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城不是一天建成的

唐 靖

明嘉靖年间，曾在昭通置乌蒙军民府，并建土城于天梯（今旧圃镇土城村），遗址虽依稀可见，但具体情形已因雍正九年的兵燹毁坏而无法细考。战乱平息后，总督鄂尔泰上奏称：乌蒙者，乌暗蒙蔽之谓也，“不昭不通之甚者”，奏请“举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雍正上谕：改乌蒙府为昭通府，设附郭恩安县。

1732年，鄂尔泰会同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拨款，并委任昭通知府徐德裕主持、广南知府陈克复协办，修建昭通府新城。

城工未动，风水先行。地形、地势、风向、水源等一切布置，都需要预先规划。于是，从晋宁请来了两位熟谙风水的先生作顾问，为新城选址出力。经二人一番考察，最后选定“于龙山之阳二木那”修筑新城。“龙山”，即龙洞一带山脉，旧称“九龙山”，相传为昭通城的镇山；“二木那”即今昭阳区古城所在地。新址选定，便按朝廷批准的规划方案实施。大的项目有城池、衙署、街巷、水源、附城路桥等等。

城池工程进展很快，“不遑逾年”，已基本完固。新城池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稍长，东西略短，城池面积0.23平方公里。周围有城墙，周长2781.4米，平均厚4米。内侧墙高3.5米，用条石砌成；外侧墙高3.9米，墙脚用条石砌，墙身用大砖砌成，砖厚5寸；内外墙间填土夯实。城墙上筑有1245个城垛，垛座高0.7米，垛口高0.9米。城东、南、西、北方各有一座城门，上面建有城楼，东西南北四门经鄂总督亲撰《昭通四门记》命名，引经据典，分别为“抚镇门”、“济川门”、“敉宁门”、“趣马门”。四门各建一座券洞炮台，城墙上共建有6座炮楼。城东、南、西三面城墙脚下开凿护城河，宽、深各3.33米。年长日久，城墙常有倒塌，难免经常修补改造。比如同治七年（1868），就重修西北和西南城墙；光绪二十年（1894），重修东北城墙。抗战军兴，日机曾两次空袭昭通。1940年前后，为防空疏散之便，新开三道城门，即小南门、小西门、小北门，于是整个城池就有七门之多。新开三门未设城楼，小西门之门楣石镌刻有“朱提古县”四字。

与城池同步建设的，还有办公的衙署。当时的昭通，“文则有府，统乎五属；武则有镇，辖乎六营”，是滇东北衙门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在建城之初，便对府、镇、县、游四署优先规划，衙门选址均在“地势宏敞”之处，结构也尽显高大。例如最高军事长官的镇署，首任总兵徐成贞在雍正九年造城之前，就预选今辕门口所在地的城内中心最高点，作为自己的总兵衙门，主要建筑有辕门、大堂、箭道、花厅及紫云亭、来鹤楼等楼亭、水池、湖石、花园等，居高临下，虎视四方。知府衙门，在济川门内宁尔街（今毛货街所在处），头门、仪门坐东向西，以内各厅均坐北向南。主要建筑有头门三楹、仪门三楹、大堂五楹、社祠三楹、东书房八间、花厅五间、西书房五间，廊房、府仓、马厩等数十间。恩安县衙门，在今天崇义街昭通宾馆处，主要建筑有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书房、内宅、射圃等。

国家祭典有什么意义，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但在传统中国，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另一方面，祭祀孔子的文庙，旁边往往还会配置考试的贡院与子弟学习的书院等多种职能机构。因而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衙门。昭通最早的书院是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于雍正九年（1731年）开办的昭阳书院。院址在城郊八仙营。为了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徐成贞在昭阳书院碑记中特别强调开办书院在治乱化俗方面的政治意义：“盖去其椎髻，易以衣冠；去其巢窟，易以室庐；去其戈矛，易以揖让；去其剽掠，易以讴吟。”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昭阳书院迁至城内文庙，并更名“凤池”，故迹即今昭通老实验中学内。

再说街道。雍正十年首批规划建设的街道，包括南北向的福禄街（今朝阳街）、怀远街，东西向的文渊街、永固街，4条街构成一个“口”字形。街道宽4米，无人行道，砂土路面。以后就按这4条街的规格，不断向东西或南北延伸续建，初步形成城区大升街、丰乐街、源泉街、日升街、宁尔街、金汤街、集贤街等街巷36条，纵横交错，闾里井然。

有人居住，便须有饮水之处。建城后，居民凿井取水饮用。城内水井有南门井、街头井、龙王井、北门井，还有二道池、四道池、五道池、利济池。乾隆二十八年（1763），扩建利济池，用条石镶砌。池深2.33米，周长129.33米，面积641.2平方米，可容水1490立方，更名“下水塘”（位于北顺城原服务大楼处）。乾隆三十八年（1773），在川主庙前城脚下（今北顺城街北头）建上水塘（又名头堰池），用条石镶砌，周长112.17米，面积1735平方米，深2米，可容水3470立方米。嘉庆十三年（1808），在城西北利济河修拦河坝名“官坝”，开凿水沟名“官沟”，在西北角挖水池名“三多塘”。从此，龙洞水经利济河沿官沟流入三多塘、上水塘、下水塘，供城内居民汲饮。民国初年，人们又在东门外小河边修东门大井（原东城派出所处），南门外菜园地内修南门大井，供城东、南居民饮用。城西居民则在利济河内淘取砂井水。民国后的1942年，因此前官坝被洪水冲坏，市民捐款另筑大龙洞至八角亭的引水明沟。沟道用石头和砂灰砌成，沟边种桑树，同时修建引水渡槽（25孔桥）和八角亭水池。1943年完工后，龙洞水改经25孔桥渡槽流入八角亭水池、上水塘、下水塘，原三多塘则改建为清官亭公园。

昭通府建城正赶上滇铜京运的好机遇。当其时，清廷为保证铸币原料并维持市面稳定，对昭通、东川的银铜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极为宽松的政策，银铜业鼎盛一时，外运京铜也极大地推动了昭通水陆交通、集镇建设，使昭通成为滇川黔毗邻地区最为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商旅辐辏，皆悦而藏于市”。乾隆年间，全国各地来昭通从事矿产开采和进行商贸的商人前赴后继。这些旅居昭通的各乡人士，利用乡土情谊在城内纷纷修建同乡会馆，昭通古城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会馆之都”。先后建成的川主庙（四川会馆）、陕西庙（西安会馆）、雷神庙（江西会馆）、妈祖庙（福建会馆）、黑神庙（贵州会馆）等数十个规模宏大的会馆，在昭通古城形成了丰富的清代中国古建筑群落，也是解读昭通清代商业发展史最好的教材。如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永安街的陕西庙，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整个建筑采用中原建筑风格，造型秀雅，布局气势宏大，对应中国传统建筑四合五天井的特点，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栏杆上的精美石刻维妙维肖，至今仍清晰可见。

可以说，乾隆时期奠定的昭通府城基本格局，经嘉庆、道光两朝承继微调，全城风物胜景相继完成，此后直到民国时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昭通古城旧照，可以触摸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