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的豆，洋的芋

◆任继敏

说起洋芋，特逗！土里吧唧的块茎竟然叫豆，好吧，土豆就土豆吧，可口头上一称呼“土豆”，却有一些酸不拉叽的绕口，反倒是洋芋叫起来更乡土味十足。大家叫洋芋的时候更像“土豆”，叫“土豆”的大多是外地人。

昭通有三样特产著名，洋芋、苹果和作家。

比较而言，洋芋最得人心。苹果是季节性水果，固然好，但当不了粮食当不得顿，重要性就降级了。作家呢，精神层面的象征意味多一些，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作家们的字对他们毫无用处。多年前有一天傍晚，我带着当时年幼的儿子顺着青年路往北向清官亭方向散步，一路上遇见三位南行的作家，每次打招呼完后都给儿子介绍这是作家某某某，三次过后，儿子说了一句“咋这么多作家？太猥琐了！”那时他特别喜欢用“猥琐”夸奖人，他的口头语是：“一个字：太猥琐了。”遇到有人好奇问：“明明是四个字！”儿子就会显出鄙夷的神情懒得搭理，小声咕哝“不懂幽默！”

这个“幽默”的孩子才说夸完昭通作家“太猥琐了”，走过去几米看见卖烧洋芋的，顿时停止打听某作家和他的作品，认真挑选了一个烧洋芋一路吃着向北走去。

昭通人对洋芋的挚爱超乎寻常。

三十多年前，我随家人去螃蟹河村的姨妈家玩，那时节青包谷刚成熟，新洋芋刚好可以尝新。当时的螃蟹河在郊区，出了北门的汽车总站还有十来公里路，全家十多口人浩浩荡荡走了十来公里路到了姨妈家。

这可忙坏了姨爹，又是煮腊肉，又是蒸米饭，完了还煮了一大锅甜面条，把大家吃得面面相觑。原来姨爹忙中出错把糖精当成味精放面条里面了。其实我们去姨妈家只想吃新洋芋和青包谷，可姨爹姨妈却竭尽所能地蒸出一大甑米饭来款待我们！

这时，姨妈家的小孙子开始生气不吃饭，嘟着小嘴坐在门槛上生气，大人们都不管他，只当他不懂事。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洋芋都没得，吃啥子饭！

“有这么多米饭和面条，你为啥不吃”？我很奇怪。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很少有米饭吃，一旦有机会吃米饭，我非得把自己吃撑到动弹不得不可，每次都担心这次吃了米饭，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盼到下一次。

“米饭和面条吃不饱！我要吃洋芋！”孩子阴沉着脸说。

嗯？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民的生活还很艰苦，米饭和面条才是待客才拿得出手的食物，洋芋是自己家过苦日子才吃的。这个孩子，过惯了苦日子，享不来福了！但我还是赶紧告诉姨妈和姨爹，孩子说没有洋芋他吃不饱。因为我们是冲着吃新洋芋来的。

姨爹说：不要理他，小娃娃不懂事，哪有客人来了吃洋芋的礼数！

但是，我们确实只想吃新洋芋和新包谷。再三申请，姨爹终于把他准备给我们带回家去的新洋芋焖了一大锅，粉黄细腻、裂口微绽、淀粉沙样闪亮的新洋芋，饱了我们的口福，满意而归。从此记住了那个只有洋芋才能吃饱肚子的小孩子，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已经人过中年的他是否还是只有吃洋芋才饱肚子？

其实，喜欢洋芋是因为它好吃，无关礼数无关贫富。洋芋也可以登大雅之堂，办成全“洋”席色彩缤纷。但我觉得，洋芋跟昭通酱才是绝配，已然是我的乡愁，外出离开昭通很短的时间，我都会思念这对绝配。

何以解忧，唯有洋芋！

2002至2003年我在北师大作访问学者，对北京的饮食不抱任何希望，离开昭通前想好了慰藉乡愁的预案——炒了一大瓶火腿酱带去，用昭通酱炒的火腿酱下洋芋最解馋。北京当然没有昭通洋芋，但想来：天下洋芋都一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2003年的端午节，我一个人在北京过，最想吃的就是洋芋抹昭通酱。物华天宝的京城，还真没有昭通洋芋，只得去超市买了四个替代品，确实是新洋芋，装在电热杯里满怀期望地等着它慢慢熟，心里不断地想象着抹上昭通火腿酱的新洋芋所特有的那份清香浓郁。

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浓郁的火腿酱抹上洋芋时确实有股子昭通味儿，但一口咬下去，完全不是昭通洋芋那种又粉又面的感觉，水分太重了，稀松的内质吃起来不舒服。

事实证明，洋芋还是昭通的好！

2016年夏天，冲着摩洛哥免签的优惠，我约了两人去摩洛哥旅行，因为其中一个同伴挑食，行囊里例外地准备了昭通酱、万和腐乳、大山包的炒面。摩洛哥的酒店免费供应早餐和晚餐，中餐需自备，因为中午都是在路上。开始几天我们都去当地餐馆进餐，品尝当地美食是旅行的一个目标嘛，必须认真完成。但几天下来，我们发现摩洛哥的餐厅风味差不多，主要的饮食都是烤肉和烤饼，我们的胃口不适应它们，天天吃受不了。

所幸的是摩洛哥的乡间到处都在卖洋葱和洋芋，沙漠地带能出产的作物有限。洋芋与昭通酱和乳腐是绝配，我们决定试一试摩洛哥的洋芋味道如何，就在路上买了一些洋芋，早晨起来先用热水壶煮好带上路。中午就玩自助午餐——洋芋配昭通酱！

给我们开车的阿拉伯裔司机也“入乡随俗”，被我们带着吃大山包的炒面，吃万和腐乳和昭通酱。我们一时想不起“乳腐”的英语如何翻译，就跟这个“老外”说“这是变坏的豆腐”“这是臭豆腐”“这是豆腐的老奶奶”“黄豆和辣椒结婚就是昭通酱”。司机吃得一惊一乍，在我们再三逼问下，他终于肯承认万和乳腐和昭通酱都“very good”。

老实说，摩洛哥的洋芋很有昭通洋芋的韧劲和糯甜，配上昭通酱，也不太能吃出差异来！即便远隔重洋，我们也要用昭通酱将摩洛哥的洋芋变成昭通洋芋。嘿，出了国也不会玩洋派，偏要整这种土到家的事情，只有我们昭通人吧！

当然，洋芋也并非真的完全“土”，也有浪漫的时候。

1989年，我参加大学里的征文比赛，投了一篇叫《冬日漫笔》的散文，获得二等奖，当时的惯例是将获奖作品抄写在墙报上供大家阅读，那时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印刷条件。肯屈尊站在墙边读的人也还不少，但确实没有指望有人会记得文章内容。

所谓漫笔者，东拉西扯发泄感慨而已。其中写到我在单身宿舍里弄了一个火盆胡乱烤几个洋芋闻其香味的情景，事情是真的，情调也是真的，不过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大致是：入冬以来，我弄了个火盆烧在屋里，虽是拳头大的火堆，却满屋温馨，揉和了无数宁静。一个人静静地围着火看看三毛的故事，读读培根的《人生论》，偶尔情之所至，烤上几个洋芋，用火钳慢慢地拨弄，不为饥饿，只为享受那份坦然和平静。

那时候作为文学发烧友，虽然获了学校的征文奖也开心，但过了也就忘记了。后来生活中虽然时时出现洋芋，却很少再产生文章中那种“醉翁之意不在烧洋芋”的情调，洋芋成了实实在在的洋芋。

过了十多年，有大学同学某君来昭通出差，招待他以丰盛的晚宴，酒过十巡有多之后，大家已经醺醺然，他却吵着要去逛街，完成他的一个心愿——亲自去吃昭通的烧洋芋。他说他无法忘记我的《冬日漫笔》那份烧洋芋的情节。

好吧，主随客便，昭通人自来好客豪爽，不就吃个烧洋芋嘛，再晚也要奉陪。一伙人带着微醺的酒意，在隆冬时节晃荡到陡街的天桥上时已近12点。烧洋芋的香气被凝固在陡街很低的空气里，随着劲风不经商量强势闯入口鼻，那股烧焦的洋芋皮与柴炭特有的烟气融和后形成的特有味道，浓得化不开似地钉在味觉和嗅觉的最敏感处，诱得人口水长流！一个字：芳香四溢，妙不可言。

其实，烧洋芋吃起来没有闻起来美妙，但大家在醉意朦胧中找寻的也并非完全是烧洋芋。主客双方都很尽兴：客人很得意多年后还记得某人的某篇作文里写过烧洋芋；主人得意多年后竟然有人记得自己的某篇作文里写过烧洋芋。

最土的豆叫洋芋，洋派的芋其实也是土豆，骨子里，始终就是土里长出来的一个“豆”，装什么情怀就随主人便了！

（作者系昭通学院教授、云南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