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四十年

四十年，放诸漫漫历史长河，无异沧海之一粟，极目之一瞬。于人生而言，亦不短暂。子曰：四十而不惑。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如果从当下的2018年算起，四十年前，我十一岁。那年的秋天，我背着铺盖卷，跟着我的阜刚二哥，听着《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到十里之外的县城上中学，一米四七的个头，走在高大的二哥身后，显得又矮又小。那时没有乡村，县以下还是公社、大队。一中的食堂，只是供给那些从各个公社大队招收来的农村娃儿。中学伙食团的状况极为糟糕,饭菜极其粗鄙，未筛糠的苞谷饭，飘着油星的南瓜汤，一日两餐，从开学到学期结束，每日雷同。

开始那两年，还可以凭油票到食品厂领回一瓷碗油，凭一丈六尺二寸布票到百货公司或者供销社买回天蓝布、花布，缝制衣服以御寒。回家去，才发现土地下放到户了，先是生产队一分为三，叫承包组，没过两年，直接承包到户，直到我们上大学，才知道这是学安徽凤阳小岗村的经验。生产队吃大锅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在生产队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解决温饱，有三分之二的群众每年都会遇到些青黄不接的日子。

我们这些中学生还可以到县城唯一的电影院，用5分钱买张电影票消费一场宽银幕电影，乡下的父老乡亲弟兄姊妹，只有县电影公司派出小分队，背着柴油机、放映机一个队一个队去放映，把《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等影片送到老百姓中间，那是他们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时光。身为学生，课外还要去扎西河里挖沙，为学校修教学楼添砖加瓦，孱弱无力的我几乎完不成学校的劳动作业，眼泪有几次就悄悄流下来。读了初中，又读高中，伙食不好，营养跟不上，五年里一直没有长高。但苦难的生活倒让我明白了很多，我的志向是长大后一定要当一名柜台里售货的同志——那是一种多么风光的工作！

1983年秋，我的中学生活结束。或许是触底反弹，或许是当同志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的前景超出了预期。我居然考上了云南大学。当我拿着一个远房亲戚给的30斤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背着铺盖，坐上开往水城的班车，心情荡漾如故乡的小河，水泥地板衬托下的扎西县城，也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

与现在宽敞的公路相比，当时的道路十分简陋，只是用沙石铺就，拖拉机、农用车、马车和少量的解放牌卡车是路上的常见交通工具。客车多是东风牌的，装饰简单，时速最多也就是二十多公里。当时，从威信到昭通，要走三天，第一天到牛场，第二天住洛泽河，第三天才能到昭通城。火车则是绿皮的，从北京或是上海开往昆明的火车，每天各有一趟。火车票的乘坐有效期限为3日，没有限定座位，沿线的旅客只能挤上去，才算上了车。在水城，我背着铺盖，是被后边的人群挤上火车的。车上已经堆满了人，不要说座位，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从水城至昆明的旅程，我是睡在座位下的地板上，枕着火车车轮和铁轨的碰撞声，折腾了十多个小时才抵达的。

四十年过去，现在沪昆线不仅有了舒适的列车，还有朝发夕至的高铁。从省到市，从市到县，高速公路修通了，最起码也是宽敞的二级路，县与县之间有了油路，一两个小时就能到达，市与市之间，也就是三五个小时的路程，即便是乡下，公路也实现了村村通。不过,四十年前,昭通没有铁路,内昆铁路是2001年才修通的，机场原来就有，是军用机场，到1991年扩建为民用，1993年正式通航，目前已开通了到昆明、重庆、成都、北京、深圳、西安、贵阳、西双版纳的航线，大家出门的选择又多了些。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

1983年底，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覆盖了云岭大地，也延迟了我们返校的时间，我们几十个大学生被困在威信的罗布乡，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到邮电所发一封电报请假。那时的电报，每字以十位数价格计算，内容精简至极，惜字如金。除了电报，当时的通信主要借助写信的方式实现，每封平信贴上8分钱的邮票就可寄出，但只能写上两页纸，多了会超重，超重要加钱。我大学四年，每年都是通过信件向家里报平安或者是索要路费的。逢年过节时，还互相寄送明信片、贺卡。那时，街上穿着鸭蛋绿衣服、蹬着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的邮递员，是最靓丽的一道风景。单位与单位之间联系的工具是用摇把子电话，要通过邮电局的总机中转。

大概是在1992年，昭通城开通了程控电话，有了数字交换机，实现了通信的一次大飞跃，后来又从最初的五位数扩容到七位数，进行升级换代，取代了传统的电报，再后来单位上出现了传真机，大家就不再依赖电信局，写信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数字通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数字传呼机、中文传呼机、对讲机成为程控电话的重要补充。但通信行业的最大革命是移动电话的出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广州等地出现了“大哥大”，1998年前后，移动电话日益增长。至新世纪，移动电话开始普及，随着手机的大量问世和资费的多次下调，移动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到了今天，人人广泛应用移动终端进行通话，还出现了微信、支付宝。再加上电脑、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完全被打通，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小小的村庄。现在，不仅是社交，甚至是购物、商务往来，只要指尖一动，就能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上实现交互式的沟通，再借助物流、快递，足不出户就可买到自己中意的东西。科技改变了生活的方式，让人类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简单。

科技的发展也使一些曾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变得无用甚至消失。在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电影一直是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的唯一，城里的电影院，农村的放映队，遍布全国，电影公司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食品公司、粮食局、供销社一样吃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机进入千家万户，电影行业逐渐萎缩，到九十年代，电影院多已歇业关门，或者改造成可以同时放映多部影片的影视城，拷贝、胶片甚至一度占据市场的录像、影碟机，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电视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为每个家庭的标配，但近两年，随着移动终端、网络的普及，连电视行业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改革开放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青黄不接早已成为历史。大家不必为一日三餐而发愁，为五斗米而折腰，而是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已经从“今天有什么吃的”变为“今天你想吃什么”。今天，当我们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在越来越宽的马路上前进，在越来越大、越来越繁华的城市间穿梭，有谁还会想着当年骑着凤凰、永久牌自行车或者驾驶着嘉陵摩托在泥泞的路上奔波。当我们住着自己买的住宅，看到老百姓搬进自己的新家，东部和西部的距离日益缩小，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出行越来越便捷，吃穿已不是问题，健康的身体、小康的生活正成为每天人们嘴上谈论的话题，有谁还会想到当初需要凭布票买布凭粮票买粮的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