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昭通新闻网
2018-02-24 11:18吴运强《眼底沧桑》对消失的家园的呼唤
夏玲a,夏坤b
(昭通学院 a.人文学院,b.艺术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吴运强小说反映了当代农民的生存困境,反映了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农的影响,展示了村民萎缩的精神状态,揭示了地理环境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敲响了自然生态遭遇破坏的警钟。
关键词:小说; 地域文化; 昭通文学; 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408(2016)01-0070-05
吴运强小说反映了当代农民的生存困境,反映了当代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农民的影响,展示了村民萎缩的精神状态,揭示了地理环境对人生存发展的影响,敲响了自然生态遭遇破坏的警钟。收入吴运强小说集《眼底沧桑》中的《爆炸》和《老子有钱了》两篇小说直击了当前民生重点热点问题,小说的笔触细致的面向野猪坪的村民的生存现状,写出了底层社会面对外在的环境危机和自身内部世界的精神危机,演出的一出出滑稽而让人心酸的故事。
可以说这个系列小说是底层小说,也可以说是社会问题小说。这两篇小说反映了在社会大环境中农业被围剿,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农业被层层围剿的现实,也可以反映出当前紧迫的保护土地资源与发展经济的矛盾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系列小说也可以视为生态小说。这两篇小说无论是在吴运强自己的小说中还是在昭通作家群的小说中应该都是上乘之作,目前它们的普遍性价值还是被低估的。
《爆炸》和《老子有钱了》以同一地点野猪坪为背景,出现同样的人物,两篇小说独立成篇,但人物、环境是相同的,构成了一个小系列。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野猪坪,是乌蒙山区典型而且常见的二半高山的自然村落,是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的村镇,贫瘠而封闭。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诗意的叙述语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是吴运强小说的一大特点。正如刘帮铭所说:“吴运强小说中描写的野猪坪(《爆炸》《老子有钱了》)、苦竹湾(《适彼乐郊》)、烟村(《香嫂》)、云湖(《大梦谁先觉》)、祝家村(《扬尘》)等,处处生长着蜀南的秀丽风光、透显着“三川半”的独特风味,连人物的对话语言也浸润着川味的泼辣、爽快、耿直。” [1]
在《爆炸》中,野猪坪村民们知道自己生存的地基出了杂症了,因为朱玉树滥开铅锌铜矿而发生下陷,房屋处于经常性的地震中,房屋开裂严重,意识到了生存危机,开始是恐慌,然后到狂欢,然后是无组织的向上反映,后在外乡来的冯雨娟老师的鼓动和帮助下,让记者来录像采访,后又在社长杨在山的带领下四处上访,向法院递诉状,然后都毫无效果,而且他们合法反映问题,反而遭到矿主的恐怖性的修理和报复,最后逼得村民叶树开等人抱起炸药包去炸煤矿。
《老子有钱了》写的是村民在金钱的诱惑和贫穷的重压下,集体出卖林地给朱玉树,以获得金钱上的富有,但是很快金钱被败光,原来林木丰茂的家园也陷入了生态恶化的困境,野猪坪遭受着干旱和洪水的袭击,林地和土地永远失去了,土地退化的同时,是人的生命力的萎缩,野猪坪彻底处于一片死寂的境况。即使他们中的有识之人兰晚田为了保留林地,“企图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相互勾结的官商面前,站成数百个大大的惊叹号!!!”,他进行了悲怆、顽强的抗争,先是牺牲了自己的名誉,后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未能挽回野猪坪永远消失的命运。兰晚田等人为生存抗争的失败让人遗憾,也为作品增加了悲壮的色彩。让读者意识到金钱不是农民的真正财富,青山绿水才是农民的真正财富。
吴运强的这两篇小说,动用了丰厚的民间文化资源,作者以平视的角度描写自己观察到的乡村社会,以自身从生活底层喷涌出来的生活体验为写作素材,作品厚重而风格独树一帜。两篇小说的基调都是凄凉的,也是滑稽的,呈现出浓重的地方性色彩和民间话语底色。
一、描写精神坍塌的乡村人际环境
地理环境的闭塞也导致人文环境的闭塞。野猪坪系列小说中发生的故事,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野猪坪在被朱玉树之流的掠夺式开发中,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而且它自身的小社会环境也相当的严酷,人际环境也恶化到极点。野猪坪的传统的社会结构处于风雨飘摇中,他们生存发展的阻力来自外在环境,也来自自身社会结构的破碎不堪,来自于自身内在世界正能量的微弱。
1、野猪坪衰败的乡村景象,和乡村中流氓痞子当道分不开。
小说中没有出场的朱玉树就是乡村最大的流氓痞子,他为了继续开矿发财,对野猪坪剪线断电、烧房子、毒杀牲口、放恶狗咬人、挖祖坟,而派出所和镇政府却纵容这些流氓,无非是怕影响全镇的财政收入,朱玉树这样的人在乡村“掌红吃黑,打屁都吹得燃火”,而镇长助理易来香实质上也是一个女流氓,这些人把持乡村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小说中的社长杨在山一出场就企图强奸小寡妇水珍,杨在山开口就是脏话,善于在“酱缸”里窝里斗窝里吃,在他领导下的野猪坪村民们不团结、不信任,面对灾难各自为政,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人际环境污浊野蛮,总体处于非理性化的人际关系土壤中。在这个精神的动物世界里,上上下下都是二流子当道,村民之间、村民与社长之间、村民与镇干部之间、村民和朱玉树之间弱肉强食。
2、乡村社会道德体系的坍塌加速了野猪坪的悲剧。
小说中的人物多有恶行,做出许多真实的荒谬行为。道德的滑坡良心的缺失是野猪坪步向文明空间的巨大障碍。
小说中展示了许多人物丑陋、病态、卑劣的生活情节,杨在山、李家龙、杨南富等许多人物的行为总是超越出了道德的底线,人物的性格因为道德纠结而变异,面对环境的压榨,利益的冲突,在美丑对峙、善恶交战中,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深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连杨南富也感叹“完了,完了,野猪坪的人全变成畜生了。”
甚至水珍这样的正面人物,也陷入了道德情感的迷失。在《爆炸》的开始,水珍智斗杨在山,但是,后来却主动的投入杨在山的怀抱,在小说的结局,水珍突然推门而入钻进了老公公的被窝。水珍等人的愤怒常常是双向的,既有对外在环境的愤怒,也有对自己的愤怒。
3、小说反映了乡村社会密集的利益冲突。
野猪坪人在物质生活上总体陷入贫困,利己地追求物质利益是村民的主流,村民们的粗俗下面是计算个人利益的精明。村民非常注重争夺眼前“针尖大”一点点的物质利益,为眼前利益常常打的头破血流。在出卖万亩林地的得到的眼前利益面前,村民认为“城里那些保护水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之类的口号,听起来简直就是奇闻。”把爱林爱山者视为异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密集,人和人的争斗时时起,有时甚至是莫名其妙就冲突起来了。为了利益,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性格残忍毒辣,显示出人性的阴暗。
二、立体刻画性格行为异化乡村人物
野猪坪的区域文化场的恶化,人心不古,在恶劣的小社会人际环境下,野猪坪人的心理状态、语言表达、行为方式和性格都有其落后的特点,总体呈现一种野性、利己、粗俗和卑下的特点,野猪坪村民的性格多是愚昧、残暴、阴冷、狭隘和自私的。小说对这些性格扭曲的人物后面的深层社会心理进行了揭示。对金钱、权力的崇拜,使得村民们的品性习性差,小农的小聪明、势利、粗俗、虚荣、贪婪,都在作品中以夸张、扭曲、变形、怪诞等手法表现了出来。正如宋家宏评论吴运强的《水师》中所说:“作家吴运强在他的小说中,在尽力消解着善恶相报的神秘力量,他在尽可能地寻找着善恶相报的现实因素。好人,善良的人,是自己修炼而成的,他能趋福避祸;恶人也是自己张狂横行而成的,累积恶行,终遭灭顶。[2]
1、是野猪坪人极度迷信权力,奴性人物多。
小说中的镇长们惦记的是“本钱没有捞足,官瘾没有过足”。连小小社长杨在山也滥用权力到极度,依据社长这个小小位置在村子里形成霸权,在行使社长的职责时,时时不忘占便宜,照顾亲属,一心想找就小妖精水珍搞到手。对权力的向往没有止境,卖林地时,杨在山想的是“老子有钱了,也向崔镇长那样耍耍威风、伸伸展展过盘官瘾。”
而小人物杨大吉、杨南富等人羡慕权力、贪图权力,对社长殷勤到家,捧红踏黑为能事,在小说中一个小社长的权力被这些人给神话了,村民们甚至为社长虚构出了若干他没有的权力。在村民的心目中权力的作用是巨大的,人的贵贱靠权力来标明。杨大吉、杨南富、李家龙等漫画式二杆子人物,坏点子歪主意极多,善于丢泼耍赖,见利忘义。
2、野猪坪人错位的金钱观最终把野猪坪葬送。
《在老子有钱了》中小说写出了村民们对金钱的向往崇拜,信奉“有钱是大哥”。感受到“自己有了钱身价就猛涨一下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人。”村民们有了钱就抛荒土地,在金钱使用上偏重与“好面子”“讲虚荣”,社长甚至还鼓励大家用钱“去尝尝欺负人的滋味。”,杨南富在宾馆“见人就发小费”,许多人得了钱,请阴阳先生搞整祖坟,还喜欢将钱用于玩花样、喝酒、斗地主和“脱开裤儿玩他妈个天昏地黑”。最后“疯狂的到休闲山庄赌博并争先恐后的入股”,卖林地的钱却被易来香设计骗走,最终“红不见白不见打了水漂”。
最为严重的是,野猪坪的地痞“有了几个臭钱就翘尾巴昧良心”,为了尽早拿到钱,为了顺利的出卖山林,为了阻止冯老师在网上发环保文章,不惜让良心喂狗,用种种方法吓唬劝止他们的冯老师,甚至设计企图往冯老师身上泼污水,逼得坚韧顽强地护林爱林种林的兰晚田引火自焚,干出一件件“自己挖坑埋自己的蠢事。”
3、野猪坪人民风强悍,暴力倾向严重。
小说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和人物的语言行为描写,写出了野猪坪人的野性勃勃。一方面这些人的生命力强悍,另一方面这种生命力最终被相互消耗。野猪坪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粗野蛮横,村民们负气好斗。不仅男性人物有事喜欢诉诸武力,群殴时有发生。女性人物也有蛮力、暴力的色彩。就连小说偏向正面描写的水珍也有泼妇的一面,她的倔强刚烈,也通过撒野、骂街来表现。两篇小说的结局都是暴力行为。
三、语言有鲜活的民间气息
维特根斯坦:“了解语言就是了解一种生活方式。” 语言显示出了人的地域生活方式、心理特点和思维特点。吴运强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心理通过生动的民间语言表现了出来。作者在写作时对民众生活中的语言有所选择,运用了川味十足的方言,不避俚俗通俗粗俗,也注意俏皮话、歇后语、顺口溜、俚语的运用,小说中歇后语的恰当使用,让环境、语境、情景达到了融合,同时也对乡村的一些民俗做了必要的展示,写出了乡村整体的亚文化氛围。
让小说人物说民间语言,不是作者对民间语言有特殊的偏好,而是这些人物来自民间,“一苗露水一苗草”,他们天然的说的就是民间语言,野猪坪的人如果不说民间语言,这些人物将是可疑的虚假的。
小说中描写出野猪坪非常普遍的骂文化现象,人物说脏话的数量巨大,除了外来者冯雨娟老师外,野猪坪人几乎是开口就是脏话。变态的生活环境里常常产生变态的生活情趣,变态的生活情趣也产生变态的民间亚文化。骂文化现象是地域文化贫瘠、人们精神空虚的表现。在小说中,野猪坪人以骂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宣泄方式,所有人物的语言都极为粗俗,张口就是骂人的口头禅,甚至对他们尊敬的冯老师,他们也常常有亵渎的语言和行为。
杨南富作为野猪坪的笑星,善于“日白扯把子”,用性事来说笑话,村民多以骂人作为乐事,也乐于用性事来相互取笑,他们在相互的咒骂中在说歪龙门阵中完成一种狂欢。小说中,底层语言的娱乐狂欢性得到了表现。作者冷静戏说的语调,引人发笑,也让人深思忧患。
在对地域文化实际丰厚的生活体验基础上,《爆炸》和《老子有钱了》对这些粗俗风气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许多年后,我们再来看,会是一种趣味性的有历史价值的记录。同时,对于小说的文学性来说,地域文化色彩平添了作品的厚度和力度。作品的文学风格与表现对象有关,文学风格是在其表达的人物和生活状态的地域土壤上滋生出来的,和写作对象的审美感性、生活趣味相关。对处于高寒二半山地域环境中的人的具体生存状态的体察,大量积累的这一具体时空中的生活素材,凝结成了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情感透射,形成了作者写作时的语言风格和情感基调。
四、叙述手法开放的现实主义
《爆炸》《老子有钱了》两篇小说是开放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中农村生活细节的描摹真实,对人物的表现有力度,可贵的是叙事之外故事和人物的后面还隐藏着作者的愤慨之笔,这两篇小说情节紧凑,叙事方法多样化,反映出二半山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和自然、社会、环境自身的心理的融合和对立,能够提示人们思考。“吴运强认为,自己之所以在小说界“打拼”初有小胜,一靠语言功,二靠老实的德性,这就是“只写自己熟悉的”。”[3]吴运强小说凝聚了他对写作对象的观察、思考和自己的切身体验,是贴着生命贴着大地贴着人气的写作。
此外,《眼底沧桑》头条小说《香嫂》也是一篇很成熟的作品,“作品表现“香嫂”的艰难人生,塑造了一个软弱又不失坚强、倍受压制又敢于挣扎、具有强大创造力又不缺温柔母性的女性形象,是一部“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4]“香嫂在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烟村里,在男性强权的现实中,被排挤于生活边缘,孤立无助,苦苦挣扎。但凭着她的坚强、自立和智慧,在“压制”中开始“挣扎”,在“顺应”中开始“反扑”,在“内化”中开始“反讽”。香嫂的成长就是中国女性的一部发展史:压制—挣扎—觉醒—创造—和谐。” [4]我还愿意把作者的另外以县城和苦竹湾为背景两篇小说《适彼乐郊》《最后的呼喊》看成和以上两篇小说有关联的系列。《爆炸》和《老子有钱了》写家园遭到破坏,而《适彼乐郊》《最后的呼喊》写的是重新寻找家园的移民。《适彼乐郊》以动物的视角来写家园失去的悲哀和悲凉,从狗的丰富世界来批评人的世界,具有寓言性,在人与狗的对比中,用狗的善良、执着、勇敢来对比人性的贪、恶、丑,全篇小说充满了浓重的乡愁,这篇小说的角度和写法在昭通的小说中有一定的创新性,小说对豹子和小黑两条狗的描写还很有一些武侠的风味,塑造了两个性格鲜明的动物形象。《最后的呼喊》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有生活趣味、有审美情感、机智、正义的移民老人形象,移民到县城的钱正经回到苦竹湾,秘密调查包工头何小东出天价购买小姨子潘莉红得稻草的用意,却了解到了儿子钱万车收取包工头贿赂后,帮助包工头在公路建设中偷工减料,在碎石下铺稻草,弄虚作假,以应付上面的检查后,前去阻止而发生的悲剧。这两篇小说同样给人反思忧患,情节安排和叙事上的转接自如也多有可取之处。
吴运强的这一系列小说在冷静书写的同时,注重戏剧性的营造,采用了许多有诙谐效果的修辞方法,如戏拟、搞笑、比拟、双关、夸张、反语、顶真、粘连、飞白等辞格运用,都能从民间口头文化中吸取养分,尤其是叙事中乐中有哀、笑中有泪的情感渗透,取得一种辛辣厚重的讽刺效果,让人掩卷沉思。同时,正如尹宗义评论吴运强的《厚德载物》中所说:吴运强的小说也是时代的产物,响应现实的呼吁,挺身而出,站成一面旗帜,飘扬出一种精神,传递一份情怀,表达一种思想。正能量的光芒璀璨夺目,不仅照亮了世道人心,也照亮了我们的美好梦想。[5]
吴运强的小说倍受四川文学界的重视,《四川文学》多次以头条推出他的作品,但在云南文学界对他的小说却没有足够的关注,正如《边疆文学.百家》推介他时所说:“吴运强在云南文坛尚属一个新的面孔,但是能在一年之间,在《四川文学》发两个头条,实属不易。我们选登的短篇小说《精神病记》,看似荒谬的故事看似荒谬的故事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 [6]吴运强的小说因为独特的内容环境选择、富有特点的语言和主题境界的表现,无论在昭通作家的小说中还是在云南小说家的小说中,应该是居于上乘的作品,目前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关于吴运强小说的弱点,评论家宋家宏指出:“吴运强对小说艺术的思考还不够深入,作者过多地照顾了纵向发展的关联性,而忽略了具体情节的艺术性展开,对具体情节缺乏更为生动细致的描写,使得具体情节的块状场境不够鲜明,也缺乏一些能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细节,而这是一部成功的小说必不可少的。” [2]对小说的写作艺术、写作方法的忽视,也是现依然在本土坚守的昭通小说家们共同的问题。我还认为,吴运强小说的主要问题是次要人物的雷同化扁平化,性格区别不明显。他小说中的独特性的代表性人物接近现实生活,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但主要人物的经历也有重复。另外,小说中有一些提前铺开的议论,也可以删除。
参考文献:
[1]刘邦铭.艺术的真实与创作的自由[J],绥江文学,2013,(3):30-32
[2]宋家宏.民间伦理的艺术呈现[J],昭通文学,2014,(1):40-43
[3] 艾自由.四个头条和一本书[J],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4,(1):76-80
[4]尹宗义.吴运强中篇小说《厚德载物》的正能量主旋律[J],绥江文学,2014,(1)
[5]冉隆中主编.昭通文学三十年[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202-205
[6]边疆文学.百家[J],2012,(3):卷首语
[7]吴运强.文学的魅力(创作谈)[J],绥江文学,2013,(3):32-35
[8]吴运强.眼底沧桑[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原刊于第38卷第1期Vol.38No.1昭通学院学报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2016年2月Feb.2016第70页到74页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文学的地域性”阶段性成果。(2015Y503)
作者简介:夏玲(1968— ),笔名夏吟,女,云南昭通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