉粉送到我手中，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头小猪就是用来换她这两碗救命凉粉的。那次我不但自己填饱了肚子，还为辛苦的妈妈带回了可口的凉粉，心中既高兴又惭愧。两年后，我重回玉碗找这位好心的姐姐想道谢时，听说她已经出嫁了。听说她家当时住得远，是一家单干户，小猪背回去后养大杀来吃了，我的心灵总算得到了安慰。

这件事后，我学习更加刻苦了，小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昭通地区第一中学。

一个高寒山区苗族村塞的穷孩子能考入昭一中，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了。我初中还未毕业时，当时的中国农业银行昭通县支行决定在高寒贫困的冷家坪苗族村成立信用社，要选一名初中以上文化的人担任信用社会计兼赤脚医生，是吃国家粮、领工资的国家在编人员。当时，我是独一无二的初中生，所以，这个名额非我不可了。加之当时的家庭状况也确实无法供我继续求学，所以，我只好退学回来上班了。

历尽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吃上国粮，领着工资，当了银行干部，这是我家祖宗三代从未有过的福气，就是在几百人口的冷家坪苗族村，也已是独一无二的了。所以，我干起工作来不是一般的积极认真。我每天起早贪黑，身背“一贷一箱”（保健箱）深入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有病治病，无病就指导发展畜牧业，支持贷款，成了老百姓最欢迎的“贴心人”。

那个时代，全国掀起学雷锋活动，我随时随地以雷锋、以白求恩为榜样，成了地、县、社 3 级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我 17 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四清工作队”队员，18岁转正后担任了乡党委宣传委员。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练就了一手过硬的驾驶技术。我在昭阳区盘河镇任职19年后，被调住大关县汽车运输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经理职务。

在大关县运输战线任职的 20 余年时间里，正遇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通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努力，领导班子的英明决策，企业历经改革整顿、转型、改造、开展多种经营等方式，让一个濒临破产倒闭的小型运输企业起死回生，发展壮大，形成了南北相通、滇川相连、农村客运全覆盖、城乡公交、出租公司一体化的运输格局，向大关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弹指一挥间，已达退休年龄，我过上了休闲舒适的晚年生活。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间，然而，在这短暂而漫长的70年中，中国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我的一生也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而变化。

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再出发！利用自己强健的身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余热。

（作者为昭通昭交集团大关分公司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