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日报：我的文学起跑线

万吉星

从1996年9月7日在昭通报发表文学处女作《一棵野草》算起，我与昭通日报结缘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许多人和事都已时过境迁，但与这张小报的情缘却像一坛陈年的老酒，当时光之手揭开记忆的封条，便有一股醇香久久萦绕在心头。

在昭通卫校读书那几年，班里订了一份昭通报，一周只有三四期，还不是日报。等报纸传到我的手上时，往往已经破烂不堪。那时这张四开小报对我们造成无比吸引力的是副刊上的诗歌散文，在那个被文学围困得无路可逃的时代，我们通常不会去关心政治和经济，只在意报纸副刊上的文学作品。那时曾一个人偷偷地想：如果哪天能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那该有多么的了不起啊！

就冲着这个年轻的梦想，总在那些孤独的夜晚，把夜色般沉重而寂寞的心情演译成文字，在如豆的灯火下，倾听心灵与诗歌的缠绵。写得多了，便想发表，想出人头地。于是省吃俭用买了一大沓信封和邮票，开始向昭通报投稿，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是偶尔有几次，收到署名为陈丽的编辑退稿信，上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但光是那个报社的专用牛皮纸信封，也足够让我激动几天。

终于在一个周末，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亲自去报社给编辑送稿。揣着自己工工整整认真抄写的几篇散文，来到位于迎丰路的昭通日报大楼下。在门外徘徊了无数次，但脚却不敢向大门口迈去，总是装成过路的样子故作轻松地从门前走过去，走几十米后，又转身走过来，每每经过大门边时，眼睛便往院子里瞄，像做贼一样，心扑通扑通跳得很厉害。终于在徘徊了十多次，并左右反复看了确定没有熟人时，我迈进了大门。“站住，做什么的？”看门老头冷不丁的一声询问，把我吓了一大跳，结结巴巴半天才说清楚我是来投稿的。看门老头坐在门卫室里，烤着回风炉，头也没抬说：“今天周末，不上班，周一再来吧。”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报社周末不上班。

后来，我就上课时逃课去报社送稿子。像只无头苍蝇乱碰乱撞，最后找到了通联部，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男人接待了我。我有些紧张地站在他的办公桌前，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显得比较恭敬一点。双手把比自己衣服还干净的稿子双手递上去，说：“老师，我是昭通卫校的学生，写了几篇散文，想向昭通报投稿。”“你是昭通卫校的？”他把头从办公桌上的一堆信件中抬起来，眼睛透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上方的空隙中瞄了我一眼，语气很和蔼地说道：“真巧啊，我也是昭通卫校毕业的，你算是小师弟了。”

后面的谈话气氛就相对要融洽了许多，我从谈话中知道了他叫黄训云。没想到在报社遇到了校友，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临走时，他笑笑说：“我只负责收稿子，具体用不用要看编辑。”虽然那次自己送去的稿子最终也没能发表，但他的态度和微笑毕竟给了我许多安慰和鼓励。此后，我又经常去找他送稿子，他也偶尔帮我提点修改意见。每次走出报社的大门，我都很留恋地回头多看几眼。在一个文学少年的心中，这幢贴着深褐色墙砖的大楼，就是一座遥不可及的神圣殿堂。

1996年新学期开学不久，我那时已经是昭通卫校医士专业四年级的学生了，正准备到地区人民医院实习。那个傍晚，正无聊地躺在宿舍的床上和几个同学看书聊天，班主任王凤宽老师走了进来。他扬了扬手中的一张报纸，对我说：“万吉星你文章写得好的嘛！还是四版头条哦。”我迫不及待地接过那张昭通报，在四版，在那篇名叫《一棵野草》的散文下面居中位置，我的名字第一次被印成了铅字。我反复看了几次，确定那是我写的文章。那一刻，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幸福和喜悦的泪。为了这一天，我等了好多年。

那一夜，我从自己本来拮据的生活费中很慷慨地拿出十多元钱，买了一瓶廉价的苞谷酒、几包花生米，请舍友们小搓了一顿。我第一次醉了，醉得那样心甘情愿。躺在床上，手里还一直拿着那张昭通报，反反复复一字一句地读了很多遍也不肯睡去。我想，当时在睡梦中应该也是带着笑容的。直到今日，时隔二十年，虽然已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了十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我还是最喜欢珍藏在剪报夹里那张有些泛黄的1996年9月7日的昭通报，没事的时候，我总喜欢拿出来静静地读一读，慢慢回味那张陈旧的报纸带给我的感动与怀念。

从那以后，我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而昭通日报，也成了我的文学起跑线。在随后的日子里，昭通日报又陆续刊发了我创作的《卖烧洋芋的女人》、《走进大自然》等数十篇豆腐块。在我经历一次次投稿失败，几乎想放弃文学梦想的时候，昭通日报给了我希望，给了我一个平台，更加坚定了我当一名作家的梦想。站在昭通日报的肩上，我看到了更高更远的天空。

之后，我不管岁月怎么改变，不管环境怎么改变，我都没有放弃给昭通日报投稿。

昭通卫校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牛栏江畔的巧家县六合乡计生办。地处干热河谷地带的六合乡夏天热得起火，有时气温高达40多度，特别在室内，就像进了蒸笼。没有空调，仅有一台电风扇，无聊地蹲在桌上摇头晃脑，但吹出来的也是热风。就在这样的夜晚，我光着上身，肩上搭条湿毛巾，坐在办公桌前写散文诗歌，写关于本乡本县的新闻报道。于是昭通日报上开始频繁出现我的名字，在当地，我成了大家心目中的笔杆子。

两年后，内心对文学的狂热与执着让我放下手术刀，凭借昭通日报给我带来的一点知名度，改行到了离县城仅二十多公里的金沙江畔的金塘乡，在乡政府谋得文书一职。再后来，县领导通过我发表在报纸上的大量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以及连续几年被评为昭通日报优秀通讯员的一点小名气，相中了我，借调到县委办公室做了一名秘书。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每一步成长，身后都有昭通日报的影子。

如今，离开昭通寄居昆明已经六年，再也嗅不到昭通日报的那股墨香了。但我还是喜欢在网络上，点开那个熟悉的网址，透过虚拟的空间，去品味家乡的那份怀念、那缕乡情。偶尔，通过刘建忠老师的约稿，在昭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小散文，也依然感到激动和自豪，就像二十年前与昭通日报的那份初恋，时间越久，香味越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