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案后记：钱仁凤不再只是一个名字

2016年7月8日下午，在省高院内举行钱仁风申请国家赔偿案听证会，

省高院副院长、赔偿委员会主任田成有代表云南省高院向钱仁凤道歉

都市时报记者 资渔

2015年12月21日下午，钱仁凤拉着律师杨柱和哥哥的手走出法院大门

钱仁凤在亲人的带领下回家 资料图片

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故事里充满着传奇与命运的痕迹。

他们不妥协，无论是对抗漫长的时间、强大的权力，还是谁都不曾想到的意外。

事到如今，他们的名字，已与那一个个坚韧的故事紧紧相连，打动人心。

他们是：钱仁凤、杨维峻、李小斌、曹盛。

按说，这些故事早已是过去时。可总有人问，如今，他们还好吗？

我们一直关注他们，新年伊始，我们再次报道他们，是为回答。

愿这些故事激励你我，一路向前。

以2015年12月21日为标志，钱仁凤重获自由已有一年零13天。这一年，她“经历了很多正常人都会经历的事”，她工作、恋爱、交际，学会坐电梯和公交车，她逐渐进入自己的社会角色，就像普通人一样。这一年，她不断地和过去留下的阴影对抗，她急切地想和过去的痛苦剥离开来，她已为新生活做了许多筹谋。“钱仁凤”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它有了内涵，象征和标签。

与生活磨合

经过一年的历练，钱仁凤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在处理事务上，都成熟、稳定多了。

去年的这个时候，钱仁凤的眼前还是一片迷茫。她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有时候仰头看天，有飞机划过我就想，这一辈子如果能坐着飞机飞一次，我死也值了。”现在，她不仅坐了飞机，还学会在网上买机票，她对这一年里自己的变化很是满意。

以2015年12月21日为界，钱仁凤重获自由已有一年零13天。2016年2月27日，钱仁凤前往一千多公里外的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在一家国企的职工宿舍楼当宿管员，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接受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她对于孤身前往异乡的恐惧始终难以驱散，堂侄钱伦荣和律师杨柱劝说好久，她才答应先去广州看看。钱伦荣还记得，他将三嬢嬢送到单位后离开没多久，就接到她的电话，她差点哭起来。

就像钱伦荣看到的那样，经过一年的历练，钱仁凤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在处理事务上，都成熟、稳定多了。“这次回家办酒席，基本上都是她在操心。”钱仁凤对自己的事不再“生分”，“爸爸年纪大了，哥哥又不在家，我自己的事情得我自己操心了。”村里有人结婚，她主动送上红包。她已经完全进入长辈的角色，关心后辈的生活和孩子们的学业，钱伦荣觉得，她正在变得“世故”——这个词儿用来表现逐渐显露在钱仁凤身上的世俗人情，再合适不过。

但同时你还会发现，在愈加通晓人情世故之外，钱仁凤身上的棱角也愈加分明。这看似矛盾，却不难理解。

“其实我挺讨厌当年的自己，如果17岁的我能像现在的我一样，不是自己做的事情坚决不承认，我就不会受那些苦。那时候的我只想活下去。”因为“认罪”而身陷囹圄之中，钱仁凤将无处排解的痛苦加到自己身上。“我恨自己当年怎么那么天真那么单纯，恨自己幼稚地相信法律会公平公正，恨自己的妥协和懦弱。当时如果换作是10多年以后的我，就算活活打死，我也不会认那个罪。”她郑重地表态，“所以现在我不会再妥协，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对别人的错误，她不留情面。即便是领导的宿舍，卫生不过关她照样拍照发微信群，点名批评。哪怕发生冲突，她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止一个人告诉她：“你的坚持是对的，但是你的方式要改进，要会保护自己。”同事们说：“钱姐，你太固执了。”她回答：“我不固执就没有今天。”

尽管如此，她仍然需要做出权衡。她所要面临的是，她因为对过去不够坚韧的意志的弥补所树立起来的坚定的原则，不得不向实际面对的工作、生活做一些妥协。她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12年12月16日，在钱家人努力了很久的申诉被驳回之后，钱仁凤从狱中给钱伦荣打来电话，告诉他要放弃申诉，“我怕影响你的家庭”。彼时，她没有任何婚恋经验，却知道权衡他人婚姻的利害。

与过去拉锯

许多普通人随手能及的小事，在她那里都是一种磕绊，她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沮丧归因于青春的被动缺失。

钱仁凤说：“我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心情不好。”让她坏了心情的，并不是这些小事本身，而是由它们而牵动的对那场牢狱之灾的记忆。许多普通人随手能及的小事，在她那里都是一种磕绊，她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沮丧归因于青春的被动缺失。每当此时，她就跌进永远矗立在过去的痛苦的黑洞，拼命挣扎。在解释这些若非有过相似经历就很难掐准的情绪时，她欲言又止。她急切地想要摆脱过去的影响，这样的反复拉锯将持续一段时日。

12月14日，钱仁凤在朋友圈里转发了聂树斌父母申请1390万国家赔偿的新闻，她说：“1390万，又能补偿什么？

可是，现实呢？赔偿机关会给1390万吗？”8月9日，她在朋友圈发过一条消息，“什么扯淡赔偿，原谅我不想接电话的心情。”

打了多年交道的杨柱明白她的心思，他看得出来，国家赔偿的实际数额出来后，钱仁凤情绪一直很低落，赔偿申请中的955万和实际所得172万之间的巨大落差，让她难以接受，此前她对现实状况太乐观了。“过去我们怎么说的？钱拿到拿不到再说，最重要的是把人弄出来，”杨柱提醒她回想，他尽可能给予宽慰，“我工作20年，都没有存下20多万。”

在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的时候，杨柱就知道，赔偿金的数额不会低于150万，也不会高出太多。他最初拟定的申请金额是300多万，之后，同案律师杨名跨将这个金额提到900多万。作为律师，他们都是有“私心”的，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别有考量——借此推动《国家赔偿法》的改革，或者说，就算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也能借势吸引更多关注。

这一年，钱仁凤的家乡巧家县崇溪乡南团村的变化不算特别显眼，但足以让人记住——去年她进村时走的那条全村人一起努力开凿在崖边的车道，已全部硬化为水泥路面，村里许多人家新起了砖房，钱仁凤筹划着明年也给家里盖上新房，“听说会有补贴”。山脚下曾经淹过杨柱车子的马树河滩上正在架桥，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村里开始发展产业。能得到云南省扶贫办的关注，杨柱认为，这肯定与钱仁凤在全国引起的震动有关系，“我和她给她的家乡带来了很大的效益”。

这一年，钱仁凤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工作、生活、恋爱，时间紧紧凑凑，她没有多余的功夫去回想过去的是非。11月底拿到国家赔偿款后，她特意请假回了一趟老家，一来在家摆酒席，对曾经给予她帮助的人表示谢意；二来，钱家过去欠下的许多人情、债务，都需要偿还。她为此支出将近70万，几乎占国家赔偿的一半。

等待赔偿款到账的那段时间里，她格外焦虑，那种心情让她想起曾经在狱中等待申诉结果时的煎熬，感觉几乎如出一辙。起初她并不在意，但身边总有亲戚、朋友或出于关心或出于好奇问上一句：“你那个赔偿款怎么样啊？”旁人的随口一说，她听进心里就是一粒石子，激起一道轻微的涟漪，后来，许多道涟漪叠加，掀起惊涛骇浪，无意识的关心强化了她的心理负担。

为新生活谋

钱仁凤急于和过去做一个了结，无论是设宴答谢还是偿还债务，都是她为与过去剥离所做的努力。

12月初，钱仁凤处理完了几乎所有与案子有关的事宜，心里无比轻松，“之前总是觉得压力很大，大到喘不过气来”，她再也不用带着负疚请假往回跑了。现在，她正在岗位上安心工作等待春节假期，这个季节的广州比云南暖和不少，她很喜欢。

她还有一桩未了心愿，她想找时间回趟家，把名字改回“钱仁凤”——新申领的身份证上她叫“钱仁风”，这个官方名讳总让她想起那桩噩运，她更喜欢从小被父母唤了无数遍的、后来以坚韧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名字，钱仁凤。“钱仁凤”涵盖了她所有坚强不屈的抗争，“钱仁风”则让她惶恐。

她和内心的胆怯、懦弱抗争，因此她更愿意在公众面前塑造一个励志、坚强的形象，这种塑造如同心理暗示，她不断地借此强化自己内心的坚韧。她喜欢那句话：“没有谁能打败你，除了你自己。”杨柱回想起办案最难的那段日子：“钱仁凤申诉了那么多次，如果我翻不了案，她也没可能减刑了。”他那时很敏感地捕捉到狱中人那丝失望和不能言说的怪怨，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他们都咬牙坚持下来了，谁都没有再提起过去那些绝望的时刻。钱仁凤负责坚强，杨柱负责执着，他说：“鸟儿都想把羽毛漂亮的一面展示出来。”

钱仁凤收获的所有敬重和佩服，都让她更加坚信，之前所有的苦头和抗争都是对的。她得到许多乡邻的宽慰，“现在好了，苦都到头了。”但他们看见的，全是她的过去。也正因此，钱仁凤急于和过去做一个了结，无论是设宴答谢还是偿还债务，都是她为与过去剥离所做的努力，都是她为新生活所做的筹谋。

她在不断地触摸新生活，也是在12月初，她的朋友圈多了一条微店的链接。她对微商好奇，就花了一下午时间注册了一家店，弄好了之后却失了兴趣，随即又将它关掉了。眼下她正在商量和堂侄合伙开一家网店，就卖家乡的土特产，以后日子还长，她总要做些打算。

钱仁凤案点燃的希望

杨柱成功翻了钱仁凤的冤案，也点燃了许多人的希望，他们远道而来，带着稀奇古怪的案情。

一个星期前，一个从深圳来的中年人辗转找到钱仁凤的单位，想从她那里要杨柱的电话，他也想洗刷自己的冤屈。钱伦荣也没少被打扰，自从钱仁凤成功翻案后，许多人都想找杨柱，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钱伦荣说：“从我这里要走电话的，至少有10个人。”

很多人都希望杨柱能帮助翻案，他如实相告：“有她这命的人只有万分之一，其他人没这么幸运。”他说，有段时间钱仁凤的案子通过正规司法渠道已经实在走不下去了，他偶然有了机会得以将其曝光，才有了今天。可即便有了如此高的曝光率，杨柱依然无可奈何，他感到悲观、绝望。“中央电视台都做了三期50分钟的节目，居然都无法让真凶伏法。”他在心里给钱仁凤的案子打上“中国法制半失败”的标签，即便意义相去无几，他也不愿意用“半成功”来修饰，他不甘心，“即便举国关注，也只能做到释放，而不能追凶”。

这一年来，他又接了不少冤案，他仍旧执着：“如果每个人都浑浑噩噩，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不安全了。”找他的人太多，他不得不定下免费接案的三个原则——案件中出现死亡、嫌疑人被判无期、确实贫困。杨柱成功翻了钱仁凤的冤案，也点燃了许多人的希望，他们远道而来，带着稀奇古怪的案情，有为“文革”期间消失的骨灰而来的，有为10多年前惨死的儿子申冤的，还有来上访的。

但案件太多，“多如牛毛，无期徒刑以下的案件铺天盖地，”杨柱慨叹自己分身乏术。回想一年来的种种，他坐在新东家位于北京路繁华地段的办公室里，双眼盯着窗外的虚空，慢慢地说：“有时候我觉得被人过分厚爱了。”从那里，可以看见他的上一家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办公大楼，他在那里工作了近20年。

在许多个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钱仁凤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名公众人物。钱伦荣觉得，“钱仁凤”这三个字除了是一个名字之外，它还背负了更为深远和宽广的社会意义，钱仁凤和杨柱分别成为一些人心中追求正义的化身。“一个农村女孩，因为一桩冤案被媒体关注，被大家知道”，他认为，蕴含在这个名字背后的不懈坚持，让许多人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再去南团村，不知怎么的，杨柱从村民身上端详出一股扬眉吐气的自信，就好像说：“我钱家人是不可欺的。”杨柱说，据他所知，在崇溪乡有过三起投毒案，其中两个嫌疑人已被执行死刑，钱仁凤判无期，已翻案获释。

新的信念

在她心里，任何人、任何事都跳不开一个理，即讲道理。

2016年，因为推动钱仁凤案件复查再审，杨柱入选“CCTV2016年度法治人物”，在12月4日晚的颁奖典礼上，杨柱的获奖感言实在不像一句感言——一个大国，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担当，既不让一个无辜的人永远蒙冤，更不让真凶永远逍遥法外。这句话在电视节目播出时被删减。

“在台上我错拿了法官的奖牌，法官错拿了检察官的奖牌，检察官错拿了律师的奖牌。”他一直对当晚的这个小插曲津津乐道，半开玩笑道：“律师既然领了法官的牌子，查清真相当然是责任了，所以我继续呼吁缉凶。”颁奖典礼彩排的时候，同为该案复查再审推动团队领奖代表的云南省高院法官，在领奖台上不慎把衣服扣子掉了，杨柱总觉得，这些都是宿命的暗示。

在外人看来，到2016年11月25日为止，以钱仁凤收到全部国家赔偿金为标志，这个案子正式结束了，可杨柱还不能释怀：“当事人已经释放了，但无罪，追凶，问责，我只完成了一步。”他在案件背后发现公权力的影子，但难以撼动。钱仁凤无罪释放后，有不少人向他写信、打电话，希望介绍钱仁凤当女朋友，杨柱一概回复：“我不是他爹！”他们不关心钱仁凤，他们只关心她的钱，杨柱为这些阴暗的心机愤恨。

吃尽了苦，又从法律的辩证逻辑中受益脱身，钱仁凤的心中早已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有道理就是法律，没道理就不是。”在她心里，任何人、任何事都跳不开一个理，即讲道理。出狱后她一直坚持的信念没有变——任何地方任何职业都有好人有坏人。好在现在她有个协警男朋友，他可以用自己有限的办案经验教她如何“去伪存真”。

钱伦荣还在读书的时候，没少听大人们讨论三嬢嬢的案子，“那时候人们都觉得，既然公安都出面了肯定就是真的”，时至今日，真相大白后，同情之外，钱伦荣发觉他们的心理也在悄然变化。上小学的女儿曾问他：“警察里面也有坏人吗？怎么不是三奶奶做的还会把她抓进去。”钱伦荣不知道怎么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有颗种子已在女儿心中发了芽。

在钱仁凤为数不多的回家路途中，她记得有一次经过马树河滩上的一座便桥时，就是多年前她走出大山时跨过的那座桥，她听见有人在议论，“谁不认识钱仁凤啊”，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成为人们的谈资，成为一些人关心社会和舆论的自我标榜，她无法说清那是种什么感受。“我不喜欢出人头地，”她只能接受事情本身的发展，“我相信，选择坚强活下去才是对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她打算在明年结婚。她的婚姻观很朴素，“互相尊重，好好过日子”。她一方面说既然结了婚就要对婚姻负责，另一方面又不无任性地补充了一句：“结婚以后能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就算。”不少人觉得她的婚姻进程有点太快了，毕竟她进入社会的时间还不长，与男朋友的交往时间更短，她回答：“生活就是这样，我也不是十七八岁，我也有老人要养，我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都市时报记者 辛亚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