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昭通▪群山丨多余的骨头，或尘世拖着刀斧！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

——《王制》

夏末初秋，昭通街头。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竟然想到了诗人在滚沸人世中到底充当了怎样的角色？一个诗人的诗歌观是什么样的情势下建立起来的？诗人该如何去“发现”无处不在的现实和精神自我？也许，此刻的滇东北会给出一个答案。

我看到很多老年人静坐在路边凝视着某处呆如木鸡。

我看到很多不明职业的人在路上闲逛、游荡、徘徊。

路边是形形色色的餐馆，尤其是那些针灸按摩店、药店和中药铺更是吸引我的注意，因为一个小城有如此多的药铺还是比较少见。

在一个黑黢黢小巷的入口我竟然看到一个近乎已经失传的行业——代书。一个中年妇女局促不安地坐在那里，那个写信人已经写完信正读给这个妇女听。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你很难相信这个场景是真实的。

沉默者、观察者、游荡者、疗救者（或病人）、代书人，也许这几个形象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个时代诗人的某种精神面影。当然，也许这也只是诗人面影的一个局部。而诗歌的观念和实践也大抵该从这里生发开来。

站在云南街头，想到不久前和祝立根刚在黑龙江漠河的青春诗会上告别，此刻他正和几个云南诗人从街头对面向我走来。具体到祝立根，他近乎承担了我刚才列举的这几个角色。云南是盛产异秉的地方，也是盛产具有特殊精神癖性诗人的地方。我期待的当然是这些青年诗人具有永远都不可能被规约的“异秉”“异制”“异俗”。

祝立根的诗歌不乏自省的沉痛性，因为诗人长了一根“多余的骨头”。这块骨头只是属于诗人这一特异群类的的，它并非“反骨”，而是比普通人多了一根支撑精神的可能性。无论是对于群山还是“远赴他乡”的河流，还是面对着新旧转换吊诡转捩的时代景观以及同样苍茫无着的内心渊薮，祝立根一直在诗歌中进行不无艰难的自我确认和寻找。一直有一个温暖的“乡音”在诗人耳畔吹息，诗人也不得不一遍遍“清洗”身在异处的自己。似乎这个时代的诗人都急于说出自己想说的——在说出这些话语的时候一般意义上的抒情方式显得有些逼仄和局促。在此，祝立根还承担了一个“诗人小说家”或“散文家”以及田野考察者的角色。诗人偶尔也会自言自语、自我沉溺，但是在更多的敞开又彼此牵连的复杂空间和情态下他必须在人世和语言中找到属于他的倾听者和对话者。他不仅要抒情要说话，还要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在此，我们看到祝立根以及很多云南诗人的文本中都会有很多被放大的象征意味的空间，而与此相关的是一个个故事的碎片和戏剧化的场景。诗人在其间有时候是自语者、歌手、宣讲者。也许这个时代的诗人必须学会“讲述”，因为这块土地不再只生长庄稼也生长更多不可思议的事物。那么，诗人为此必须付出代价，所以他要诉说，要流泪，要痛苦，要撕裂，浑身都是暗疾和隐痛——“我记得那天中午他站在荒废的阳光底下 / 孤零零的，喊我的绰号，孤零零的笑 / 作为送给一个返乡游子的 / 恶狠狠的见面礼，这个光阴墓园的老看守 / 再一次用他那猝不及防的针头，将我 / 扎得满面泪流。”（《乡村医生》）而从诗歌叙述化的层面出发我想提醒祝立根的是要注意叙述的节奏、密度，因为他有的诗歌在陈述时缺乏必要的调控而显得有些散化、零碎和絮絮叨叨。但是“叙述”对于诗歌而言也还只是一个方面。诗人还必须通过诗歌的特有方式重新发现另一个自我、他者、故乡、异乡人……，甚至还有一个晦暗莫名的现实和时代等着他去再次发现。从这一点上来看，祝立根的《胸片记》就是带有发现性质素的文本。诗人所呈现的无可名状的惶恐、不安以及可疑的身份都沉沉地夯击着所谓的精神化现实。

那年在怒江边上，长发飘飘

惹来边防战士，命令我：举手

趴在车上。搜索他们想象的毒品

和可能的反骨，我不敢回头

看不见枪口，真的把一个枪口

埋在了胸口，从此后我开始怀疑

我的身上，真的藏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的体内，真的长着一块多余的骨头

这正像是奥登所言的焦虑的时代。

在祝立根的诗歌中我看到了游荡、折返、丧乱、失魂落魄，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诗人极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祝立根这首《胸片记》不仅带有个人命运感，而且还带有因为戏拟带来的时代寓言质素。面对着一些穿制服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保安），我有时也会有这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感。尤其是当头发比较长的时候，走在人群里就不自觉地成了“另类”。这招致的不解和怀疑正是日常性对人性、诗性的误解和挑战。“多余的骨头”“反骨”支撑起祝立根自省和沉痛的诸多可能性，“如果能安抚尘世中颤抖的手，如果能／洗尽眼眶中所有的沙粒／就把那块长得多余的骨头，锉成骨粉，撒给鱼”。

一夜之间，有些事物被连根拔起——既然失魂落魄就要有人站出来招魂。

我是这样想的：

让苋菜浑身是血

让白菜倍受惊吓，让萝卜

改正归邪，把白深入到黑中去

让灰色的苤蓝，和鼓胀的落日同病相怜

决定在腹中把孩子养大成人

并让我站在它们的中间，向它们学习

那种刀俎之下

落地生根的魄力

在这个城市化和快速抹平一切“多余”老旧事物的时代，试图为那些“寄存亡魂”的“旧事物”招魂、代书和写挽歌的人必将是无比悲痛和愤怒的，也可能最终是徒劳无功的。这让我再次想到了昭通街头那个代书者和局促的中年妇女——沟通、对话变得如此艰难莫名。也许，这还并不是真正的致命所在。关键之处还在于这种怀乡性的对话、代言、书写在更多的情势下并不被理解——你只能接受一次次的陌生与疏离。“在满是涂鸦的墙壁前／喃喃自语，妄图着为自己招一次魂。／可一切终将徒劳。／孩子们无法理解这些从顶光画室退败下来的人／脸上蔓延的暮色，他们想象中的火车／一直在口中呼啸不止。”（《呼啸》）祝立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茫然四顾”的带有黑色质地的寓言化挽歌。这让我想到了云南画家贺奇给雷平阳的诗歌所配的那些版画——世界只是黑白色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追挽的本质。当我和杨昭、祝立根、雷杰龙、崔勇穿过烟尘滚滚的土路在黄昏来到雷平阳的旧居，田园将芜胡不归可能不只是雷平阳一个人的命运。二层土房还在，我看到了不再使用的灶台，一个废旧的自行车，一只沾满了油污的手套，几双破烂卷边的胶鞋，而草丛茂盛，群虫乱飞。祝立根与很多其他云南青年诗人一样呈现了现代性的批判与痛感的个人经验，而他对词与物真正关系的探询以及对复杂现实和内心渊薮的回应正成为青年诗人群体的精神表征。与此同时值得提请的是祝立根也要和同时代诗人反思和检省当下“痛感写作”“乡愁”的惯性和危险性。此刻我想到的是雷平阳说过的一句话：“在乡愁中获利，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我深深认同这句话，我也想把这句话转述给祝立根。乡愁，不是被狭隘化的思乡恋旧，显然这太庸俗化了。乡愁实际上已然成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坐标，迅速带来一切新事物，同样迅速摧毁一切旧事物。因为你并不是一个新人，那么你身上和内心所携带的一些印记以及记忆就与这些“新”显得格格不入。乡愁已然是一种现实化的实实在在的命运，至于如何有效地转换为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诗人必然要为故我、故地和故人立传。返观当下诗坛，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人都在兴冲冲或气急败坏地走在回乡或离乡的路上吗？你不得不介入而深陷其中，很难以超拔和疏离来面对故我和故地。我想到祝立根的一句诗，“请原谅一个游子对故乡毫无原则的赞美”。从现实和情感层面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我就是北方村庄的孩子。但是回到诗歌，回到修辞，这句话也许只说出了现实和精神困窘的一部分。马尔克斯曾警醒地说出“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而当下的与乡土、乡愁和批判现代性、城市化相关的写作一方面是赞美的怀旧，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阎连科所说的“我几乎目睹了中国所有乡村的黑暗”完全批判化的写作。而无论是赞美还是批判，无论你是不满、不解和愤怒，你都有权利进行完全一意孤行的表达和讲述，但是真正的文学显然比这要求更高。一个诗人只有阴鸷之气和冷硬的批判面孔是不够的。我在更多的年轻写作者那里看到了他们集体地带有阴鸷面影地说“不”。似乎否定、批判甚或偏激有时候会天然地与青年联系在一起，但是也必须强调的是诗人不能滥用了“否定”的权利，甚至更不能偏狭地将其生成为雅罗米尔式的极端气味。实际上诗歌最难的在于知晓了现实的残酷性还能继续说出“温暖”和“爱”。这让我想到的是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那首诗——“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从“否定型”的诗人面目出发我想说的是当下诗歌独立精神的缺失，而更多的是平庸的现实主义和私人日常情感的无底线泛滥，还有就是浮泛的社会题材写作与道德规训。由此出发再来看祝立根的诗歌，从诗歌功能上而言祝立根不仅承担了我所说到的观察者、游荡者、批判者和疗救者、代书者的角色，而且还回复到了某种写作传统之中。祝立根的很多诗歌写作到朋友，写到了饮酒，写到了游记，而这正是诗歌的不可缺少的功能。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确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你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诗人的感受力空前降低了，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换言之在感受力如此趋同的时代，诗人正在丧失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是可怕的！而祝立根的一部分诗歌显然具备了同时打通现实和历史的能力，在二者同时挖掘的时候他找到了一条秘密的通道。

此时我想到的是比兴传统，这可以具体看看祝立根诗歌的意象构成。祝立根的意象群，一则是以乡村为核心展开的前现代性的意象，二是围绕着山川、草木、河流这些自然空间生成的外化意象，三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公共现实空间的意象。三者共时呈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与外物以及永恒性的空间的关系，看到的是城市与乡村的新旧比量，看到一颗追挽和救赎之心的一次次失败涂地——我们可以再次注意祝立根诗歌中那些不断被摧毁的意象，而这些被摧毁的传统之物、乡村之物、老旧之物无疑是诗人的根系和血脉。被连根拔起、斩草除根的痛彻虚无几乎成了祝立根诗歌意象生成的一个内驱力和动因。意象和言说的关系此时就变得愈益关键。祝立根的诗歌当我们从诗人主体性和言说姿态以及频率出发就会发现几乎每一首诗中都是“我”在说话，他的诗歌中这个“我”（有时候是人称转换，如“我们”“你”）几乎无处不在。这说明诗人几乎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在言说，自我在诗歌中位置太过于突出。这样的叙说方式一方面能够尽可能地凸显主体的情志，另一方面也会限制了诗歌言说方式和叙说形态的其他的可能性。

再次回到祝立根诗歌中那根“多余的骨头”，如果没有这块骨头诗人就被软化掉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软骨头。诗人可供站立倚靠的别无他物，除了语言就是你自身。而时间和尘世的刀斧正在无声地拖行，正在砍伐着肉身丛林，而能够与之抗衡的唯有诗人那根“多余的骨头”。是为结语。

2016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