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骨髓的记忆

王文富

现在一日三餐不愁了，可以说想吃啥有啥。但在我家的餐桌上，每隔两三天就会有一碗麻辣洋芋条、青椒洋芋丝、煳辣椒洋芋片、油炸洋芋丁……其他菜可能有剩，洋芋类的绝对“光盘”，两三天不吃肉可以，若没洋芋做的菜，一家人就像连饭都吃不饱似的。

我家喜欢吃洋芋并不是今天的事儿，洋芋早已深入我的骨髓。顺着时空隧道，我回到了儿时吃麻辣洋芋的奢望中……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家住的那个生产队是矮二半山，主产包谷和水稻，田地除了水田坝、罗田坝、甘田坝金沙江边的甘蔗、红橘和黄果种不出来外，可以说种啥有啥，种洋芋产量还很高呢。可是生产队每年必须先完成国家下达的公余粮任务，粮管所只收包谷和稻谷，不收洋芋。秋收后，必须先将晒干扬净的包谷、稻谷背去交给粮管所拿回任务清单，余下的才能分配给社员人均每年一百二三十斤的口粮。唯有洋芋，当天从地里挖出来，傍晚分了就可以背回家或烧或煮随你的便。

生产队每年必须足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公余粮，因此，生产队舍不得用肥田沃土来种洋芋，只能将洋芋种在离村子较远、土质贫瘠、种包谷歉收的地里。还好，洋芋这种农作物却不“嫌贫爱肥”，也不择海拔高低，从海拔三四百米的金沙江边到两千多米的马楠山顶，它都能茁壮成长，只是成熟时间早晚而已，尽管如此，生产队每家一年也可分得两三千斤洋芋。因洋芋成熟较包谷、稻谷早两个月，洋芋为父老乡亲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

我家分的洋芋背回家后，母亲总是先捡个头小的刮去粗皮洗净，一刀两破，锅热后放进大拇指般大的两坨猪油炒几下撒上盐，掺水加盖，焖煮一会儿，水快烧干时再放进从屋檐下花椒树上摘的几串青花椒和辣椒面，一家八口人围着铁锅你一碗我一碗吃得真香啊。母亲说，她做的叫麻辣洋芋，她还听见我曾在几次梦话中都在说要吃她做的麻辣洋芋。的确，在吃肉叫“打牙祭”的年代，随时能吃到母亲做的麻辣洋芋便成了我的奢望。大多时候还是只能洋芋、南瓜、茄子、四季豆清水一锅烩，桌上一大碗剁碎的盐拌青辣椒，这就叫吃饭了，但我仍然吃洋芋胀到肚子疼。

高中毕业后，在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下，公社革委会指定我到离家百多里的蒿枝坝水文站接受再教育。报到后，殷站长说，水文站征有五亩地，除建站房外几乎荒芜着，打算抽空把地挖出来，明年春天种上洋芋、莲花白和白芸豆，大家吃菜就能自给了，你看行吗，你会种洋芋吗？我点了点头，说道：“文革开始那年我读四年级，学校停课三年我都参加生产队劳动，跟大人种过洋芋。”

第二年春天，我们与凤凰坝生产队以1斤大米换5斤米拉洋芋、1斤大米换1斤白芸豆的方式，换了300斤洋芋、20斤白芸豆种。凤凰坝生产队还无偿给我们提供羊粪，殷站长到昭通城出差顺便又买回了几把莲花白秧，几亩地差不多都种满了。凤凰坝生产队的洋芋只薅了一次，水文站的洋芋我们连续薅了三次，大大减少了野草与洋芋争肥的态势，我们的洋芋苗长势与边界相连生产队地里的形成了鲜明对比。端阳节前后，粗壮的绿油油的洋芋苗开出了争奇斗艳的白色、淡紫色的花，幽香一片，赢得成群结队去马楠参加花山节的苗族同胞啧啧称赞。

过了中秋，洋芋苗渐渐黄了，蒿枝坝河也慢慢从汛期进入枯水期。按规定，每天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各观察记录一次水位，每10天用流速仪测一次河床流量，我们有更多时间挖洋芋了。按照凤凰坝生产队苗族杨队长的指点，我们挖了三口窖，趁天气晴好，我们几个挖的挖、捡的捡，大家齐心协力，当第一场雪降临蒿枝坝的时候，我们的洋芋已窖藏五六天了。

洋芋，增进了水文站内部与凤凰坝各民族的团结。1977年夏天，那天中午我正在洋芋地里薅草，凤凰坝的老张匆匆忙忙到地里找我，“小王，我儿子病了五六天了，洋芋也不吃，今天突然叫我煮米稀饭给他吃，我给你再借一碗米。”他说着并从怀中掏出个二大碗，我丢下锄头拉着他的手快步往水文站走，并撮了满满一碗米给他。“家里洋芋也快没有了，等秋后队上分了洋芋，我背洋芋来还你。”我看见老张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别说了，快去熬稀饭给娃娃吃。”站长出差回来后，我向他作了汇报，站长说，我们这两年有洋芋吃，口粮也略有余积，凤凰坝家家都会饿饭，你做得对的，我们能帮到他们是完全应该的。

那年的冬天似乎要来得早些，农历九月间我们挖洋芋就感到有些冻手。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地里忙着挖洋芋，老张来到地里：“殷站长，我给你们背了一背洋芋放在站房门口，请收下。”他话声还没落，只见殷站长停下手中的活儿站直身子板着脸：“哪个要你的洋芋，不就是碗把米吗，小王已经给我说了，我表扬他做得对，每年你们这个队哪家洋芋够吃？腾窖装新洋芋，我们去年的洋芋从窖里刨出来的还有五六百斤呢，你快背回去，今后遇到啥困难了来水文站说一声，我们会……”还没等殷站长说完，老张大哭起来，“殷站长啊，我已第三次向你们借米了，我们不是亲戚，不是一个民族（老张是苗族），也不是一个县的人（蒿枝坝水文站位于大关县境内），但你们对哪家都不见外。再说，你们的定量供应也不多，那是你们的口粮啊，我都认得今年有七八家人来给你们借过米了，你们会饿饭的……”老张越哭越激动。殷站长一边说，“我们有洋芋，多吃几顿洋芋就是了”，一边示意我拉老张去把他的洋芋背回去。

的确，在那人们生活物质匮乏、每顿饭以“两”计算、亲兄弟吃饭粮食都要明算账的年代，因为有洋芋吃，我在蒿枝坝水文站工作四年从来没算过伙食账，也没有哪个说自己在伙食上吃了亏。雪风一吹，甜甜的烧洋芋、煮洋芋个个吃得乐呵呵的，那日子不让你留恋才怪……

（作者系昭通市水利局退休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