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事大吉

◆任继敏

（一）

从解放那年开始，我们的家里四十年没有男丁，老老少少几代人全是女的。解放时，我母亲的祖母，母亲的母亲，母亲和母亲的姐姐最先苦苦支撑；1965年我母亲的祖母去世，母亲的姐姐和母亲相继出嫁，只剩母亲的母亲一个人慢慢煎熬；然后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离开我的父亲从昭通回到绥江板栗坪照顾外婆，组成了外婆、母亲和我们姐妹的家。

外公是家庭的禁忌，1983年以前外婆和母亲刻意不提他。而我的父亲却是过年礼物，只有春节才在场，像客人。外婆和我的母亲是始终在场的人物。

在板栗坪那个穷山沟里，外婆由解放时才28岁的漂亮昆明女人逐渐衰老成70多岁的农村老太婆。外婆的悲剧是从1950年农历三月她随我的外公回绥江板栗坪探望外公的母亲开始的。他们走了很多路，坐了很多天轿才到板栗坪。哪知才探亲一个多月，端午节绥江就解放，外公因受诬陷被抓走从此失踪，而外婆莫名其妙被划为地主、官僚地主、管制地主等身份，在一个她从前只是观念上认识的地方终老一生。板栗坪，这个她不断在汇款单和包裹单上打交道的地名，成了纠缠她一生的噩梦。她解放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帮不了她任何忙，反而让她过早得了心脏病，每年要发作几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8岁那年的4月，她病刚好一点，为赶农时，强撑着到自留地里指挥我种玉米，那时我的母亲一年365天有362天在生产队劳动，过年放3天假才能在家。所以我8岁时已经成为种自留地的主要劳动力，严重的心脏病使外婆只能当指挥。那天天气很热，坐在树下摘豌豆的外婆突然昏倒了。以后病情加重，说了几天的胡话，吃药总不见好。我们已经将她的寿衣给她穿上。生产队不准母亲请假，我一个人守在床前害怕得拼命喊叫外婆，不让她死去。最后，还是我的一个叫做“六斤半”的表哥跟他的师父学做蒸笼时学过一些“讲究”，听说外婆不行了，风风火火闯进我们家就大声地喊叫道：“快起来了！别人忙都忙不赢，你老人家睡倒干啥子？”说着含一大口水就朝外婆喷去。那些天我一直守在外婆床前，听她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想着母亲交待的后事情景，眼前全是可怕的形象。他这一叫把我吓得哭了起来。但这一招很灵，一直在说胡话的外婆竟然答应说：“要得，我这就起来。”真的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虽然一直病痛不断，却活到77岁才去世。外婆挺过这一关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才有机会在精神上与她相依为命。

我的母亲，由解放时只有3岁的熊家二小姐变成后来板栗街上唯一一个长期与男人们一起挑粪、抬石头的女人。身材矮小的母亲每天挣男人才能挣到的12分工分，但仍然不够我们家6个人的口粮钱，每年都超支，一分粮食就有人说我们多吃多占。她常常因为怕别人骂我们家多吃多占而不愿去队上的保管处分粮食，却每天必须要读小说才能睡觉，哪怕再累再晚睡下去。我们家楼上废弃的针线箩底下长期藏着很多那时禁读的小说，我也从那里偷书来读，《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时偷看的。他们甚至还有手抄本的小说流传，《第二次握手》最早看的就是手抄本，我看不懂那些潦草的字，没有读。后来“六斤半”表哥买来一本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被母亲“倚老卖老”抢来先睹为快，但表哥只准我们借一天，于是母亲和我商量，她晚上通宵读完干活去，我白天快速浏览后归还。外婆那天特意放假没让我做事，天黑前终于狼吞虎咽完那些我不甚明了的情节，如期归还，因为还有很多人等着读。就这样，只读过高小就因家庭成分太高不得升学的母亲，却奇迹般地成为我们生产队里除了外婆外第二个能写信的女人。外婆总是给乡下那些有亲人在外面的老乡写信，而我的母亲总是给丈夫在外面工作的女人写信。大概因为我的父亲也长年在外不回家，母亲与那些人有同感，写的信总是很抒情。她写完信要念给那些女人听，我们常常赖在旁边偷听，觉得很好玩。“我在家中一切都好，‘猪’事顺利，请别挂念！”是她代别人写信时都要写的一句话。 （转下期）

作者简介：

任继敏 昭通学院教授，云南作家协会作家。一个只愿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行者。主业教师，副业旅行，二者之间并无绝对界线：在行走中找寻和发现，在教学中沉淀和思考，优哉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