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在昭讲述：姜亮夫先生的教诲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起，傅杰师从亮夫先生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校（杭州大学）任教并担任亮夫先生助手。

昭通，是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的故乡，而今天我参加的是昭通学院举办的“姜亮夫大讲坛”。今天还是姜亮夫先生115岁的生日，所以我特别激动。先生生在昭通，时间是1902年的5月19日，他在云南度过了半辈子，他年轻时外出求学，后回云南工作过，到了50年代去了杭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呆在杭州大学，直至93岁去世。今天，通过先生的一段日记、一篇轶文、一张便条讲述——

我是1983年本科毕业之后跟他读硕士，硕士毕业之后留在杭州大学，给他做了六年的助手，和先生的晚年接触很多，姜亮夫先生一生从事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对于楚辞学、语言学、敦煌学、历史学都有重要的贡献，留下了24卷《姜亮夫全集》。

一段日记

姜先生一生太丰富了，我今天想通过他年轻时候到晚年的几个侧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对我们的教诲。

我们大家先看一段姜先生的日记——

姜先生的履历非常的辉煌，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考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早年先生读书，他的毕业论文是王国维先生指导的，然后到上海工作的时候，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而在30年代他又去巴黎求学，本来想去读博士的，到巴黎后，全国都在抗战，看到了很多敦煌卷被大多人拿走了，他出于对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博士也不读了，每天就到图书馆、档案馆去抄巴黎卷子，他的敦煌学就是在那里植下根基的。

先生在巴黎的时候，看到法国人对他们传统文化的热爱、那种骄傲，他用的概念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讲究的是一个继承性，姜先生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历史的因力，这个日记都是他1935年的日记，当时他33岁，他就羡慕法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那种热爱，继承得那么好。

先生在日记里写道：

因此会想起东方的故国，一般所谓教上层的人，有几个不曾忘了自己的历史因力的，忘了历史因力，因此无自信之心，于是而天天随人之后，永无安定之机，则所谓百年大计，又从何时下手、何地下手，大家都走到彷徨歧途，无所事从之道，为社会中坚、群众领导的人既是如此，而真的群众又教育未普，知识低浅，不能择别是非得失，这样一个无目标、无计划的国家，安得不被人零敲碎打，且又岂仅零敲碎打吗？别人已建设了二三百年才有今日，我们即使追赶，此时也大来不及，况且还在睡梦昏昏，不知何时才醒，时间不待人，说不定真是亡国亡种的时候到了！

我现在的观察，我们这辈学者，和姜先生他们这辈学者，还是有差距的，他们人格那么光辉、学问那么渊博、成果那么丰富，主要的是动力不一样吧，姜先生这样的学者他的动力就是，研究传统文化，写我不能不写的书，都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他真是全身心投入进去的，中学时代他的眼镜就近视到800度，巴黎抄敦煌卷子的时候，卷子很麻烦，有的字很小、有的不好认，有的甚至要把上面粘贴的纸刮开，然后才能辨别是什么字，以那样近视的眼睛，天天到那里去抄卷子，后抄回了大量的敦煌卷，我跟他读书的时候，是1983年，他已经是一位82岁的老人了，后来他失去知觉，长期住进医院之前，一直到了90岁的前夕，都还天天在那里用功，以至于我的师母说，你的老师，只要给他一张带字的纸，他就会不停看啊看啊，他看书已形成了习惯，而且看书是很可怕的，就是书贴在眼睛上，这样上下移动，他这辈子就是这样看书的。

一篇轶文

1949年，姜先生出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到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打杂，包括粉刷墙壁这样的工作他都干。两年后，机会来了，杭州大学和很多大学给他发出邀请，因为我的师母喜欢杭州，一九五三年底举家来到杭州，在后来改名为杭州大学的杭州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五六年担任中文系主任。到杭州的三年间，他出版了《屈原赋校注》、《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等著作。

一九五七年，姜先生在杭州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是党外人士，他当时一腔热情，也开始发言了，他在浙江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们在编24卷姜亮夫全集的时候都没有发现，是我后来找出来的，所以我把他叫做一篇轶文，他说现在的学生太糟糕了，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写批判余平伯的文章，姜先生在文章里明确说，我看那些批评余平伯的人，连余平伯那点踏实的功夫都没有，只看到他们都是有组织的花枪而已，他还对解放以后我们的左倾文化路线提出反对意见，有人说屈原是封建文化的代表，昆曲只是封建余孽的游戏，根本不是艺术，姜先生在文章里都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而他还特别反对学术界的拉山头、搞帮派。

他在文章中举了很多例子，然后说这些例子如果发展下去，对中国的学术事业是有害无益的，然后他在对领导进行了一版篇幅的劝谏之后，他就开始劝告：我以一个老学者、老教师的身份，针对有想好好成为青年学者的青年学生说几句话，他在文章里对青年人提了4点要求：希望他们不投机，不取巧，行正路，走大道，做真正的“家”而不是幻影的“家”——

一戒狭隘。一个专家，必然要有宽博的知识，才能积累得厚，建筑得高，而且也才能批判自己所专的一家是否成家，而不落入主观、宗派、教条等主义中去。譬如现在许多学文学史的朋友，只想从思想入手，搞批评分析，而对字句“不求甚解”，历史常识少得可怜，搞诗的除诗外不知有散文词曲，搞宋代的人不知有六朝隋唐，结果是满口教条，而不能断原文之句。近来有很多文章，乃至于煌煌大著，中间句义尚不能明者，破句断章，所在多有。这是很可怜的。但报馆、出版社的编者，却被一大串的教条所蒙蔽。这是要提出来对青年的“家”们警告的。

二戒固执。一个专家，可能很执着他的成果，但他必然虚心承认他人的业绩，不必说对不同的专业应如此，即对同一专业，也不应轻蔑他人的成绩。现在学术界大有企图以一人之说统治一门的英雄，因而也有宗主之说，以自命属于某家为走卒偏军而不辞。希望青年的“家”，对一切派系，有虚心吸取的雅量，不要学还未成，而先学会一套捧人或踏人的本领。

三戒赶场。学术界要有争论，但争论必然要出于研究分析后提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争。临时拉凑点材料，赶一个热闹市场，以为是成名的终南捷径，甚至于在场上去露一露打手的本领，那就完了！跑江湖的术士，正在等着这样的“打手”；名是出了，什么“家”是做了，此一生也完了！

四戒标榜。师友之间的称誉，原也不太坏，但有的是以此作为个人向上爬的投资，作为一个宗派建立的方法，这是一切坏主义中最讨人喜欢的东西，尤其是青年同志，有人一捧，便上了九天云外而不自知，甚而乐不可支的并不少。

最后，先生呼吁青年“要远离这些坏主义的朋友，把这些现象记牢，而且看穿这些宗派主义者及一切坏主义者的伎俩，回头好好作一个最忠实的科学研究者”。

一张便条

祖安兄：

专题周易报告，无论如何请你讲完，为了孩子们，非为吾辈计也。特此即问近佳！

亮夫顿首 十一月十六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们教古典，好的学校还能教一点，很多学校的古典教学都有名无实，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一个真正的现实问题，中国真正能读古书的人已经不多了，再不培养后继的学生，以后中国的古籍就没有人能读得懂了。

当时陈云亲笔指示：要加强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队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乘势陆续成立了15所古籍与古典文献研究所。杭州大学的古籍研究所，在姜先生80多岁高龄的时候成立，他亲自任所长，我们83级6个学生是他第一批招录的学生。姜先生亲自制定培养方案，这个培养方案有几十页，他用毛笔写的有30多页，当时古籍研究所还给他线装，要读哪些书、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学习。姜先生的学问太广博了，他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亲炙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到沪上执教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出文入史，留下煌煌二十四卷文集，在多个领域都作出了贡献，于是不切实际地幻想把我们也培养成像他那样全面的学者。他手订了一个硕士生培养方案，除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屈原赋》等必读专书，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版本、校雠等必修课，还设置了《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文史通义》、《文心雕龙》、《国故论衡》等选修课及中国地理、中国逻辑学、中国艺术、中国农业、中国建筑、礼俗与民俗、中国古代社会、历代职官变迁、印度三宗论与佛教提纲等专题课。

先生还从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请过两位老师：一是中国美术史专家王伯敏先生，二是精于诗文、长于书法的章祖安先生，章祖安先生是姜先生杭大中文系五十年代的学生，姜先生约他来讲《周易》，许诺专车接送。那时候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出租车也很少。古籍所不可能有车，学校派了一两次之后，学校放出话来：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嘛，回来上课还用派车？于是，车被取消。而章先生脾气很大，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某段古典，他念出上句，点名让我们站起来接下句。虽然号称古文献专业研究生，我们真能读过几本古书？在我们瞠目结舌无地自容之际，他失望地向我们伤口上撒盐：“你们学古文献，这些书都没读过？”

随即电告古籍所管教务的老师，宣布中止授课。然后他就“骗”到了八十三岁的亮夫先生的毛笔手书，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张便条。80多岁的老师，为了6个学生，在学校配套工作没有的情况下，对以前教过的学生提出要求，为了孩子们，请无论如何把课讲完。我也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变成了年过半百的老教师。但看到姜先生昔日那“为了孩子们”的墨迹，仍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章先生检讨说：“于弟子言，此不啻一道圣旨，自然应命。我已从信中读出先生对不能调动小车之不快，又有想礼遇我而无奈的心态。先生的敬业，更反映出我的狭隘与傲慢。”

这张便条，就是姜先生为了学生呕心沥血的见证！

一次讲话

我三年硕士毕业之后，1986年留在了古籍研究所，然后姜先生又出了一个招，为了加速青年教师的成长，古籍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必须每年办一次读书报告会。1989年10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召开青年教师学术报告会，87岁的老先生不能全程参与报告会了，他已经很少出来露面了，但那天他在女婿的陪同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会场，在学术会报告之前，老先生说，我今天来看看大家，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我后来在文章里说，把先生的这次讲话，看作是先生的最后一次公开课，因为从那次以后，他就没有在这样的场合下出来了，我也把先生的这次讲话当作我们的精神遗嘱。

姜先生说，我们的学术与西方学术的概念是有些不同的，这点事情，我们应当有所了解，我们所谓的学术是学术里面有“道”，我们的学术是由“道”来贯穿的。这个“道”是观点立场问题。传统的“道”，现在看来是有些不适用了，但不是完全不适用。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关于孔子的学说。五四时期，吴又陵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当时我在读大学，对这话不太理解。后来，我慢慢体会，觉得孔子的话有些地方是有问题，有些不合时代了，所以要打倒。但是，孔子仍有许多话，到现在看，只要细心琢磨，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譬如这样两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意思是说，如果用政法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整顿他们，那么老百姓只是勉强听你的话，但是没有廉耻之心。孔子接着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那么老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先生说：每一种学术，都有它自己不可磨灭的“道”在，当然，这不可磨灭是一个时间概念，有的一万年不磨灭，有的一千年不磨灭，有的则可能几年后就磨灭了。他引前人关于读书有君子之学、有小人之学、有妾妇之学的名论，语重心长地希望大家“要把握住自己的‘道’，搞一些光明正大有价值的学问”。时间过了近三十年，先生也早已离去了，但他的话仍然回响在这个世界上，还是那样掷地有声。

我们中国传统学问以经学为代表，能把你带进学问领域的老师称为经师，而不但能教你学问，还能教你怎么做人的，比经师高一级的，是仁师，姜亮夫先生，不仅是一位经师、还是一位仁师，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位老师而自豪，昭通也因为拥有这样的一位大师而骄傲，在5年前，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校方叫我们几个学生给纪念活动写几个字，我写了八个字“鲁殿灵光，表式学人” ， 鲁殿灵光是一个典故，是最德高望重的学者，表式学人是学者的榜样，5年前在浙江大学参加那个纪念会，我已经觉得很有意义了，但今天来这里跟先生故乡的同学，在姜亮夫大讲堂中做这样一个交流，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我希望我在演讲中引用到姜先生的那些话，也能让同学们终身难忘！

昭通日报全媒体记者 高飞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编者说明：编发文章与录音有一定删改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