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振兴：在整合乡土资源中寻找“突围点”

记者：多个信息渠道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盐源镇在实施脱贫攻坚工作中，体现出乡村治理的理念。以温水村的实践来看，你们是怎样推动工作的？

汪继金：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中，温水村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显著的一点就是村民认可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村民对脱贫工作的理解和认同。这一结果，与解决“夹心层”问题的意识有关。我们知道，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脱贫攻坚政策的受益群体，只要我们公平的执行精准脱贫政策，就会得到这一群体的认可。另外一个群体，他们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时间里完成了资本积累，属于乡村先富起来的部分。而另外一个群体介于前两者之间，他们抵抗贫困风险的能力实际上是很弱的，比如一场疾病就会让他们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一群体。这就是所谓的“夹心层”。

温水村脱贫出列后，一是要面对脱贫效果的巩固，二是要面对乡村振兴的实施。“夹心层”这一群体将起到一定作用。因此，他们成为乡村治理的关键部分，在确保他们不走向贫困群体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心理上的变化。因为，这一群体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界，这一个边界一定程度造成两个群体的对立，而乡村治理的目的是实现乡村各种结构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为基本和关键。

所以，要多角度依赖系统解决“夹心层”问题，特别是心理失衡问题。包括思想教育、政策实施、公共服务等维度的措施，管控两极分化，让三个不同群体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成为乡村发展振兴的一部分，满足不同层次的利益诉求。比如在乡村兴起的文明超市，其开办的初衷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在运用的过程中并不限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这样不仅避免主观上的群体距离，而且也调动了所有村民参与乡村的共建共享。

记者：我们不否认，乡村发展中以经济条件为特征的不同群体的存在，治理的目的在于让不同群体经济趋同？

颜宏：短时间做不到。我刚到温水村时，这里的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心理失衡现象比较明显。因 此，我们要建立机制回答村民之问、解答村民之惑。比如说退耕还林，部分非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不清楚自己是否能享受这一政策，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家扶持政策的受益者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但实际上，他们也享受到一些政策的扶持，但众多优惠政策倾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现实，他们的疑问和不公平感就来了。所以，针对这一现象，温水村建立了第一村民小组长制度，由镇干部职工或村“两 委”干部任第一村民小组长，涉及相关工作板块人员任成员。这个团队做两件事：一是将自己身份和职责亮出来，二是深入农户一周一走访。亮出身份和职责让村民知道有问题该找谁，一周一走访在于解决一些隐藏的问题，公示这些问题的解决时限和结果。这种制度在乡村治理中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不漏管、不失控”，其目的和意义在于，它维护了治理者的公信，实现了三个群体的同化。

汪继金：乡村留守人员这一个群体也应得到关注。现阶段乡村经济发展得益于一部分村民选择外出务工，但他们的家庭成员留守在乡村，政策层面不能完全解决这些留守人员精神寄托方面的问题，这需要乡村干部用关爱补齐政策方面顾及不到的地方这一短板。一个村民家的情况令我记忆深刻，前几年，夫妻俩就外出务工，妻子工伤，获得一笔赔偿金。赔偿金用来盖起新房，可丈夫外出务工3年未归。一次走访农户，我看到这位工伤致残的妇女一脸忧郁，就安排村里一位能说会道的村民每天到她家串门，并联系上其在外读书的女儿，时常打电话回来安慰。不多久，等我再一次见到这位妇女时，会笑着打招呼了。

赵毅：乡村工作具体而复杂，从乡村治理的角度去思考，需要去做大量非常规的工作。比如民风转变，需要去解决群体之间的距离，消除意识之间的对立。

颜宏：解决乡村工作复杂性局面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解决乡村干部的公信力问题，乡村干部对涉及乡村工作的政策都应有所了解，不像县直部门工作人员，对某一领域的政策理解较为透彻，这就造成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能把政策讲透、讲明，以至于到了执行阶段就出现矛盾，让公信力降低。这就需要乡村干部加强学习，提高个人工作能力。其次是解决村民精神上的获得感问题，伴随精准脱贫工作的推进，村民“两不愁、三保障”得以逐一解决，但是，脱贫出列后怎么办？部分村民在担忧。鉴于此，我们把建档立卡贫困户和非建档立卡贫困户组织在一起，评选“脱贫攻坚示范户”，让村民认识到贫穷不是光荣的事，美好生活得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通过评选活动，温水村16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158户主动提出脱贫申请。最后是解决民风向上向善的问题……

记者：村级组织是一个行政网格里最小化的区间，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局势中，存在的形态包括思想意识都会发生异变，让民风向上向善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

颜宏：最大的问题还是村民思想意识问题，这个需要用时间去解决，但我们在随时间的推进寻找载体，让乡村有一种新的力量和方向。

赵毅：民风是唱出来的，我们把音响设备配发到村民小组，平时让会唱会跳的村民带领其他人学一下，到了节假日和农闲季节，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把村民聚集起来，让文化影响每一个村民的思想观念。民风也是抓出来的，所谓的抓其实就是服务。所以，温水村建立了“环境整治服务队、林产业服务队、精神文明服务队”3 支队伍，这 3 支队伍人员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退役军人构成，他们的年轻时代有梦想、有激情，现在就是通过他们把梦想和激情传递给每一个村民，通过服务改变乡村的风貌。

温水村是一个典型的山脊上的村庄，土地贫瘠，林业产业却有一定基础，但也面临提质增效改造。温水村“两委”邀请外地专家做提质增效技术指导，但效果并不理想。这时，一个叫王良聪的村民站出来了，这个土专家技术好，村民信他，于是由他成立林产业服务队，原来几个人的队伍发展到现在有50个人，他们不仅完成村里果林的提质增效任务，也接受邻近的盐津、大关一带的合作社和农户聘请，把业务进一步做大。

汪继金：通常情况下，服务一个村的人员结构大致分三部分，镇驻村工作组、村“两委”成员、驻村帮扶干部。其中村“两委”成员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本村人，清楚本村情况，薪酬待遇低。在乡村治理中，村“两委”成员发挥的作用特别大。我们发现，不同行政村之间的工作效果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村“两委”人员知识结构、文化结构和思想觉悟不同而造成的。因此，要把符合要求的人员引进村“两委”，则要尽力解决工资待遇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目前，我们在 8 个村采取了以下措施缓解了资金紧张问题。经过招投标在村实施的项目，村级介入管理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一事一议项目全部下沉到村，由村组织村级劳务队，收益归村级支配，这样既解决了经济困难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留守人员就近就业问题；村级加大有偿服务，如：饮水的管理、垃圾清运处理、果林修枝整形等的收费；进行招商引资，村级用土地入股分红。这些都算不上村级集体经济，但解决了村级经济收入问题，留住了许多想离职的村干部。

实际上，留住合格的村干部，我们更多寄希望于制度建设。

赵毅：对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我们在探索一种模式，一种村干部的活力与能力、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利用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即便目前还不成熟，但对于脱贫攻坚之后的乡村振兴是一种有益的思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没有时间门槛，提前介入很有必要。

记者：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以温水村为例，面对未来的乡村振兴，你们从治理方面该怎么入手？

汪继金：搭建一条城市通往乡村的路，这是一条人才和资本回归乡村的路，让一些拥有资本的人回到乡村，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梦想都能在乡村实现。

人才回归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痛点，由于城市的虹吸效应，一线城市吸引走了二三线城市的人，二三线城市又吸走了农村的人才和劳动力，导致农村的空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才回归更寄希望于营商环境的改变。首先，乡村应该有资源。其次，乡村应该有文化。再次，乡村也应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得先聚人，才能聚气，最终聚业。

颜宏：过去的几年，温水村都举办一年一度的“桑葚节”，吸引周边很多人前来观光采摘。这可以看成乡村旅游的发端，也可以看成乡村经济发展的模式，但是，这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产业链、品牌、渠道等都非常弱势。

汪继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发动机，我的理解是，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一产要三产化，三产二产化，将产品与品牌、渠道、市场融合，才能够增加产值。但是，对于村民来讲，要建立一个品牌营销出去很不现实，依靠村民本身完成一个品牌的塑造和推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最核心的环节——人才的回归。

基于这样的思考，第一，我们要将温水村的资源整合展示出来，首先是整合土地资源。乡村背后是土地，土地的上面是人，土地上的人生活得好不好，取决于土地有多大价值。因此，有必要将土地及土地上的附属物作为资产进行评估，与其他资本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在土地上创造大规模的财富。第二，重构乡村审美空间。温水村是乌蒙山贫困片区所有行政村中的一个，这是它的普遍性。但是，温水村有其地理位置、地形特点、风土人文、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这些带有审美的符号成为温水村的核心竞争力，但关键是我们怎样去推介。第三，建立机制完善措施，让城市里有情怀、有资本的人到温水来创业，在创业扶持、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创造的条件，不仅要让带着资本回归乡村的人找到“乡愁”寄托的地方，也要让他们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这是有别于城市打拼的投资选择。当我们把“乡愁”作为载体和桥梁，那些远离乡村的人，那些对乡村有情结的投资者，他们的注意力会转向乡村。因此，我们将会用最小的投资、最小的干预迎来乡村振兴的最大机遇。