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课外书

◇ 盛学伦

话要从我的老父亲说起。我的父亲出生在解放前，读到小学四年级，由于家庭困难，就辍学了，但那时也算我们生产队少有的文化人。后来他当过生产队会计、队长，还干过几年大队长，父亲感受到没文化的苦，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他常对我们说：“只要你们肯苦，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供出来!”

1972年，伯父家二姐去读书，我跟着她去学校。不经意间竟听出了些门道，悄然发蒙，就从第二学期开始读书。我的普通话一直都说不好，常常自嘲是因为没读过第一学期，拼音没过关。可是，学不好拼音、说不好普通话，并不影响我对书的热爱。人生识字读书始。因为上学，我学会了认字；因为认字，我爱上了读书。

当时，学习的教材只有《语文》和《算术》，远远不够我读。由于家境贫困，能上学已属不易，大人哪有余钱买课外书？父亲是生产队长，经常往家里带《人民日报》《云南日报》，以及《红旗》《云贵民兵》之类的杂志，于是，它们就成了我的课外书。从每期的第一版读到最后一版，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受益匪浅。父亲给社员读文章，只能是在劳动中途休息的时候。大多数社员都不认识字，更何况他们还有一天到晚都忙不赢的活路，谁还有时间和心思读书看报呢?

我这一辈子，都在做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并乐此不疲。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当时，还不能理解如此高深的道理和远大的志向。恰是父亲带回来的报刊杂志，让我学会越来越多的字，让我慢慢喜欢上了文字，让我渐渐知道了大山外面的世界。是啊，文字实在是个好东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我还在一所农村小学的附设初中班读书。那时根本不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对我个人未来的人生会有多大的影响。只知道，我对语文的偏爱越来越明显，偏科越来越厉害。说来有点像笑话，读完了三年初中，我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但我的语文成绩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同学听的时候，心里真的比蜜还甜！老师欣赏的眼光，同学羡慕的表情，天下哪还有比这更让人心里美滋滋的呢？在初中三年里，有两件事值得一说。我有位姓苏的同学，他家离学校较近。一个周末，我去他家玩，发现他家有一部书，叫《说岳全传》，记不清是两册还是三册，我俩蜷缩在被窝里，就着煤油灯光，看得可起劲啦！严格说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课外书。另一件发生在某个星期天，母亲摘了20多斤葵瓜叫我背到街上卖。我们家距横江集镇15公里还多，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翻山越岭，终于到了横江对岸的楼子坝，我腰酸背痛、又累又饿，身上连渡过横江的钱都没有，就只有在楼坝街上卖。横江赶场很热闹，而楼坝这边人少，所以买东西的人也不多。卖了半天，我的葵瓜一斤都没卖出去，那时，心里的绝望让我刻骨铭心。因为，卖不掉葵瓜，就换不来钱；没有钱就只能饿着肚子回家，葵瓜又多又重。我正焦头烂额之际，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 5分钱一斤卖不卖？”我赶忙回答：“卖！”其实我知道别人都是卖1角钱的，但我更担心的是，错过这个买主卖不掉咋办？因为我没有退路。捏着好不容易挣来的1块2角钱，满心欢喜地坐船过江，在横江街上买了两个馒头充饥，又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人书，那种幸福的感觉让人终身难忘。

考上高中后，学校规定必须住校。我们学校最大的优点是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办个借书证就可以免费借阅。这对一个爱书的苦孩子来说，无疑像进入天堂一般。借书、看书、还书，几乎成了我高中阶段唯一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当然，新华书店，我也经常去。喜欢哪本，就请售书员递出来，只因口袋里没钱，只得恋恋不舍地还回去。翻一翻，闻一闻，也是一种幸福。当时就想，要是哪天有钱了，我一定买很多很多的书，看个够。水富县城人民西路上，曾经有两个租书的摊点，小说、故事书、连环画……啥都有，坐在那里看，两分钱一本，看完还书，走人。平时忙学习，周末不回家的时候，我就去那两个摊点看书，渐渐地，我成了那两个摊点的常客。

后来到昭通读书，学校的图书馆更大，因为学的是中文专业，读课外书成了一门必修课，那几年读了很多中外名著。工作后，慢慢有余钱买书时，但读书的激情和热情反而有所减退。正应了古人那句话：书非借不能读也。我衷心感谢那些年借书的日子，让我在书籍中了解别人、认识世界，并培养了爱书读书的好习惯。

有人说，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也是门槛最低的高贵。现在的书籍，是多么的丰富，哪家的孩子不是从几个月、一岁多就开始看图识字的？随着手机阅读方式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阅读成本。可我仍然固执地认为：书，还是要读纸质的才有感觉。为此，我由衷地感恩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和我们伟大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