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期盼

◆施汝坤

五一前夕，父亲打电话来问我们放假回不回去，说是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二娃了，他很想孩子。父亲一般是不会轻易打电话问我们是否回家的，只有节假日才会这样。

父亲在老家农村也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打我记事起，隔三岔五就有人找上门来请父亲给他们在外面的亲人写信，或是帮他们写申请之类的文字。书写完毕，父亲都会给他们念上一遍，让他们核实所写内容与所表达的意思是否一致。这个时候，父亲颇为得意，显出几分文化人的姿态。而今，手机、微信取代了原有的书信，请父亲写书信的人寥寥无几。

父亲曾是一个教书匠，在挣工分吃饭的年代，他当过几年民办教师。后来，人民公社建起了发电厂，父亲便以村里少有的文化人的身份被安排到电厂发电。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发电厂停业，父亲完全成了一个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要是一直教书多好！”每当父亲与儿孙们讲述他的经历时，脸上总流露出失落的表情。

父亲的一生虽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对文化知识的向往和追求却一直孜孜不倦。他写得一手好字，即便现在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只要有人需要，他都会无偿帮人家誊写书稿，或帮邻居写香火和对联。每当我带回一两本书，他总是爱不释手孜孜阅读。

父亲总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于儿孙身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我和三姐用的作业本多是父亲用泛黄的绵纸剪切和装订的，作业本用完了，父亲就用柴炭在地上教我们写字、识字。上初中时，我离家到30余公里外的乡集镇中学就读，家里交不上伙食费，父亲就在学校附近一个姓李的亲戚家找了一间10平米的土房，让我自个儿生火做饭吃，免向学校交费，减轻家庭的负担。

那时不通公路，也雇不起驴马驮行李。我所生活的一切必备，诸如草帘子、铺盖之类，都必须大老远从家里背去。开学那一天，父亲一早就背着盛有锅碗瓢盆及磨好的包谷面、油等生活用具的大箩筐，送我上学。当赶到学校已是傍晚时分，父亲顾不上休息片刻，忙着给我打灶，还在周围的树林子里拾了一大箩筐干柴，教我生火做饭，收拾小屋。把我安顿好之后，父亲离开时，他佝偻着身子一步三回头地叮嘱我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好好念书。那时我12岁，是我第一次离家、离开父母生活，父亲不忍心我一个人在外，我也难舍父亲，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心里蛮不是滋味，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坚持鼓励，三年后，我以全乡镇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初中毕业、顺利考入师范，成为我们生产队第一个科班出身的师范生。

父亲的人生是平淡无奇的，但他对儿孙们寄予厚望，无止境地鼓励他们追求美好生活。我到城里工作后，为了替我照看孩子，他不得不离开了那片劳作了大半辈子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和我一起生活。他在城里没有一个朋友，每天除重复着把孩子安全地送进幼儿园，又安全地接回来，给孩子做饭外，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我因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很少注意到一个农村老人在这个城市的孤单与苦闷。但他毫无怨言，孩子的每一点进步，他都百般欣慰。

渐渐地，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和妻子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生活节奏加快，加之随着二娃的出世，精力分散，生活变得毫无规律。而父亲已到了耄耋之年，身体每况愈下，但每当我打电话询问他身体状况，他总是说：“没事的，小毛病，吃点药就好。”

去年，一场重感冒让父亲病得不轻，咳喘不止，我和哥哥毅然决定把父亲接来昭通城住院，为便于康复，父亲和我们住了半年多。而今，他又回到了他守候一辈子的小屋。

父亲最大的期盼，是子女们站得直、行得正、走得远，工作和学习有新的更大的进步。我们了解他对于我们的厚望，唯有加倍努力。

（作者供职于市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