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邪教

一般认为，邪教依托宗教产生，是宗教的寄生虫，这么说当然有道理，但是在中国就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中国的邪教发生早于宗教，黄巾是依托道教的，但黄巾作乱时道教还没有产生。所以，所谓邪教，核心词是邪，不是教，对邪教来说，有宗教可以利用固然好，没有现成的宗教，它也会制造一个虚假的宗教，所以，宗教不是邪教发生的根据。中国邪教特别热衷于染指国家政权，教主特别急于当皇帝，不管规模大小，不计人财物的多寡，只要创立一宗邪教，教主的野心就急剧膨胀，发动针对国家政权的武装暴力活动，这就是邪教暴乱。这样的邪教暴乱在中国历史上频发发生，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见。 

最早的邪教动乱发生在东汉，发动者是巨鹿人张角三兄弟。

张角创立一个邪教组织，叫“太平道”，用练气功内丹的方式召集信徒，创建了覆盖全国的庞大的邪教组织。这个组织完全听命于教主张角，约定在某年月日全国同时并起，攻入长安，拥立张角当皇帝，叫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张角拥有三十六方，每“方”有徒众六千到一万人，都是经过训练的武装战斗人员，叫“黄巾军”。据此可知，黄巾军的总数可能达到二三十万人，超过汉帝国的常备军兵员数量。如果不出意外，太平道夺取国家政权是很有把握的，因为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宫内大太监已经被发展成邪教徒，他们准备在黄巾军进攻皇城时打开城门接应，首都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帝国多次组织清剿，虽然黄巾暴乱平定了，但帝国的元气大伤，中国进入军阀混战和三国分立时代。这次邪教暴乱的教训极为深刻，邪教一出场，就有惊艳的效果，封建帝王几百年构筑的大厦，几个目不识丁的地痞流氓就轻而易举地倾覆了，事变太突然，汉帝国的领导者还来不及清剿邪教军的经验教训，黄天固然没立起来，苍天却死了。所以，中国历代朝廷对邪教造反都特别下心思，舍得花力气。 

第二波邪教暴乱发生在南北朝时期。

北朝拓跋魏的一个沙门“法庆”，自称是以“弥勒佛”下界，创立“大乘教”。大乘教的基本教义就是要信教者杀人，定期对信徒实行绩效考核，根据杀人多少，确定他在教内的地位。法庆以弥勒佛的身份说，信徒在教内的地位时刻在变动，但总的趋势是上升，加入大乘教就得杀人，杀人就自动升级。信教者的最终归宿的是成为佛或菩萨。佛高于菩萨，而佛与菩萨也分阶级，一级为“一住”。“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杀人积功”这套办法被历代邪教采用，一直到邪教全能神仍然奉行杀人积功的原则。信徒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极乐世界占据有利位置，就纷纷杀红了眼，成为杀人不眨眼的暴徒。这里需要特别指出，邪教杀人不限于对象目标。以法庆的大乘教为例，他们鼓吹的“杀一人”和“杀十人”并没有特定的指向，只要杀人，不管他杀的是什么人，老人、妇女还是小孩，教内教友或是官兵百姓，杀人就都积功，都升级。这也给邪教发动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信徒特别在意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一位全能神信徒在组织中的地位没有晋升，迁怒于自己的孩子，那小孩刚出生不久，就被自己的所谓母亲害死了。邪教徒们为了积功，就杀老弱妇女充数，自己的亲人是首选，因为杀这些人容易些，遭遇的抵抗小。他们这么干，更增加了社会秩序崩溃的危险性，形成宗教恐怖主义。 

这两波以后，中国的邪教作乱就更频繁了。东晋后期孙恩的“五斗米道”，以信道得长生引诱人入教，大批民众被孙恩诱惑，入教成为邪教军，跟黄巾军一样也达到几十万人。孙恩自称“征东将军”，设立各种高大上的官职，尚书、太尉、廷尉、都尉等等，宣布跟随他的信徒都能得到长生。“长生”的诱惑力太大，于是百姓蜂拥而起追随孙恩。孙恩趁东晋政权不稳、民心骚动之际，率众从海岛进攻会稽，杀会稽内史王凝之。浙江省大部分沦陷到邪教军手中，还有信徒潜伏在首都，随时接应孙恩的作乱军队。朝廷派重兵讨伐孙恩，孙恩决定撤退，这时发生的事情叫人毛骨悚然，可以看到邪教对人们的伤害之深。“其妇女有婴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婴儿投于水，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寻后就汝’”如果不是参加了邪教，哪个会这么丧心病狂！孙恩率男女二十余万口退入海岛。不久孙恩卷土重来，攻破广陵，一度逼近首都建康，政府加强沿海防务，邪教军给养困难，加以疫病流行，死者大半，孙恩投海自杀。信徒认为他在水里成了仙，是“水仙”，一百多人跟着他投水，追随他成水仙。 

隋朝邪教曾经发动一次未遂的夺宫事件。几个穿白色衣服的僧人，要进入皇宫行刺，杀死皇帝，自己称帝。这几个假僧人被盘查发现，就地正法，但这种简单直接的夺权方式却被复制。一千年后，清朝嘉庆年间，八卦教林清指挥二百人人攻打紫禁城。林清也有太监做内应，做内应的太监队伍头目得到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作太监总管，就像后来李莲英那样的地位。东西两个华门同时行动，可是东华门的一伙人因为与运煤车争道发生冲突，装在菜筐里的武器掉出来，大部分被擒。西华门孤军奋战，被全数歼灭。这件事给历史留下的教训有两点，第一，邪教的力量无法估量，可能在主流社会毫无觉察的时候，已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第二，邪教作乱与它的力量大小无关，它在任何情况下对社会都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两者合起来，就是，邪教一定会发动反社会的暴力活动，不管它有没有这个能力。 

宋代的邪教动乱以方腊影响最大。史书记载：“方腊生而数有妖异。一日临溪顾影，自见其冠服如王者，由此自负，遂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洞，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商贾辐辏。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结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方腊造反的基本群众是泼皮无赖之中最泼皮最无赖的一伙人。方腊要以邪教造反，同乡方有常派儿子上官府举报，方腊大怒，杀方有常一家42口，还将方有常祖墓挖掘毁尸，将穴内骨殖掘起，扔到粪池中浸泡一日一夜，再捞出来用白炭火将骨殖烧化，再把骨灰装进竹筒，上山抛洒，让它不留一点痕迹。史书说方腊“无德无功，大逆犯上，遂矢彝伦”。大逆犯上，指邪教造反。遂矢彝伦，指方腊杀族人，挖掘同族陵墓。总之，邪教一旦成邪，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方腊造反后，劫掠民女，收缴她们的衣服，藏在山中，昼夜凌辱。有些妇女逃出山洞，羞于回家，在山林中上吊自杀。史书说方腊被剿灭后，官军发现山中树上吊着数不清的裸体女尸。方腊是邪教中也少见的恶魔，这叫恶魔之尤。 

明代以后，邪教活动大爆发，邪教暴动更趋于频繁。明清两代邪教的主体思想是无生老母和弥勒佛，有的邪教分别信奉，有的邪教两个都信奉，把佛和道聚拢在一起，影响最大的是龙华会。龙华会的“宝卷”说：“老母在灵山八宝碧云宫中，分下九十六亿灵光，化生世界九十六亿人，是老母的九十六亿皇胎儿女。不料儿女们贪恋酒色财气不肯回头，沉落苦海。为娘的（无生老母）心急如焚，差下太上老君，化生三皇治世，初立青阳大会，度回二亿元灵归西，这是龙华初会。又待数千余年，又差释迦文佛化生犹太国中，转生皇太子，拜燃灯成其大道，初立红阳大道坐朝问道，后至印度国大开普度，度回二亿灵根，同登极乐。这是龙华第二会。今到三期末刼，祖母差下真武老祖，号为天真古佛，到中原化生贫寒之家，替弥勒治世，召开白阳大会，将九十二亿皇胎儿女全部度脱回天堂。此后老母不再派人来拯救世人，这是最后的机会。听来谁不是很耳熟？原来邪教都会这么说，我这个教是最后的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快来加入我的组织吧，快来练我的功吧，直到李洪志的“最后一着”，仍然在玩这个噱头。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佛功夫差，效率慢，两世道与佛总共才度脱四亿人，地上还有九十二亿人在苦海中挣扎。但是不要紧，弥勒佛来了，至于谁是弥勒佛，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了：谁说这话，谁就是弥勒佛。所以自北魏以来，有几百个弥勒佛出生在中国，纷纷加入度脱“九十二亿皇胎儿女”的行列。那么多的弥勒佛来过，为什么皇胎儿女还在这混乱的世界上煎熬着，到今天也还是九十二亿？可见那些“佛”都是假的，但是最后一个弥勒就是“我”，我肯定是真的。 

除了弥勒信仰和无生老母信仰，还有民间巫术发育成的邪教，如闻香教和圆顿教。明末王森在滦州创立闻香教，几年间信徒遍布中国北方各省。教主王森编造说，他曾救一个狐狸，“妖狐感恩，断尾相赠”，咬下自己的一段尾巴送给王森作报偿。狐狸尾巴有啥好处，原来狐尾有异香，王森根据狐狸尾巴创造一宗邪教，叫做“闻香教”。王森在各省指派首领，为他收取供奉，王森及其家族很快成为当地豪强，王家深沟高垒，俨然地方王国。闻香教本以炼丹为主，敛财是为了更好地支持炼丹，那段狐尾就是丹药的点睛之物，神奇无比。但后来王森又热衷于政治，于是放弃炼丹，专门敛财。组织教民暴乱，被朝延定为邪教，严加缉捕。嘉庆十九年，闻香教的支派收元教教徒方荣升在安徽印制经卷，并大量印制匿名帖子，广泛散发给各级官员及平民，鼓吹“三教应劫”、世界末日，朝延严令查禁，方荣升及为首35人被凌迟或斩决。朝延穷治方荣升案，捕获王氏族人为首传教者，有7人被凌迟，其他斩监侯及流放为奴充军者无数，闻香教邪教体系在大陆基本被摧毁。王森死后，三子王好贤继承教权，王好贤继承了教权，也继承了教主的政治野心，他与山东徐鸿儒等教内传头筹划起事，以夺取天下当皇帝。徐鸿儒等组织暴乱，暴乱被平定，王好贤携带妻妾儿子南逃。在扬州被捕，被押赴北京，凌迟处死。 

圆顿教是闻香教的一支，创立者姓张，人称“弓长老祖”。圆顿教它的特点就是宣扬“一步登天”。在清初已传布各地，成一大宗邪教，传至西北的一支，在当地民间各宗教中势力最强大也最活跃。教主王伏林早期借圆顿教诳骗钱财，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邪恶的迹象，入教者不聚集，只各自修炼，其教民也以正在“行善事”自居，时刻准备着白日飞升，一步登天。乾隆四十三年，王伏林突然决定武装暴动，教民及被裹胁者2000多人追随。王伏林自称有法力，宣称其母及妹原是上天神仙，助他成功，他不怕刀枪，不惧水火，也是神出鬼没神仙下凡，还会点物成金，入教者不愁吃穿，都能暴富。王伏林依仗人多势众，决定先攻河州，再攻兰州。陕甘总督派军围剿，刚一接战，叛军即溃散，王伏林及母、妹均毙命于乱军中，教徒及参战者千余人被杀。 

嘉庆六年，宝鸡、歧山一带圆顿教民又以“悄悄会”的名义聚众谋反，教主许诺事成后凡参与者皆可封为王公，或者当“飞天佛祖”，还是“一步登天”的老套路。官兵围剿，毙、俘及自杀者2500余人。嘉庆十年，教主石慈为了致富而传教，入教者出钱一二千或数十文不等，并借传经为名，行“滚丹”奸淫教内妇女。事发，石慈等一百余人被判处斩首、流放等各种刑罚。此后，圆顿邪教一直活跃在地下。民国年间圆顿教组织地痞流氓，成为汉奸别动队，还伙同一贯道等企图推翻共产党。近年来又仍然有圆顿教在活动，如许成江的圆顿法门。 

圆顿教也鼓吹自己的教派是人间“最后一着”，也是除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它在陕甘一代多次作乱，影响巨大。圆顿教的影响不止于此，它在20世纪成功复活，道教的炼丹已被证明是虚妄，圆顿教接过道教的内丹术，借用佛教的名词“圆顿”，以“一步登天”为诱饵，聚拢群众，形成强大的邪教声势，这就是20世纪风行中国二十年的伪气功。圆顿教的内丹，被后来的邪教主说成是气功，但基本要领不变。圆顿教说内丹修炼有十个步骤，这跟气功的修炼程序一致，效果一致，到第八步，几乎就是凡人中的神仙，与白日飞升只有一步之遥，这就能理解那些伪气功的迷恋着为什么要拼力维护气功和他们的教主，眼看着就要白日飞升，政府突然插一杠子，这算这么一回事？也能理解为什么教育转化比较难。他们在圆顿教的迷幻状态中得到从来没有过的美妙感觉，实际这是他们的精神吸毒，这样的吸毒，戒除比毒品戒除还困难。有些邪教痴迷者在本教瓦解后，仍然痴心不改，想方设法找到另一宗邪教继续迷信痴信，就像吸毒者，海洛因没了，就吸食鸦片或冰毒。从这个意义上上，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是很有道理的，至少在邪教痴迷者这里，这个结论很坚实。 

在中国创立领导邪教，妇女也不甘落后。陈硕真是唐中期一个巫女，她不甘寂寞，准备造反干大事业。为了扩大影响，陈硕真自称马上要羽化登仙，还煞有介事地与自己的乡邻诀别。她准备隐居一段日子后再以“神仙”的面目出现。她的姻亲章叔胤到处宣传陈硕真已经成仙，从天界重回人间，现在法力无边，变化莫测，能够驱使鬼神。种种神迹证明，章叔胤所言不虚。当然，这些神迹都是陈硕真和她的同党的装神弄鬼。这番宣传非常有效，陈硕真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陈硕真和章叔胤兵分两路，攻占桐庐，睦州等县城。陈硕真的两千人马就攻陷睦州首府及所属诸县，睦州各地的百姓群起响应，教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陈硕真乘胜进攻安徽，攻打歙州，声势浩大，于是陈硕真自称“文佳皇帝”，设置百官，严肃朝仪，俨然一代帝王。唐政府派大军镇压，陈硕真等人被俘，处斩。陈硕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称帝比武则天还早。尽管她的皇帝梦只作了一个月。当代邪教参与者或痴信者女性远远多于男性，从陈硕真事件可以看出若干端倪，在邪教组织中，女性的号召力有时候可能大于男性。 

陈硕真之后，女子兴妖造反的代有其人，王聪儿、唐赛儿、林黑儿，这些以妖术邪教举事的女子，都是陈硕真的“直系后裔”。 

明永乐年间，山东蒲台的一个乡下妇女唐赛儿，以算命打卦兼说媒为生，由于算卦比较灵验，被人吹捧为明星，于是自称“佛母”。佛母唐赛儿以当时流行的“白莲教”为旗帜造反，转战山东，官军不能制。唐赛儿当初未必想要造反，是自己的“神迹”把她自己煽动得信心爆棚。她一个乡下中年妇女，忽然成了神圣人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于是就相信自己确实不平凡，要干一番大事业。在中国，最大的事业当然是造反推翻当今皇上，自己取而代之。经过徒众的吹捧，还有自己的心理暗示，教主的野心膨胀，这里往往有一些偶然的事件在发生作用，比如出现某种“神迹”，昭示这位教主上应天命，下得民心，于是教主顺应天命举事作乱。有学者称他们“痴愚型犯罪”，这个团伙中人自身互相欺骗，结果互相被欺骗，自己的力量被无限地夸大了。 

清代的邪教教派众多，活动最为频繁。除了前边说的林清八卦教紫禁城夺宫事件，还有在各地发生的所谓“武装起义”。 

中国的有神论宗教实际表现为泛神论。所谓“泛神”，就是以人为中心，举凡所有的神灵都为我“工作”，我敬神是应当的，因为我需要神，神为我工作更是应当的，因为我需要神为我工作，如果神不为我工作，我自然不会拜它。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很容易为邪教利用，因为邪教的许诺厚重，对泛神主义者吸引力巨大。这些人逃扬归墨，或者逃墨归扬。扬子和墨子表面上截然对立，其实却相通。宗教和邪教，势不两立，但就每个人来说，不论是宗教者，还是邪教徒，都有可能发生立场的根本转换。（王清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著有《中国邪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