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步工具的演变

◆ 马贤英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亲身感受到40年来发展的变化。驻足回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只想跟大家说说家里出行代步车的演变。

我的老家在昭阳区永丰镇元龙村，距城区10余公里。20世纪70年代，出行基本靠走。父母带我们进城卖粮或看病，就是用双脚走。少年时光过得特别缓慢，一说去地里干活，扛起锄头，撒开脚丫子一路小跑，半天才到地里。簸箕湾离家大约5公里，我去那里上初中和高中时，也是走着去的。每天上学放学，小伙伴们三五成群追逐、打闹着，从学校到家，再从家到学校，周而复始，小路都被我们踩得滑溜溜的，忙碌的大人从未接送过我们。那时，哥哥在离家5公里的永丰拖拉机站工作，每次也是大步流星走着来、走着去，时间多数耗费在路上了。哥哥除了为永丰公社辖区内的拖拉机加油外，还要挑起两只箩筐，担着装有煤油的瓶瓶罐罐到附近村子去卖。

20世纪80年代初，永久、凤凰、飞鸽等品牌的自行车开始风靡全国，其中牌子最响的是永久牌和凤凰牌。能拥有一辆“名牌”自行车的感觉不亚于现在有辆轿车的感觉。因为那时候买“名牌”自行车是要有票才买得到的。关系不硬，搞不到票的指标，即使手里有钱，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当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结婚必备的“三大件”，没有这“三大件”，媳妇是很难娶进门的。

1982年，我20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永丰公社团委工作。我用自己半年多的工资，买了一辆金鸡牌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虽然金鸡牌自行车属于杂牌，不是名牌，但这是家里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工具。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子，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行驶在绿树成荫的乡村道路上，那就是一道吸人眼球的风景啊！每次我骑车回到家，不少乡亲邻里就会前来围观，摸摸这、拍拍那，“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舍不得离开。

特别是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四个当时都在地区民族中学读书。我一回到家，他们就抢着去学骑，不久都学会了。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要去民族中学读书，哥哥送弟弟，弟弟送妹妹，骑车、走路相结合，来来回回接力送，比走路省时多了。妹妹对我说：“虽然土路很颠簸，但哥哥骑得稳，我坐在上面一点都不害怕。我还用双手紧紧抱住哥哥的腰，听风儿从耳边轻轻吹过，那种感觉超级爽。”弟弟则对我说：“自行车爬坡时，我走‘之’字形路线，省力。有了它，我们从家里到学校两小时的脚程缩短为45分钟，太方便了。大姐，你就把车送给我们吧!”我爽快地说：“好，只要你们好好学习，就送给你们了！”后来，弟弟妹妹们骑着它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1984年12月，我被调到昭通日报社工作。这次，我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常常骑着它去采访。后来，我骑过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它们为我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不少精彩。

斗转星移，时光的脚步跨入20世纪90年代，摩托车成为了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是“万元户”的代名词，骑着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艳羡的目光。那种感觉比现在开“奔驰”“宝马”的人还要威风。与此同时，我已结婚生子。爱人家在鲁甸县桃源乡，他在绿荫塘工作，一家人周末要去桃源、元龙，骑自行车肯定不行了。2002年，报社出台“鼓励职工自行解决采访工具的优惠政策”，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挣到了一笔奖金，又向哥哥借了点钱，到昭阳区青年路上的摩托车车行，挑选了一辆“新大洲125”载重踏板摩托车。这是家里的第一辆机动车，也是除房子外最值钱的家庭财产。爱人先学会，驾着它接送儿子上学，载着我们母子往返桃源、元龙老家，往返于附近的县城和村社。“新大洲125”成了我工作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

2009年12月的一天傍晚，爱人把“新大洲125”停放在一家商场门口，被小偷盗走了。无车可骑走路的日子又让我们“苦熬”了几年。

2012年6月，我们花掉所有积蓄，举债5万元，购置了一辆大众轿车。有了它，不但在城里购物、走亲访友方便了许多，节假日还能一起回老家看望老人，出门旅游也省心，快捷了不少。

哥哥、弟弟、妹妹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现在几乎家家都买了汽车。“千里亦咫尺，天堑变通途”，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已成现实。今年“五一”，哥哥、弟弟、妹妹开着自家的两辆车，载着大大小小10人，游览了中外驰名的陕西兵马俑，攀登上了举世闻名的华山……

改革开放40年，让人们过上了“经济富裕、生活幸福”的好日子。如今，骑自行车反而演变成一种健身手段，代步工具已被摩托车、汽车所代替，昔日清贫生活的辛酸早已被改革开放成果的甘甜所取代……

昭通新闻网文稿校对：白春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