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03 16:00 来源：昭通日报 微信
《北上》内容简介
公元1901年，岁次辛丑。这一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本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小波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这一路，既是他们的学术考察之旅，也是他们对于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反思之旅，同时，更是他们的寻根之旅。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100年后的2014年左右，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上。
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
《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则臣潜心4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本书展开阔大，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河水汤汤，溯流北上，本书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营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
徐则臣
周信芳故居在河边上。转过一座小桥，一个古朴典雅的小院，院门上方的匾额上题写着“周信芳故居陈列馆”。1895年1月14日，周信芳出生于此。他6岁离开这里，随唱青衣的父亲周慰堂去杭州，师从陈长兴练功学戏。故居里藏品不多，以图片资料为主，陈设也简单；院子前后植了丰肥的芭蕉和藤萝，显得蓬勃兴旺。现在主要是京剧票友雅聚和日常吊嗓子的好所在。傍晚，闻得到街巷里晚饭的香味，小院里还在咿咿呀呀地唱，京胡、板胡交替响着。有唱《贵妃醉酒》的、有唱《借东风》的、有唱《四郎探母》的。有唱的就有听的，时不时会传来叫好声。
我问了一个看热闹的大爷，说谢仰止刚走，晚饭后还会再来。他们像上班一样每天来，只是上班时间各有讲究。大爷说，我堂伯每天下午来，听一阵唱一阵，回家吃晚饭，饭后遛一圈，拐个弯又来了，一直到故居小院关门。我堂伯是个人才，唱了一辈子淮海戏，退了休改唱京剧了，还专攻麒派。听说那剧团领导提起他，心里五味杂陈的呢，说他在淮海剧团里“潜伏了”几十年。我找了个马扎坐下，等他。
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我又问那大爷，大爷说，该来了。再问，应该很快就到了。弄得我也不敢走，怕前脚走，我堂伯后脚就来了。实在饿得心抖肝颤，因为天黑几个钟头了，我打算第四次问那大爷，大爷早回家了。票友只剩下四个：一个唱的，一个拉二胡的，外加俩看客。我连看客都算不上，就是个找人的。谢仰止这会儿没准已经睡着了。我出了小院，哪里灯光亮堂就往哪里走，见到头一家小饭馆就进去，点了一碗长鱼面、两瓶啤酒、半斤猪头肉。
吃舒坦了，跟麒派京戏听舒坦了，是同样的舒坦。我饱着肚子出了小饭馆的门，找块石头坐在路边，抽了两根烟。
这是我祖先的城市。父亲说，落户淮安的第一代先祖叫谢平遥，在漕运总督府衙门里当翻译，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后来这位平遥公去了清江造船厂，这地方现在连遗址都找不到了。平遥公在造船厂也没待几年，辞去公职，沿运河北上到了京城。也没待多久，开始跟一群士人、举子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改良的余绪，其后拥护革命党，接下来反对袁世凯。在北京待了十几年，袁世凯称帝前，点名要灭掉他。平遥公地位、名望应该很一般，反正我在相关的史料中没见过“谢平遥”这个名字。但谢平遥英语好，据说后来自学了意大利语，法语、德语也通一点，起码吃喝拉撒日常交流应付得过去，这在一百年前绝对是难得的人才。那时候的清政府和袁世凯不怕中国人，怵的是外国人，就怕洋人说三道四。我先祖平遥公有能力把洋人的说三道四翻译成汉语给中国人听，所以他们很讨厌他，觉得他也挺重要，悬了赏金要他的人头。这都是我祖父说的。说起自己祖父的脑袋很值钱，我祖父十分得意。
但是平遥公最终还是回了清江浦，至于原因，我祖父语焉不详。有时候说为了逃命，人家悬赏了嘛，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有时候又说受了刺激，心灰意冷，回老婆孩子身边养老了。究竟什么刺激他又说不清，但是有一件事我祖父言之凿凿，那就是平遥公写过不少关于运河的文章，用宣纸和毛笔，竖着从右往左写，他小时候亲眼见过。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首先有目击者，我祖父；其次，寓居北京的那些年，平遥公隔三岔五会回清江浦，大河上下来来回回总得有个一二十趟吧，一连数日困在船上，读书累了只能盯着水看，想不成专家都难。回淮省亲的次数，有平遥公的儿女数量为证；我祖父回忆，他祖母前后怀过十二个孩子，但是活下来的没几个。就算土地肥沃，那也得高祖父去播种啊。
问题是，依然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平遥公是研究运河的专家。我祖父老了，某日在家看电视里周信芳的录像。抗日期间，周先生为救亡募捐，到北京演出，一路有意大利记者随行采访，我祖父突然冒出来一句：
“哎呀，我爷爷当年陪过一个意大利人来过北京！那是个运河专家！”
那又怎样？陪意大利运河专家来北京，不等于他也是运河专家。
“也是啊。”我祖父摸着他那已经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想得十分用力。“可是，你太爷爷写的那些文章跑哪儿去了呢？”这话是跟我父亲说的。
那时候我父亲还是研究所里的科研骨干，尚未培养起跟年轻妇女跳舞的兴趣，回到家就在草稿纸上列各种奇怪的算式。我父亲说：“没准‘文革’时被抄家抄没了。”
“当时咱们家住在偏远的河边，周围一大片野地。”祖父又使劲儿想了想，“没抄出啥啊。他们嫌远，不愿去。那时候你太爷爷八十岁了，每天坐在太阳底下，守两块碑，有人求字，他就拓一张给人家。像个慈祥的弥勒佛，人缘好极了。”
“拓碑干吗？”我问。
“你高祖父字好，街坊邻居没事就来求一幅，装裱后挂家里，或者当礼物送人。老爷子来者不拒。八十岁写不动了，就写了龚自珍的两首诗和一篇文章，找人刻到碑上，谁再要字，他就拓了送人。”
“免费？”
“当然。奇怪的是，碑刻好后，求字的人却少了。经常在太阳底下坐两三天，也送不出一幅字。”
“碑呢？”
“早不知被谁砸了。没人求字也有原因，乱了，运动了，谁还有心情看字。”
“那我高祖父后来呢？”
“死了。中午我去叫他吃饭，他坐在太阳底下的藤椅里，头歪在右边的肩膀上，气都没了。医生说，嗓子眼儿里有痰，堵上了，一口气没上来。旁边就是写了龚自珍诗文的两通石碑。”
我和父母都不吭声。老祖宗死了，我们觉得应该沉默一下，以寄哀思。祖父对我们的安静表示诧异，问我们怎么了。
“高祖父死了啊。”
“死了就死了。谁不死？”祖父说，“我跟你说，望和，我最高兴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都看着他。我们知道他马上就会公布答案。自问自答是祖父老了以后最重要的交流方式。
“就——是，”祖父的声音像坐上了秋千，“你爸爸跟你高祖父一样，也来到了北京！”
徐则臣
因为要写作长篇小说《北上》，这几年，有意识地把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这一路旷日持久的田野调查，改变了我对运河的很多想法，的确是“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前对运河也不是不熟悉。从小生活在河边，初中时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石安运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后来，在淮安生活过几年，每天在穿城而过的大运河两岸穿梭，一天看一点，一天听一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对运河也知道了不少。在1797公里的大运河上，淮安素有“运河之都”的美誉。自隋以来，淮安是南北、东西水路交汇的枢纽，各朝各代的漕运衙门陆续设置此处，让淮安成为京杭运河的咽喉要地。因为对运河淮安段的见识与理解，成就了我的运河之缘，20年来，绵延千里的大运河成了我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背景。20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我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成果乃至道听途说，我都要认真地收集来揣摩。也正是基于多年的专注，在泛泛地以运河为故事背景的写作之后，决意这一次倾囊而出，把大运河作为主角推到小说的前台来，就有了耗时4年的《北上》的写作。
写运河，不仅要写它的历史，更要写它的当下。小说起至漕运废止的1901年，结尾在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于大运河是极有意味的两个时间节点。农历辛丑年的七月初二，光绪帝下旨废止漕运，意味着运河作为国家层面上的运输功能到此结束。国家层面既已宣告终止，民间意义上南北贯通的水路运输自然也无以为继，因为河道的疏浚工程浩大，耗资巨大，非倾一国之力莫为；高层放弃了，民间是无论如何捡不起来的。大运河最重要的现实功能就此逐渐丧失。而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大运河申遗成功，貌似只是一个文化事件，于大运河而言，却意义别具，它意味着漕运废止100年后，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大运河。申遗成功是一个不容再回避的契机：是“唤醒”大运河的时候了。
这对于小说《北上》很重要，对现实中运河沿线的居民和建设者们更重要。
我们都找到了“文化”这把钥匙。只是我在用一己之力、天马行空地虚构，沿河的建设者们却要步步为营地落实与践行。
毋庸置疑，沿河各地都在兢兢业业地将运河“文化”化。已然断流的运河段只能用“文化”的方式，把运河制作成可堪挂到展览橱窗里的标本，以缅怀当年帆樯林立、舟楫如梭的繁华盛景，感叹运河行经家门口的那些岁月里，给地方和国家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济宁以南尚在航运或者流动的河段，经营起来就从容多了，就算“标本”，也是“活态”的标本。在打造运河文化带时，多半以发展和拉动商业、旅游为旨，让文化与风光、商旅携起手来，乃至商旅为上，文化仅作点缀。所以，沿线走过来，看到的运河尤其是运河故道，多半花花绿绿：水中的游船和各种游乐设施花花绿绿，岸上鳞次栉比的仿古商铺也花花绿绿；在运河上乘船走一段就算体验了当年的航行，商铺里吆喝声四起就算还原了当年码头上的烟火人间......我觉得，对文化的理解与表达太过于简单和直白了。从此地到彼地，所见者大同小异，都是商业旅游的统一制式，是一种庸俗、琐碎的繁华。即使有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植入一些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在盛大的商业旅游的喧嚣下，也多半被忽略和淹没。文化让位给了商业。
历史上，除了核心的运输功能外，运河还有军事、水利、兴市、巡游、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功能。不同时期，这些功能的作用和影响是有差异的。
在一些学者看来，运河的军事和对外交流的功能在今天基本已经消亡；比较稳定的功能主要有水利、兴市、交通运输等；同时有一些功能正在逐渐增强，比如文化承载功能、休闲旅游功能、生态环境功能等。“唤醒”工程，可能要同时实施在比较稳定的和逐渐增强的那部分功能里，尤其后者，也就是当下各地尤为重视的运河文化带建设。
文化带建设的确是当下运河发展最可行也最可长久的发力点。唯其可行与长久，更须从长计议。在文化带建设中，既要有对运河整体价值的考量和呈现，又要突出本地特色，科学地把运河对本地历史和现实的重大影响充分地体现出来，而非千人一面，只借着运河的资源，把具有特殊历史和文化内涵的一段河道简单地做成旅游和商业的基地。
这些年走过的运河沿线，发现当地政府的力气多半花在硬件建设上，重建和装修运河古镇，打造游乐场和商铺。那些复古的建筑于当地和运河而言，仅有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古”字。你很难在那些“古”中看见与此地相对应的“古”，你看不见它们曾对该地产生过怎样的作用，尤其文化上的影响。“古”只是泛泛的旧，千篇一律的旧，而非对当地历史的有效还原。
经过这些地方，我常遗憾，在这些文化带建设中，看不见此地运河史上曾出现的具有符号价值和代入感的人文景观。而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史迹，理当作为细节融入到文化带的建设中，移步换景，总会见到诸多有效的提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一路认真走下来，你便理解了这一方运河岸边的人是如何走到了现在，又为什么只能走成现在的模样。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当然，在这样一个“运河与人”的局地史志中，也要草蛇灰线地暗含一条京杭大运河之于整个中国的影响和意义。风物流转，人员迁徙，不管你有多鲜明巨大的局地特性，你也只是滔滔大河北上和南下间一直在相融相合的有机一环。
徐则臣，男,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上海作协专业作家。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
徐则臣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大家》），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荣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好莱坞AOF最佳外语片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14年凭借《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 ，并且在2015年提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6年获得首届海峡两岸新锐作家好书奖。其部分作品被译成德、英、荷、日、蒙等语言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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