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地而生——巍山之行补记

◆汪 舒

公元794年6月，唐代都城长安。

袁滋一行在炎热的夏天出发，赶往地处西南边陲的南诏。风餐露宿历时近4个月，经四川、过昭通、进入南诏。

袁滋，字德深。这位仕途止于湖南观察使的唐代官员，出使南诏时，唐德宗李适任命其为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唐时期的祠部郎中大概为文职官员，而御史中丞则相当于现今的检察官员。生于公元749年的袁滋正当壮年，《旧唐书》列传称袁滋“工篆籀书，雅有大法”，但“袁滋书迹，世传极少”。这使他途经昭通盐津豆沙关（唐称石门关）的摩崖石刻弥足珍贵——

“大唐贞元十年 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 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简单叙述了使团成员及出使目的，但其背后是一段边疆民族发展的历史。至于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本身“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历史作用当属后话。

作为一名关注文化的新闻记者，我曾到达盐津豆沙关，对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上的文字始终是模糊和不经意的，模糊和不经意间，历史的印迹或许会在一个人的认知层面戛然而止。直到丙申仲秋，在地处巍山古城东南10公里许的巍宝山暂短驻足后，萌发了寻找盐津豆沙关和巍山巍宝山之间的某种关联和不同。

关于南诏，云南南诏研究中心编、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南诏史论》有助于每一个外来者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对我而言，离开巍山很久之后，在一个僻静的乡村，晚上九时左右，村民们相继关闭灯光后，黑夜的微风中，《南诏史论》呈现给我一个民族从兴起、强盛到衰落的脉络。

唐初，云南洱海地区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邓睒诏、施浪诏、蒙舍诏等六个大的乌蛮部落，历史文献称为六诏。因为蒙舍诏在蒙舍川（现巍山坝子），位于在其他各诏的南边，所以就称为南诏。蒙舍诏是蒙氏舍龙及其子细奴逻建立的，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蒙舍龙病故，细奴逻继位，以“独奉唐朝为正朔”的亲唐路线，历经逻盛、盛逻皮、皮逻阁时代逐渐强大。

公元738年，皮逻阁完成了统一六诏大业，被唐王朝册封为云南王，政治意义上的南诏因此诞生。在此过程中，唐王朝鼎力支持南诏统一，旨在抵御吐蕃（西藏）于西南边陲之外，随着南诏的建立，南诏成为唐王朝抵御吐蕃的重要屏障，从而控制了西南地区。

公元748年，皮逻阁之子阁逻凤继位，袭云南王，通过人口迁徙等举措，完全控制了滇东，取代了唐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这让唐王朝坐立不安，随着南诏势力扩大，为“天宝战争”埋下伏笔。公元751、公元753年、公元754年，三次“天宝战争”最终以唐王朝失败而告终。

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安史之乱”，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南诏完成了对云南的控制，成为唐王朝的严重边患，但南诏的强大也给自己埋下祸端。

公元778年，阁逻凤逝世，其子凤伽异英年早逝，其孙异牟寻继位南诏王。

袁滋题记摩崖石刻提及的异牟寻此时24岁。《旧唐书》记载其“颇知书，有才智，善抚众”。但是，才华出众的南诏王异牟寻并未过上几天安稳日子，继位的第二年冬天，吐蕃赞普调南诏出兵，一同攻打唐王朝属地西川，南诏、吐蕃大败而归。更为要命的是，吐蕃将失败原因归罪于南诏，结盟多年南诏吐蕃之间又生间隙。在此背景下，异牟寻派出使臣分三路向长安出发求和，此时的唐王朝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已作出“南通云南”的战略调整，以此牵制吐蕃。

公元793年，南诏归唐，异牟寻恢复云南王称号。

公元794年，袁滋出使南诏，赐异牟寻“贞元册南诏印”。 袁滋对异牟寻说：“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承也”。

无疑，唐王朝与南诏、唐王朝与吐蕃、吐蕃与南诏之间的关系，袁滋的认识十分清醒。作为伴随唐王朝相始终的南诏，无论开放或者封闭、战争或者和平、兼并或者独立，有迹可循诸多事件凸显的是强者“多元一统”的战略思想。遗憾的是，袁滋并未如愿。南诏经历了十三代王，自异牟寻之后，在寻阁劝、劝龙利晟、晟丰佑、佑世隆、隆舜、舜化贞统治时期，南诏开始逐步走向衰落，一言不合就打仗的南诏，连年战争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经济危机直接带来政治危机。公元902年，郑买嗣发动兵变，屠杀蒙氏家族800余人，自立为王，更名为大长和国，南诏灭亡。蒙氏家族结束对洱海地区250余年的统治，一段恢宏巨制的历史留给后人一声叹息。

从昭通盐津到大理巍山，经过茶马古道的官道，袁滋使团沿着这条隐藏在云南大山大水中的古道，于9月下旬到达南诏古国，受到隆重欢迎，南诏与唐王朝40余年的抗衡宣告结束。

袁滋路过的山水间，现今是现代化的高速路。2016年9月5日傍晚，湛蓝的天空中几朵晚霞俯视着巍山这片神秘的土地，依附着这片土地上的建筑物那么低矮，从远处看，好似一个古老的村庄，与大地之间贴合得那么紧实。夜晚到古城闲逛，巍山县政协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一家金融单位修建办公楼规划10层楼高，最终没得到通过。按照巍山县城的发展规划，建筑物楼层不超过3层，究其原因是要和古城的风貌保持协调。

到巍山，巍宝山是必去的地方。巍山是南诏古国发祥地，巍宝山则是南诏文化的中心。作为云南三大文化发祥地之一，如果说昭通的朱提文化以汉文化为主，那么，大理的南诏文化则是融合了佛教、道教及土主教的文化多元。

翌日，抵达巍宝山。初建于唐南诏土主庙坐落在古木参天的山间。现在看到的土主庙经过了明、清以来的多次维修，具有唐建筑风格的大殿、偏殿、厢房为后来扩建。大殿立细奴逻像，偏殿分别祭细奴逻父母和其妻白族三公主，两厢祭十二代王和凤伽异，凤伽异因病早逝没继位南诏王。在土主庙讲解南诏历史、讲述南诏十三代王的不是导游，而是彝族作家只廉清，南诏250年的历史似乎储存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娓娓道来显得清晰而精彩。离开巍山不久，只廉清邮寄给我两本文化散文《指路——南诏千古之谜》及《千年土主》，前者揭开巍山彝族千年不变的古老丧葬习俗深藏的秘密，后者在于揭示南诏的根源文化在于土主崇拜。《指路——南诏千古之谜》封三上有一句话：只要有光，再远的路，都看得清走得远。

厚重的历史、古朴的民风是巍山留给我的印象。离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历史如何呈现、文化如何传承？或许巍山以及那里生活着的人们会给出答案。

朴实无华的南诏土主庙是彝族最早的总土主庙，是彝族子民寻根祭祖的圣地，高度浓缩了南诏的历史与文化。“问南诏五百里山河，寸土皆非，归来福地洞天，不忘昔日耕耘处；与李唐十三传终始，雄图何在，似此闲云野鹤，获遂当年崖穴心”。南诏土主庙山门上的一副对联，默默地向每一个来访者倾诉还未烟消云散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