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华诞 唱响百年”征文作品选｜⑧让扎西走到全国去 （曹阜金）

作为一个生于扎西、长在扎西的威信人，我对扎西有种歉疚。因为扎西乃至“扎西会议”给了我很多滋养，而我至今无以为报。我一直想讲一讲扎西的故事，讲一讲1935年2月的扎西，讲一讲人们眼中的“扎西会议”，让扎西早日走到全国去。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23日诞生的一百年来，她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高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一直在前进，留下了无数的红色故事。“扎西会议”就是这无数红色故事中看似平常却又影响深远的一个故事。

要讲好“扎西会议”的故事，必须把“扎西会议”放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中来审视，才能看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如果沿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点再出发，或者重走一次长征路，或者以扎西为圆心，以红色为半径，去梳理一下中国的红色记忆，需要走的地方很多，而我走得太慢、走得太少。有限的人生旅程中，我到过遵义，去过延安，却没有去过上海的石库门，没有去过嘉兴的南湖，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到过西柏坡，但这不是我讲不好“扎西会议”的借口。

我决定先从延安说起。延安位于陕北，距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地不远，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边苦寒之地，却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中国共产党走到北京去执政前，曾在延安执政13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成长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巧合的是，数十年后，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度过了七年知青岁月，开启了他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之旅。

2020年冬天，我到延安去，不只是去看一看北国风光，看一看习近平同志出发的地方，更想领略和传承那里的红色基因。从杨家岭到枣园，从宝塔山到梁家河，那留有余温的的窑洞，中共七大会议会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延安学院的老师，王家坪前的情景教学，甚至“我是延安”客户端，都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延安精神。我给同事讲，我们威信的同志应该来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了解延安精神是怎样从西北的黄土地走向全中国全世界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扎西应该像延安一样，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国人民听，让大家都知道鲜为人知的“扎西会议”的故事。

我这样说是有底气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历史性转折的会议。遵义会议对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进行总结，彻底批判和否定了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撤销了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老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及指挥层。

不过，由于敌情所迫，遵义会议还没来得及研究解决党和红军遇到的诸多问题，直到 20天后，在云南省威信县境内召开“扎西会议”，很多决策才逐步得到落实。

遵义会议确定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那就是向北进军，从泸州或宜宾一带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月18日，3万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向川南挺进。但是，进展并不顺利。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到达赤水后受阻，中央纵队和红三军团到了土城，与国民党郭勋祺部发生激烈交火，双方伤亡甚大。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红军主力不得不一渡赤水，进入古蔺，在滇、川、黔交界处寻找新的战机。

当红一军团进攻叙永县城，中央纵队在石厢子短暂停留后，中央红军决定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扎西前进。“鸡鸣三省”位于滇、川、黔三省接合部，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区，那里山高林密，易于隐蔽。这是难得的喘息之机。当时，中央红军也有许多事情需要研究，如红军下一步的前进方向，红军应该以什么样的办法破解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怎样加强对红军各部队的指挥，怎样与苏区联系等，这些都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中央一系列高级别会议就这样在云南省扎西境内陆续召开了。

首先必须解决的是中央领导权的移交问题。遵义会议后，虽然解除了博古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但博古还没有把权力真正交出来，中共中央印章以及装着机密文件的挑子还在博古的手里，这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号施令的顺畅度。

2月5日，部队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今威信县水田镇）。晚上，中共中央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由洛甫（张闻天）任党的总书记，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迫于情势，博古不情愿地交出了标志着权力的挑子，在实际意义上完成了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交接，也标志着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真正完成。

2月6日至8日，中央直属纵队到了石坎大河滩的庄子上，在庄子上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在遵义会议上指定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决议》，并交由常委分别传达给部队。

2月9日至10日，中革军委到达威信县城扎西后，在江西会馆召开军团负责人以上干部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作出了几项重要的决定：一是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二是精简缩编中央红军，中央红军一、三、五、九军团由10个师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并对影响红军行军速度的辎重进行清理掩藏。三是讨论开创滇、川、黔苏区根据地，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扎西会议”召开期间，红军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在扎西老街、三桃铁炉、高田鱼井、石坎庄子上等地留下了大量红军标语，并在扎西扩红3000余人。对此，一直在昭通市委党校工作的陶永强老师，每一次都要讲讲“扎西会议”，每一次讲到“扎西会议”，他都会激动地唱起那首“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的红军歌谣，因为陶永强自小就生长在石坎的大河滩，那里是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方，红色的基因已深深烙在陶永强的心里，陶永强已经成为昭通讲好红色故事的先行者。他甚至把红军在水田花房子时吃过的洋芋命名为“乌蒙金丸”，与毛泽东《长征》一诗中的“乌蒙磅礴走泥丸”相映成趣。

1935年2月11日后，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回师黔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弄得晕头转向，红军则相机而动，重占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成功调出龙云的部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然后西进云南，威逼昆明，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彝区、爬雪山、过草地，于当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开辟了新纪元。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在四渡赤水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的战法，一度成为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这算是“扎西会议”的一大收获，丢下辎重与包袱，轻装上阵，是从扎西开始的。此后，红军的行动更为迅速，也为后来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全新战法，作战上不一味强攻硬打，而是结合实际，灵活机动地作战，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从“扎西会议”开始的，并一直影响着红军以及中国军队的建设。1936年3月，由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沿着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到了乌蒙山，在云南镇雄、彝良和贵州赫章一带打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乌蒙山回旋战，把“扎西会议”基本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实事求是的作风运用得十分熟练，游刃有余。后来，抗日战争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其精髓与要义也与“扎西会议”上确定和实施的策略有着重要的联系。

从进入水田到离开扎西，中央红军在扎西境内前后停留了6天，连续召开了三个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完成的任务。“扎西会议”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后来的岁月，党史专家们把“红色扎西，胜利起点”刻在了威信县的红色史册上。2020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并要求讲好“扎西会议”的故事。

作为一个从扎西红色沃土上走出来的威信人，我曾多次在水田花房子、石坎庄子上的大山里，重走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多次到高田、罗布乃至古宋的崇山峻岭中，寻觅当年云南游击支队继续把革命的火种传承下去的足迹；对“扎西会议”召开的情况也做到如数家珍，津津乐道，百说不厌，十分自豪。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作为“扎西会议”的召开地，革命老区威信县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又揭开了新的一页，他们把扎西老街打造为红色小镇，加大对“扎西会议”历史文物和革命遗迹的保护，正在规划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一个以传承党史、加强党性教育为使命的扎西干部学院正在崛起，从省到市，从市到县，从县到乡，人们争相传诵着红军长征与“扎西会议”的故事，红色扎西正成为云南乃至全国的又一张名片。

随着对“扎西会议”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当年的许多故事正越来越清晰，开始不断浮现出来。“扎西会议”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活教材，是激发老区人民不断奋发进取的源泉和力量，“扎西会议”的故事会越来越生动，会被更多的人知道与了解，甚至可以进入党性教育的教科书，成为各级干部学院讲述的内容，成为全国人民传承的红色基因，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精神动力。

让我们共同来讲好“扎西会议”的精彩故事，让扎西一步步从祖国大西南的群山之中走出去，走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昭通日报社记者 曹阜金/文 图片由威信县扎西纪念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