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敏：“猪”事顺利

从解放那年开始，我们的家里四十年没有男丁，老老少少几代人全是女的。解放时，我母亲的祖母，母亲的母亲，母亲和母亲的姐姐最先苦苦支撑；1965年我母亲的祖母去世，母亲的姐姐和母亲相继出嫁，只剩母亲的母亲一个人慢慢煎熬；然后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离开我的父亲从昭通回到绥江板栗坪照顾外婆，组成了外婆、母亲和我们姐妹的家。

外公是家庭的禁忌，1983年以前外婆和母亲刻意不提他。而我的父亲却是过年礼物，只有春节才在场，像客人。外婆和我的母亲是始终在场的人物。

在板栗坪那个穷山沟里，外婆由解放时才28岁的漂亮昆明女人逐渐衰老成七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婆。她的悲剧是从1950年农历三月她随我的外公回绥江板栗坪探望外公的母亲开始的，他们走了很多路，坐了很多天轿才到板栗坪，哪知才探亲一个多月，端午节绥江就解放，外公因受诬陷被抓走从此失踪，而外婆莫名其妙中被划为地主、官僚地主、管制地主等等身份，在一个她从前只是观念上认识的地方终老一生，板栗坪，这个她不断在汇款单和包裹单上打交道的地名，成了纠缠她一生的噩梦。她解放前所受的良好教育帮不了她任何忙，反而让她过早得了心脏病，每年要发作几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八岁那年的四月，她病刚好一点，为赶农时，强撑着到自留地里指挥我种玉米，那时我的母亲一年365天有362天在生产队劳动，过年放三天假才能在家。所以我八岁时已经成为种自留地的主要劳动力，严重的心脏病使外婆只能当指挥。那天天气已经很热，坐在树下摘剩豌豆的外婆突然昏倒了。以后病情加重，说了几天的胡话，吃药总不见好。我们已经将她的“老衣”给她穿上。生产队不准妈妈请假，我一个人守在床前害怕得拼命喊叫外婆，不让她死去。最后，还是我的一个叫做“六斤半”的表哥跟他的师父学做蒸笼时学过一些“讲究”，听说外婆不行了，风风火火闯进我们家门就大声地喊叫道：“三嫲嫲，快起来了！别人忙都忙不赢，你老人家睡倒干啥子？”说着含一大口水就朝外婆喷去。那些天我一直守在外婆床前，听她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想着妈妈交待的后事情景，眼前全是可怕的形象。他这一叫把我吓得哭了起来。但这一招很灵，一直在说胡话的外婆竟然答应说“要得，我这就起来。”真的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虽然一直病痛不断，却活到77岁时去世。外婆挺过这一关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我才有机会在精神上与她相依为命。

我的母亲，由解放时只有三岁的熊家二小姐变成后来板栗街上唯一一个长期与男人们一起挑粪、抬石头的女人。身材矮小的母亲每天挣男人才能挣到的12分工分仍然不够我们家六个人的口粮钱，每年都超支，一分粮食就有人骂花鸡公说我们多吃多占。她常常因为怕别人骂我们家多吃多占而不愿去队上的保管处分粮食，却每天必须要读小说才能睡觉，哪怕再累再晚睡下去。我们家楼上废弃的针线箩底下长期藏着很多那时禁读的小说，我也从那里偷书来读，《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时偷看的。他们甚至还有手抄本的小说流传，《第二次握手》最早看的就是手抄本，我看不懂那些潦草的字，没有读。后来“六斤半”老表买来一本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被妈妈“倚老卖老”抢来先睹为快，但老表只准借一天，于是妈妈和我商量，她晚上通宵读完干活去，我白天快速浏览后归还，外婆那天特意放假没让我做事，天黑前终于狼吞虎咽完那些我不甚明了的情节如期归还，因为还有很多人等着读。就这样，只读过高小就因家庭成分太高不得升学的母亲，却奇迹般地成为我们生产队里除了外婆外第二个能写信的女人。外婆总是给乡下那些有亲人在外面的老乡亲写信，而我的母亲总是给丈夫在外面工作的女人写信。大概因为我的父亲也长年在外不回家，母亲与那些人有同感，写的信总是很抒情。她写完信要念给那些女人听，我们常常赖在旁边偷听，觉得很好玩。“我在家中一切都好，猪事顺利，请别挂念！”是她代别人写信时都要说的一句话。

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种地，一是喂猪。地是生产队的，有人统一管理，喂猪成了农村家庭尤其重要的事情，家里一年的油肉就靠过年猪解决，而且规定农民要交任务猪，如果不好好照顾猪，猪中途得病或者死了，就是不能承受的灾难了：自己不能吃猪肉不说，还欠国家的任务，得买来交上，这是每天只有两三毛工分收入的农民难以想象的。所以，喂猪是头等大事，一年到头找猪草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找柴煮猪食又需要大量的功夫。我觉得这样重要的事情肯定应该随时报告在外工作的男人，“猪事顺利”就是猪喂得肥肥胖胖，顺顺利利，没有生病。

但是，我父母的信开头都是很平淡地称呼对方姓名的末两字，然后各自汇报生活情况。妈妈写给爸爸的信通常是我去寄，总是说钱不够用，哪个女儿又淘气，哪个女儿又生病了。爸爸的来信也是全家都读。他们都不说“猪事顺利”。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家只有妈妈一个劳动力，生产队分的粮食连人吃的都不够，哪有喂猪的，长期吃野菜猪儿长不肥，很少长到150市斤，猪事不算顺利。而且唯一的过年猪还要交一半“任务”给供销社，最后只剩下小半边肉自己吃，一过完年就没有什么油水了。常常是端午过后就难见油星，五黄六月用新包谷浆救命时，起锈的铁锅一下去就把包谷浆烧糊，外婆他们发明了用南瓜叶的背面使劲摩擦烫锅使锅不粘的方法，一一传授相邻；最妙的是用一小点猪油炒一碗盐放着，在一大锅汤菜里放上这种盐，竟然会油香香的。这样的年景，写信给父亲时，当然不能说“猪事顺利”了。

“猪事不顺利”，我们都特别想吃肉，就只能盼望爸爸早点来信，他每月必定要写一封信说是寄30元给我们做零用钱。一收到钱外婆必定会乘赶场到街上的饭馆里偷偷花一块二毛钱买一份只有四两的肉回来藏在碗柜里，晚上放很多蒜苗和辣椒悄悄炒给我们解馋。做了官僚地主连用自己的钱买肉吃都得时时提防，不然就有无数的批斗和苦头等着你。当然，我们更多的是等着爸爸寄来的钱买粮食救命。那时，盼爸爸的来信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快乐事情。外婆和妈妈每月按时支我去邮电所问：“有我们家的信没有？”其实多半是去看父亲的三十元汇款到了没有。

邮电所的人都认识我，一个杨孃孃，一个游叔叔，见了我就会说：“你爸爸来信了”，或者“你的舅公”或者“你的表叔”来信了。外婆在昆明的亲戚偶尔也会写信来。

我的外婆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她一直念叨的大嫂，他们经常来信。每次有了昆明这些舅公、表叔的来信，外婆就把信举得高高的，远远对着光亮一字一顿地读出声来，她读完就会将信给我们看，并且把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人名翻译成哪个毛孃如何了，哪个表姨妈又如何了讲给我们听。看完信的外婆总会发一阵呆，不由自主地淌眼泪。当然，这些都是1975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外婆1947年随外公从昆明到永善做司法处的处长，1950年云南解放前夕，外公卸任准备回昆明时绕道回去探望他多年不见的老母亲。刚回到板栗坪两个月，绥江解放，外公被人诬陷抓走了，从此音讯渺无。而当时只有28岁，一次都没有去过绥江的外婆竟然被划为官僚地主成为整个家族的代表，长年累月做五类分子，承担了所有的批斗、酷刑，到山里修堰沟、修公路，做所有的义务劳动。硬是把自己由家麦苗和野麦苗都分不清楚的昆明女人改造成农活做得很精细的乡村妇女。而3岁的母亲和5岁的姨妈被随便丢在哪里，连住的房子都没有。这样磨折了近30年，没有再与家人联系。1975年春节，我的一个原来教书的姨父因为“大鸣大放”时提意见太多被划成右派在昆明金马农场服刑十多年后刑满留队，他回家探亲，特意去看外婆，说他可以帮外婆去昆明官渡找家人。外婆已经不抱什么希望，觉得那样灾难的时代过来，可能大家境遇都差不多，说不定早就家破人亡了，找不到反而伤感。那天我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小声说这些话时我尖耳细听还被外婆警告过。因为这样的事情要是被公社知道了，会说他们想“复辟”，那是要命的。但后来外婆还是写了一封信给姨父带去。到夏天时就有昆明的回信，让外婆照一张照片回昆明给他们看看，以便确认。我陪外婆到绥江县城照相馆去照的像，外婆穿了一件她自己缝制的大襟蓝布衣服和一双蓝布鞋，因为天气太热，没有穿袜子。坐在一张靠背椅上，双手古典地放在膝盖上，摄影师说了几次“笑一笑”，她就是挤不出一点笑容，只是将腰直了又直。

照片寄出去后，很快就有回信，他的弟弟们写来的，说他们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过了，确实是他们的三姐。想来三姐太困难，连袜子都没有穿。这是误会，外婆衣着很讲究，从不马虎。连缝补旧衣服都要纹路对纹路，而且一定是同色线和原生布缝补，做新衣服时就留好缝补用的布。袜子也不马虎，那时只有粗棉线的长统袜子卖，她买来新袜子总是很仔细地将原来的袜底、袜尖、后跟剪去，换上自己精心缝制、纳上花纹的袜底，一双袜子要穿很多年。我们小时候都穿这样的袜子，从来没有用棕叶来包裹过脚。那时很多没有袜子穿的农民冬天就是用棕叶来裹脚取暖。而夏天温度太高就不能穿袜子了。

从此以后，常有昆明的糖果、药品和钱寄来我们家，我也常常跟着外婆到邮电所去寄茶叶、天麻、杜仲等去昆明。

确实，爱写信是我们家在板栗坪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读三年级以后，常常在外婆的指导下给我的父亲写信。我的信开头总是说：“敬爱的爸爸，您好！你最近身体好吗？工作忙吗？生活愉快吗？你寄来的三十元钱已经收到，我们全家平安，您不要挂念！”然后就汇报我的学习成绩。父亲回信总说：每次收到你们的来信爸爸都特别高兴，你们是我的安慰，我再苦再累都要好好工作，挣钱给你们读书。外婆也让妹妹们自己写信给爸爸汇报自己的成绩，名次，进步还是退步！常常附带写上我们想要的凉鞋、短袖衣服、昭通苹果等等。外婆甚至叫父亲买了大大小小的绣花绷子带来，请隔壁的周二哥在白布上写上“江南春草”，配上她请表叔从昆明带来的兰花图样教我们绣上花，买一些供销社不要的包装布来漂洗干净，做成大大小小的枕头套子，再把自己上山摘来的野棉花塞进去就做成很舒服漂亮的枕头。这样的事情我们照例也写信告诉父亲。

有一次，外婆看见别人家的小女孩头上扎着很漂亮的红绸带，就让我们写信告诉父亲，请他买回来。于是我们四姐妹随同外婆走亲戚时像四只唧唧咂咂的小麻雀，头上鲜红的蝴蝶结围绕在外婆身边飞来飞去。三妹和四妹虽然相差两岁，身高长相却差不多，看起来像一对双胞，一路上总有人问，“这是你家的双双儿？”而口齿不太清楚的三妹这时总要高兴地重复说：“婆婆，婆婆，他们说我们是单单儿！”一路上关于“双双”和“单单”的笑话就要感染我们很久。

这样的细节也在外婆的指导下写信告诉父亲。我噘着嘴不愿意写，觉得没有意思，别人说我们扎着蝴蝶结漂亮、穿着父亲买的衣服漂亮有什么好告诉的呢？他又看不见。心里却很想学着母亲写一句“猪事顺利”，但年年喂的猪都不大。有一年恰好我们喂了一条很肥的过年猪，供销社的人早早就来家里卡过大肥猪，并且预言说不下两百斤，让我们杀的时候通知他们来取一半“任务”去交。我们很兴奋，很多与杀猪有关的细节使我常常口水长流，我暗自希望父亲能早点回来，就自作主张地写上“爸爸，今年我们家的猪事顺利，很肥胖，你早点回来好杀猪，免得我们天天找猪草”。外婆听了笑出了眼泪，狠狠敲我一下，示范之后改成“诸事顺利”。

唉，好没意思的“诸事顺利”。我那时只想“猪事顺利”，不要虚妄的“诸事顺利”。从“猪事顺利”到“诸事顺利”，我一年年长大，学会用书信与父亲交流，与别人交流，而且习惯性地一开头就会写上：“敬爱的某某：你身体好吗？工作忙吧？”

关于这个开头，我开始曾问外婆：是不是必须要这样用？怎么妈妈不这样写？如果你跟爸爸写信如何称呼？外婆说：“不同，你必须这样用，表示尊敬。教你写信是为了让你会写信。家里的事情你妈妈会告诉你爸爸，你写不写都可以的。我不给你的爸爸写信，不合礼数。”

确实，外婆自己从来不亲自给我父亲写信。可为我的事情，背着我终于给我父亲写了那封唯一的信。1983年我高考时生病考砸了，差本科取分线2分，外婆竭力主张我来读昭通师专。其实高中时我的文科比理科好，但她不让我读文科，说文科没用，最主要是有一次我在家里说起分班的事情，胡乱吹嘘说：以后我读文科学法律，当法官去。那时刚刚放过几部伤痕题材的电影，看见电影里的法官很了不起，我就这么随便说了一句。哪知外婆坚定地下命令：“不准读文科，更不准学法律。你回家来种地都可以！学点理科有用的东西，当个技术员就好，走到哪里都饿不死。还有，只要能离开板栗坪就好。报考时考中专最有把握。”母亲告诫我说，不能在外婆面前说学法律的事情，外公就是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因此才家破人亡的。最后我不得不遵从外婆的意愿读了理科，却又擅自作主报考了大专，那是自信自己的成绩不错，考个大学没有问题。心想：等我考起了她自然就没话说。哪知考试成绩差本科线两分。

我很不甘心，但知道我家的情况不太可能让我去补习，就在家里痛哭了一个下午。那天外婆看见我哭带上门就出去了，并没有劝我一句。第二天对我说：“昨天是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哭得这么伤心。哭过就好了。能读师专已经很好了，能离开板栗坪就好。你不要再想补习的事情，世事难料。明年的事情说不清楚。现在不政审家庭能让你去考试已经不错了。你去昭通读书正好，你爸爸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你可以照顾他。你妈就放心了。本科可以以后再去读，你还可以读更高的学位。教书是女孩子最理想的职业，哪个朝代都需要教书先生，饿不死你，又不会有大危险。”

我嘀咕：“你咋知道有什么更高的学位？现在不一样了。已经不会再卡政治问题了。”

“我怎么不知道有更高的学位？我的二姐夫就是留学英国的博士，解放前他一直在荷兰人开的银行做事。很多事情你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那我没有填报昭通师专的自愿，人家也不会取我。”

“你赶快给你的父亲写信，让他想法给你补一个申请，看行不行。你的姑父不是校长吗？”

我没有吭声。也没有写信给父亲。我在拖延，希望师专不取我。

但是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是如期来到。后来，在父亲住处我亲眼看见外婆给父亲写的信，让他给我补写一份读昭通师专的申请。信写得一如既往的工整，措词刻板平直，言简意赅，而且特别说明她亲自写信就为郑重，务必当成大事去办，不得拖延。她知道我父亲办事拖拉，下的是死命令。

为这事我埋怨了很多年。外婆说：你不要怪我，人是三节草，不知那节好，到死的时候才知道过去的决定到底好还是不好？老天无常爱捉弄人，但有时你还得要相信老天给你安排的命运有它的道理。

这些玄妙高深的话外婆说惯了，我听惯了。她家从她的祖父开始以上连续三代是私塾先生，有很多古理说不完。以后从八三年到九零年近八年的时间我们相隔两地，我和外婆书信不断，她不断写信安慰我躁动不安的情绪，劝我好好工作，坚决反对我曾经一度产生的辞职心理。因为我不想教书，还是埋怨。

现在，我已知天命，虽不到要死的时候，但我已经明白老天当初安排我读昭通师专的用意了，它用了二十多年来让我感悟这个决定的正确。因为我教书，有近水楼台，三个妹妹读书不成问题，解决了父母的大问题，一个个永远走出板栗坪，不仅实现了外婆的心愿，更是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因为教书，我一直不曾疏远文字，常常有机会聆听自己内心对文字执著的声音。如今，我那些曾经令我羡慕不已在工厂工作的同学很多人下岗了，在为生活奔波，我却因为教书，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因此，我一直还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自由自在。因为自由自在，我有时间来感悟老天对我的安排。

从幼年的“猪事顺利”到如今的“诸事顺利”这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充塞其间的种种际遇固然复杂难言，但仔细体会，又觉得一直有迹可循，那就是外婆常说的：人生遭遇无常，世事难料，无论遇见什么事，先把眼下的生存问题解决好，把手上的事情做好，结果老天自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