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引路我前行

 ◇ 陈剑宁

我有一个相处了十多年的党校同事，他比我年长6岁，大学里学的是中文，毕业后曾到原昭通县委宣传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为加强党校建设，充实党校教师队伍，他被调到昭通地委党校，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他就是我的师兄——张泰富老师。

我是1980年7月到昭通地委党校报到的。当时，昭通地委党校在距城区15余公里的卢家祠堂内。我报到后，在卢家祠堂小院子的路上遇见了泰富老师。他个子较高，1米7左右，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双手捧着一个水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来报到了？”我“嗯”了一声。“我叫张泰富，您养父史健老师当年教过我俄语，有空过来聊。”他简短精炼的几句话不由得使我心中暖暖的。后来与一些同事交谈得知，泰富老师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是真真切切读过4年大学的中文系本科大学生，这引起了我对他的注意。

我是1980年从昭通师专中文专科班毕业的，尽管当时师专的老师尽心尽力教我们，但由于教材缺乏，而且老师们大多是从各中学调来的，他们编写的讲义、讲课的方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把我“喂饱”，在党校的教育岗位上，我感到知识不够用。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当时的中央电大中文专业。讲课的老师是全国著名的老师，如褚斌杰、袁行霈、何九盈、赵齐平、刘锡庆等，他们生动的讲课方式和精深的授课内容使我深感中国文学之精深博大，我感到之前自己所学到的只是皮毛。我生怕耽搁任何一节课的内容，为了减少往返学校花费的时间，我双手抱着收音机坐学校的车上下班，节假日、周末也是如此。为让我便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时播放的教学内容，泰富老师故意安排我坐在校车的副驾驶位，他还向学校的青年教师和他的子女讲述我的学习精神，同事们时常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在泰富老师的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与文化知识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为提高广大党政干部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我与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山之声文学社。泰富老师知道后，十分支持，带头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并在文章稿源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第一期《山之声》文学小报出版，刊载了他写的散文《母爱意识》，该文不仅得到多位教师的赞誉，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后来，我在《瞭望》《政工学刊》《大西南文学》《滇池》《云南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了作品，泰富老师知道后，十分高兴，并鼓励我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作品。

有一次，我讲授《党政干部文学理论基础》，泰富老师听后，对我提出建议，要我从党员干部的实际出发，理论点到为止，不要讲得过深，应把理论知识与分析革命题材的作品紧密结合起来讲。于是，我改变了以讲理论知识为主的方式，按照他说的方式讲课，效果显著，我的授课也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党校政治理论是主课，文化只是副课，所以文化的课时十分有限。为了平衡工作，也为了帮助我在文化方面继续求索下去，泰富老师主动改了行，去教《政治经济学》，而我却一直未改行。此外，他还时常抽查我学习政治理论的读书笔记，在他的督促下，我的政治理论知识不断提高。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自己应该是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中层干部、教研室负责人，更应该是一名党员。”泰富老师曾这样说过。他十分关心我的入党问题，曾多次找我谈话。在党校工作，是我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我十分珍惜。我想把以往被耽搁的时光补回来，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想继续拿文凭。结果同事们就产生了我只顾学习的错觉，我提交《入党申请书》已经14年了，入党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对此我深感困惑。我最初的入党介绍人最后干脆不想继续当我的入党介绍人了。后来是泰富老师主动站出来，自愿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他的帮助下， 1993年4月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的梦想。此事，只要一想起来，我仍旧心存感激。

泰富老师除了认真搞好党校的政治理论教育外，还利用休息时间练习书法，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悬挂着他的不少作品。他的字很有特点，写得刚劲有力，因此，他的朋友、书法界的同仁随时会来向他索要墨宝。校刊《昭通党校报》的刊头和一些用书法写的标题就出自他手，熟悉他书法作品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泰富老师写的。

我们在一起上课、切磋文艺，相处了十多年，不知为什么，泰富老师悄无声息地办理了调动手续，调到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去了。后来听说他写了一本理论专著，评上了教授。他还回到过昭通，来过市委党校一次，但由于我只顾埋头看书、写作，很少过问身外的事情，最终没能再见到他，十分遗憾。

我随时都在询问泰富老师的同学邓仁富老师，获取他的相关信息。邓老师说，泰富老师的女儿在英国，他曾去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据说现在已回到昆明安度晚年。好人有好报，见不到师兄泰富老师，就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愿他一切都好，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