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事大吉(二)

◆任继敏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种地、二是喂猪。地是生产队的，有人统一管理；喂猪成了农村家庭尤其重要的事情，家里一年的油、肉就靠过年猪来保障，而且规定农民要交任务猪，如果不好好照顾猪，猪中途得病或者死了，就是不能承受的灾难了。所以，喂猪是头等大事，一年到头找猪草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找柴煮猪食又要下很大的工夫。我觉得这样重要的事情肯定应该随时报告在外工作的男人，“猪事顺利”就是猪喂得肥肥胖胖，顺顺利利，没有生病。

但是，我父母的信开头都是很平淡地称呼对方姓名的后两个字，然后各自汇报生活情况。妈妈写给爸爸的信通常是我去寄，总是说钱不够用，哪个女儿又淘气，哪个女儿又生病了。爸爸的来信也是全家都读。他们都不说“猪事顺利”。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家只有妈妈一个劳动力，生产队分的粮食连人吃的都不够，哪有喂猪的，猪长期吃野菜长不肥，很少长到75公斤以上，猪事不算顺利。而且唯一的过年猪还要交一半“任务”给供销社，最后只剩下小半边猪肉自己吃，一过完年就没有什么油水了。常常是端午过后就难见油星，五黄六月用新包谷浆救命，长期不见荤腥，铁锅都起锈了，包谷浆一倒下去就被烧糊。这样的年景，写信给父亲时，当然不能说“猪事顺利”了。

“猪事不顺利”，我们都特别想吃肉，就只能盼望爸爸早点来信，他每月必定要写一封信，并寄三十元钱给我们。一收到钱外婆必定会趁赶场到街上的饭馆里偷偷花一块二毛钱买一份只有四两的肉回来藏在碗柜里，晚上放很多蒜苗和辣椒悄悄炒给我们解馋。做了地主，连用自己的钱买肉吃都得时时提防别人发现，不然就有无数的批斗和苦头等着你。当然，我们更多是等着爸爸寄来的钱买粮食救命。那时，盼爸爸的来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事情。外婆和妈妈每月按时支使我去邮电所问：“有我们家的信没有？”其实多半是去看父亲的三十元汇款到了没有。

邮电所的人都认识我，一个杨阿姨、一个游叔叔，见了我就会说：“你爸爸来信了。”或者“你的舅公、你的表叔来信了。”

我的外婆有三个兄弟，他们经常来信。每次有了昆明这些舅公、表叔的来信，外婆就把信举得高高的，远远对着光亮一字一顿地读出来，她读完就会将信给我们看，并且把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人名一一作说明。读完信的外婆总会发一阵呆，不由自主地淌眼泪。

1947年，外公从昆明到永善司法处任职，外婆跟随。1950年云南解放前夕，外公卸任准备回昆明时，绕道回去探望他多年不见的老母亲。刚回到板栗坪两个月，绥江解放，外公被人诬陷抓走了，从此音信杳无。而当时只有28岁，一次都没有到过绥江的外婆竟然被划为地主，长年累月做五类分子，承担了所有的批斗、酷刑，到山里修堰沟、修公路，做所有的义务劳动。硬是把自己由家麦苗和野麦苗都分不清楚的城市女人改造成农活做得很精细的乡村妇女。而3岁的母亲和5岁的姨妈被随便丢在哪里，连住的房子都没有。

在绥江经历了近30年的磨难，外婆没有再与昆明的家人联系。1975年春节，我的一个原来教书的姨父因为“大鸣大放”时提意见太多被划成右派在昆明金马农场服刑10多年后刑满留队，他回家探亲，特意去看外婆，说他可以帮外婆去昆明官渡找家人。外婆已经不抱什么希望，觉得那样灾难的时代过来，可能大家境遇都差不多，说不定早就家破人亡了，找不到反而伤感。那天我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小声说这些话时我侧耳细听还被外婆警告过。因为这样的事情要是被公社知道了，会说他们想“复辟”，那是要命的。

后来外婆写了一封信给姨父带去昆明。到夏天时就有昆明的回信，让外婆照一张照片回昆明给他们看看，以便确认。是我陪外婆到绥江县城照相馆去照的相，外婆穿了一件她自己缝制的大襟蓝布衣服和一双蓝布鞋，因为天气太热，没有穿袜子。她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双手古典地放在膝盖上，摄影师说了几次“笑一笑”，她就是挤不出一点笑容，只是将腰挺了又挺。

照片寄出去后，很快就有回信，是外婆的弟弟们写来的，说他们用放大镜仔细看过了，确实是他们的三姐。还说三姐太困难，连袜子都没有穿。这是误会，外婆衣着很讲究，从不马虎，连缝补旧衣服都要纹路对纹路，而且一定是用同色线和原生布缝补。外婆的袜子也不马虎，那时只有粗棉线的长筒袜子卖，她买来新袜子总是很仔细地将原来的袜底、袜尖、后跟剪去，换上自己精心缝制、纳上花纹的袜底，一双袜子要穿很多年。外婆确实是因为夏天温度太高就没穿袜子。

从此以后，常有昆明的糖果、药品和钱寄来，我也常常跟着外婆到邮电所寄茶叶、天麻、杜仲等去昆明。

作者简介：

任继敏 昭通学院教授，云南作家协会作家。一个只愿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行者。主业教师，副业旅行，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界线：在行走中找寻和发现，在教学中沉淀和思考，优哉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