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高考

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首批大学新生入学距今正好40年。回想当年的高考，临近退休的我仍觉侥幸。作为一个世代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农民的儿子，正是那次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广播听到好消息

1977年7月，我从昭通地区第二中学（现并入市一中）高12班毕业，回到家乡昭通县前进公社青岗岭大队落水洞小队（今属青岗岭乡青岗岭村），很快投入农业生产劳动中去，一天辛辛苦苦挣10分工分，折合现金两角多钱。10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正汗流浃背地背着一背箩毛壳玉米棒子，艰难地跟着社员们往生产队保管室走着。此时，我从正在播送《午间新闻》的高音喇叭里突然听到一条新闻：为了尽快挽回“四人帮”造成的损失，使国家快出人才，国务院决定今年恢复高考制度，全国实行考试招收大学新生。只要政审通过，应（往）届高中毕业生，甚至只读过小学的青年男女都可报名参加这次高考。这一爆炸性消息，瞬间便在我们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传开了。七八个应（往）届毕业青年奔走相告，热切地盼望着后续消息。过了几天，我们几个青年人按照报考要求，各自写好申请书，一起到大队部盖了大红公章，又沿着昭大（昭通——大关）公路往北步行五公里，到了公社，小心翼翼地把这份申请书递到文教干部的手中，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接过我们的申请，文教干部还煞有介事地逐一看了一遍，夸我们写得好。返回小队后，大家便分头复习功课。

懵懵懂懂去复习

回想当年的高考复习，现在都还觉得辛酸。我们那帮报考青年，都是二十出头的劳动力，生产队不允许大家停下工来复习，白天必须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出工，晚上才能在家看看书。至于复习资料，更是少得可怜——只有前几年读初高中时那几本课本。听说昭通城里在办复习班，由地区几所中学的有名教师去辅导，但我们因要“出工”，且离城又远，只能望城兴叹了。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几个各自为政，胡乱翻阅着几本过时的课本，盲目地演算着习题，紧张地数着离12月中旬（考试时间）还有几天。

正当我一片茫然之时，有个亲戚捎口信来，叫我去城里找他，有话跟我说。噫，莫非是关乎复习资料的事？我怀着忐忑心情，急急步行二十多公里，到了昭通城。这个亲戚不是别人，是还在我的母校昭二中读高二的表弟张毅敏，他告诉我，因他父母都是小学老师，托熟人帮我弄到了一套复习资料，但有两科的还没印出来，待出来后又叫我去拿。于是，我喜出望外地得到了那套梦寐以求的“昭通版”高考复习资料。返回农村家里，我利用一切空隙时间，如饥似渴地复习、演算起来。碰到实在弄不懂的问题，我便把它累积起来，利用进城取书的机会，当面向表弟请教，直到弄懂为止。

我除了晚上复习，还在白天“见缝插针”。有时上坡去放羊，趁羊儿聚在一起专心啃草的时间，立即拿出书来看上一段，或者抓紧背诵两条名词解释，可谓劳动复习“两不误”。通过近两个月的抽空复习，我这个从未进过一天辅导班的“回乡知识青年”，勉强把那套复习资料捋了几遍，紧张地做着临考前的准备。

未戴手表丢考分

那年的高考，考试时间全国统一定在12月中旬，因是十年动乱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准备时间仓促，教育部就未全国统一命题，而是由各省自主制定试卷去考你那一片“天地”的学子。各省自主出题固然压力要小些，但有个不利于考生的最大弊端——那次高考，报考专业（学校）不是按考后分数去填报，而是报名填表时就一并填了，真正成了“一锤子买卖”。于是，为了谨慎起见，一个个学子都只敢压着报低档的学校和专业，否则就怕“打水漂”。

高考的头两天，我便步行到了昭通城，借住在东升街一个亲戚家。到昭通县招生办（设在毛货街天主教堂处）领到准考证，又去地区一中看了看考场。第二天天刚亮，我和一大群陌生的考生急急赶去。首场考试是语文。当卷子发下来时，我们甚觉惊奇：试题很少，只有两道。第一题是将文言文《人有亡斧者》断句（句读）并译成现代文，第二题是作文二选一，题目是“青松赞”和“攻书莫畏难”。一看题目，我多日悬着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觉得问题不大。那道文言文虽然我们那届学生没学过，但很熟悉，我能顺利译出，这25分没问题，干脆好好写作文，最后才翻译。主意一打定，我就选定那篇“攻书莫畏难”去认真写作。

因在学校时写作文习惯于打好草稿再誊抄，这次重大考试我也不例外，还是按部就班打好草稿，工工整整地往正式卷子上誊抄。由于事先没有借到手表，便把考试的关键一环——时间给忘了。当我正抄得起劲，并且只剩最后一小段时，监考老师突然发话：时间到，赶快交卷！我心里猛一怔：糟了，还有那“现成”的一题都没做！不管老师的再三催促，我还是忙着做题。刚要去翻译文言文，老师走过来抢走了我的试卷。“完了，完了！”我心里念叨着，眼望着老师拿走卷子，眼巴巴地让那本可捞个二十来分的“古译今”成了零鸡蛋“飞”走了，我的肠子都悔青了！经历了那次高考的惨痛教训，在十多年以后的生活中，不论对子女还是其他晚辈们，每逢遇到考试，我都要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考试不要紧张，做题先易后难，作文不消打草稿，随时注意时间——这是后话。

鉴于语文考试的惨痛教训，后几科的考试，我一拿到试卷，便先急急浏览一遍，从简单的题下手，一道道忙着解答，对那些较难的题也不放过，尽量试着作答。实在“啃不动”的，只好无奈地放弃。三天考试一结束，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乡去刨土疙瘩了，心中很笃定这次发挥不好肯定考不上。

家中二老时常宽慰我：这次考不上，还有下次嘛。经老人们一说，我内心好受多了。大概一个月以后，文教干部突然上门来说：接县招办电话通知，你被初选上了，最迟今天要赶进城去，参加明天的体检。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顿时懵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犹如“范进中举”一般。又过了一个月，居然得到了崭新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全省少数民族最高学府——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录取了！而同我一道去报考的其他几位同乡青年，一个都未录取。后来高中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你们班三十多个农村同学，只有你一个考上大学。我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

进到大学以后，同学们聊起来，我才发现大家都有相似的经历，大家都是靠自己多年的老底子应付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一场改变了我们个人命运的考试。我后来才知道，“七七级”高考，全国有570万名考生，但最终录取的人数不到5%，那一年也是高考恢复以来录取比例最低的一年。那次高考承载着太多的光荣与梦想，太多的记忆与情感，有的人直接从田头地边赶到考场，有的人携手儿女同进考场，有的人看完考试题就离开考场……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我们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作者供职于大关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