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微观察：城市和乡村的生态价值观

    对社会中的任何个人、任何企业、任何秩序而言，存在于美德和商业动力之间的张力是无法消除的。新型城镇化之下，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同样面对着商业驱动和绿色未来的冲突。一直以来，人们的目光大量聚焦在城市和乡村如何相处的问题上面，实际上，城市的绿色未来是否有可能重现、乡村的绿色现在是否有机会保全才是具体的远见。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始前的11月26日，我又一次见到王石，这一次他代表的万科与冯仑的万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诸多民间组织联合召开主题为“从哥本哈根到巴黎”的发布会，用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改变大众对我们黑心开发商的看法”。

    正如美国作家阿伦·瓦兹在《心之道：致焦虑的年代》里对痛苦与时间描述的那样——“这就是人类的困境：意识的每一次增强都需要付出代价。不对痛苦更敏感，就无法对快乐变得更敏感。”

    一定意义上，王石所言的扭转大众对开发商的态度不仅仅局限于房地产开发商过去十几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获利，还包括未来绿色城市的营造过程中开发商如何扮演角色。这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除了提供大量的居住空间和商业空间、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外，还产生了大量的能源消耗，并且，相当一部分能源消耗是在建筑投入使用以后的过程中产生的。

    城市化让人们体验并享受到了生活的改善，同时，它也让人们感到了不安，而且这些不安通过呼吸极易察觉。

    当十面霾伏又来的时候，人们就会再一次考虑城市和乡村的绿色未来，因为城市和乡村的绿色未来事关每一个人的生死。因此，绿色文明和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就不只是王石们的个人选择了，这是整个中国如何面对城市化的现实考虑。

    一个显见的共识是，城市只有创新才有未来。不论是包容城市、绿色城市、人文城市、智慧城市，它们无一例外都对城市过去粗放的发展方式投了反对票，在其中生活的人们也猛然醒悟，渐渐不再对毫无用处的大空间充满好感，转身拥抱小而美的品质更高的生活场景，它们既包括功能混合的城市布局，也包括路网密集的小尺度的生活化街道。

    这种反复实际上不只是中国城市化的尴尬，早在1960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已经对当时美国城市的未来提出了警示，可是，正如阿伦·瓦兹所言，“在这个世界里，即使有最优的计划和安排，也会发生意外事件”，后来，底特律的破产仍然不可避免。

    归根结底，智慧城市的未来根本上需要解决的还是对空间的利用问题，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然而，中国大部分城市还是着重在城镇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服务上面，对产业层面和生活应用的考虑较少。11月27日，在麦肯锡公司联合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2015城市中国计划年度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徐宪平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他说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重经济轻质量，“重土地城镇化，轻人口城镇化”。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乡村和乡村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城镇化而真正参与社会分工，他们还没有真正享受到现代文明。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发展到68%-7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城市继续承袭过去粗放的发展态度，把城镇化看作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主要方式，那么，大城市病将越来越严重，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堵，距离紧凑城市的理想也越来越远。另外，“重土地城镇化，轻人口城镇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冲突，最直白剧烈但却又隐忍不发的矛盾还会继续体现在城市内部的老居民和新居民在基础公共服务不均上面，并且这些司空见惯的不平衡会让人们以为正常，一次又一次忽视，直到城市和乡村真正反目。

    其实，城市化的形式未必只有城市把乡村占领或改造这一种。也许，城市化可以有更理性、更理想也更友善的区分。一种是城市的城市化，它由城市中心自我修订和城市边缘村落的改造组成，它遵循的是城市自身的生理系统，目标倡导大同；一种是乡村的城镇化，它以改善居住方式为药引，它把信息化和城市化高度融合以后产生的生活品质的提升作为运行系统，运行奔向小康。

    不论哪一种方式的城市化，它们都隶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来实现。美国智慧城市联盟理事会主席Jesse Berst说：“智慧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迎来新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单独去实现这一点，没有哪个城市可以依靠自己来发展。”

    不过，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要交给自己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对现代社会而言，政府的政策、市场的创新、公众的参与是城市协调共治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就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合理的激励制度、与责任相匹配的资源保障、个体的能力和欢呼意识”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能形成有效的城市治理能力。

    但是，真正盘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活力以及彼此的连贯性还是要回归到空间的利用上面。某种意义上，现今城市文化的范畴内，消费是让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实现空间利用最有效协调的工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城市作为生产中心是普遍的认知，它增加了多样化服务，它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就业岗位，这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最初转移时的主要原因，甚至可以说，这是城市化最初的原因。然而，城市也会像瓜果一样逐渐成熟，它所提供的各种功能的服务就是最具体的商品。所以，现在农村人口对城市的热情不再是单纯的工作机会的提供，而是公共服务的可能。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郑思齐就认为，城市的角色慢慢从生产中心向消费中心发生了转变。

    清华大学曾经做过一项针对北京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交通、学校、绿地、空气质量都有很高的支付意愿，这些要素在房价里都可以体现出来（城市之间也是这样），有趣的现象是，1998年的时候交通、学校、绿地、空气等还都不是显著要素。

    而现在，城市正在改变它在人们心里的固有印象。早些时候，人们对城市的追求集中在私人品的投资上面，现在，人们对城市的热爱集中在地铁、空间、服务等公共产品层面的消费当中，这也是城市实现整体经济增长的优化，其核心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方向。

    事实上，消费城市或者说城市里的消费意识正在成为主流。在世界侨商中心的品牌发布会上，承担其整体规划设计的美国gensler建筑设计事务所在介绍这个由富华置地和世茂集团共同开发项目的产品定位时就提出了24小时城市综合焦点的商业概念，此外，还延伸出优客+、7-WALK、众筹等多维度、多角度的空间消费。这些对空间的使用性消费也是消费城市的一种，在一次对谈中，万科集团副总裁刘肖告诉我，人们未来的消费痛点还包括人与人之间互助式的服务、社区的文化和精神属性、社区中人交流的便利程度等等。所以，在竞争模式上，北京万科在推出了V-LINK，通过万科邻把服务和配套渗透到空间消费里面。

    “必须要有有质量的消费，才能引导有质量的增长”，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究其根本，消费最终是为了促进城市活力，尤其是让城市边缘地区的居民和流动在城市里的农民工市民化，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城市里的公共消费里面，而不是省吃俭用把收入悉数寄回老家翻盖房屋。他们在城市里飘忽不定，可是，当他们回归乡村时，又因为乡村要接受城镇化而无处安身。（作者 王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