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洋芋情缘

◆张永权 

我出生在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东北部一个叫后山的贫困山区。也许是我们那儿的气候、土壤问题，不产洋芋，只出红苕。因此我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上大学时，才知道有洋芋这个东西。当时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一个工厂发表演说，宣扬他的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接着毛主席在他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以诗人的幽默讽刺他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赵朴初老先生也在他的散曲《某公三哭》中写道：“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填不满砂锅底”以回应。何谓土豆？有同学告诉我，就是马铃薯，也叫洋芋。我想，虽然“赫光头”的共产主义是假的，但他用土豆加牛肉来形容其共产主义，也说明土豆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在吃不饱肚子的年代，想它就想得清口水直流。

谁知直到大学毕业，来到云南乌蒙山的一个山角落，才第一次吃到了洋芋。

那时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都还没通车，我们几个穷学生便在四川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凑钱包了一张到云南拉货的破卡车，沿着艾芜南行的路线，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在乌蒙山的崇山峻岭中爬涉龟行，常常是大半天找不到一点吃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那是一个骄阳火辣的时节，司机见路边包谷地有个窝棚，便停下车来，说去找一碗水喝。只见里边有一个彝族老爹，正在火塘里烧着像红苕一样的东西。司机递给老爹一根春耕烟，说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娃是到云南去支援边疆建设的，一路上找不到东西吃，能不能卖我们几个烧洋芋？”啊！这就是我早就想吃的洋芋？此时，望着它焦黄的表皮，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真想伸手就去抓来吃。老人打量着我们，什么也没说，便把烧好的洋芋，全给了我们。我们喝着他砂锅里的开水，吃着烧洋芋，很是享受。老爹望着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相，脸上的皱纹流出了慈祥的笑容。

当时，我感到那种香甜，那种奇妙的滋味，无法言语。也许是第一次吃洋芋，也许是太饿的缘故，我觉得是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的食品。那种幸福感，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我们临走时，每人掏出一元钱给老爹，他摆摆手，坚决不要。直到我们离开，老爹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但他那美好善良的形象和凝结着彝族老人深情的烧洋芋，却一直伴随着我，成为一种永远的美好情结。50多年过去了，洋芋这一美的象征，让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爱去吃那儿的洋芋，凡是和洋芋有关的人和事，都吸引着我，让我着迷。

17年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带我去访问小凉山万格梁子高山上的一个彝族村子的洋芋种植大户阿苏天喊。一见面就让我吃惊，高大英武的身板，高挺的鼻梁，光芒四射的眼神，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汉子。此时他正用手机和四川大凉山的洋芋买主讨价还价，洪亮的声音四山回应：“老表，就是这个价了，一块也不少，你要是不要，明天内蒙的老板就全拉走了！”说完关掉手机，对我们说：“见笑了，做生意，没有点魄力不行！”我暗想到，我这个省级文学刊物的主编都还没有手机，他就现代化了，看来他真是种洋芋发了。他告诉我，这还是鲁若给他们带来的一条致富路。原来这里穷山深谷，山坡只能种洋芋，彝族人吃的也是洋芋。但世世代代种下去洋芋退化了，种出来的洋芋只有鸽蛋大。鲁若他们搞了个脱毒洋芋科研所，培育出脱毒洋芋原种，推广大家种。人们一看那些只有樱桃大小的种子，都不愿种。阿苏天喊说，他愿试试，结果那些小种子就变成了鹅蛋大、甚至拳头大的大洋芋，亩产也由过去的一两百斤，提高到3000多斤。榜样的力量比什么都管用，第二年整个村子、整个小凉山，都种上了脱毒洋芋。贫困的小凉山，也开始脱贫致富了，不少人卖洋芋，用洋芋换大米，用洋芋养猪，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我后来又去过几次万格梁子，不少人家靠种洋芋，新房、电视机、洗衣机、汽车也有了。一个瞎眼老奶奶，紧紧拉着鲁若的手，不住地喊着“鲁若洋芋，鲁若洋芋……”幸福的泪水涌出瞎眼，我也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

从老奶奶家出来，鲁若指着云雾山中的那些山坡梯地说：“这都是我们小凉山的美丽产业。”云雾随风散去，山坡梯地闪出一片片雪白的亮色，似大雪覆盖着群山，像银片在山坡上闪光。六月“飞雪”，飞出的是满山遍地的洋芋花。站在山上往下望，那雪白的花浪，仿佛使整个小凉山都滚动了起来。诗人动情了，自语道：“洋芋花，洋芋花，小凉山因你而美丽，你是小凉山最美的花。”

是啊，洋芋花，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望着这气势非凡的洋芋花浪、花潮、花山、花海，我突然又想起了50年前乌蒙山中那个送我们烧洋芋吃的彝族老爹，也许他早已离开人世，是他美好的情意使我第一次和洋芋结缘。我觉得，此时他就在这洋芋的花海花潮中，向我招手微笑呢。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原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边疆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