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乃“吏之本”

刘英团

“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廉”，既是人对财利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生态。有“廉”即有“贪”，“贪”是“廉”的对立物，“贪”不仅使人堕落，还会导致政权毁灭。因权臣费仲接受周人贿赂，被释放的周文王灭了商纣王朝。周厉王因重用贪臣荣夷公而被臣民赶下台，周幽王因贪享乐、重贪臣而身死国灭，把“赫赫宗周”给断送了。

“贪”，国之大害。《诗经》把贪官污吏比作“硕鼠”，晏子更是比作“社鼠”、“猛狗”。“馋夫佞臣在君侧，若社之有鼠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周礼·天官·冢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就是说，官员的政绩考核，惟“廉”乃“吏之本”。

廉，为官为政之基。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淫暴寇，乱盗贼”，“根儿”就在官员“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所以，历来的开明之世都严于奉法治吏，对贪官污吏的渎职失职行为，无不给予严惩，轻则降级、革职、留任、罚俸、强制退休，重则以律治罪。如，唐以后的律文无不明确规定，“应贡举而不贡举，以及贡举非人，一律治罪”。举荐不但是法定义务，还要有一双“慧眼”。举荐非人，也是治罪。

廉，治国治民之纲。“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孟子比韩非子说的更透彻，甚至有点“危言耸听”。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廉”的根本在于法治，“法者，天下之大道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法律是治国惩贪的总法则，只有“正法以治官”，才能使“百吏畏法循绳”。历史上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都与“正法治官”分不开。反之，法纪不行则吏治败坏，乃至王朝覆灭。所以，“廉者，政之本也”，犹如“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矣”。如果“硕鼠”不除，则是“国之常患”。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色塞尔·P·亨廷顿曾指出：“要减少腐败，一方面要把官员的行为规范标准降低到恰当的程度，另一方面需要使官员的行为有所改善，以适应这些规范”。如何使官员的行为有所改善？从战国时就设立的御史之职功不可没。尤其是魏晋以后，御史不但可以“风闻言事”，还“掌邦国刑典宪章之政令”，不但有权弹劾百官，还参与大狱的鞫讯。明清时期，中央监察机关为都察院，“主纠察内外百司之官”，巡按御史，“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当然，尽管御史的任免不受吏部的干预。但如果百官有罪，御史中丞失纠，不但要免官，还要处以重罚。从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弄权玩职的御史被拉出午门立斩的不在少数。对于监察御史的作用，唐睿宗有段精彩的点评：“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御史之职也。政之理乱，实由此焉。”

贪敛钱财，毁家害国。唐太宗李世民曾言，“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字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李世民的论述纵然是放在今天，也不乏积极意义。所以，还以李世民在《论贪鄙》中的话告诫为官为政者，“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中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